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三个视角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以原子能技术、航天科技、电子计算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更加开放、互动的生活方式，新能源的出现，“机器换人”淘汰了大多数工厂的生产线，新的社区，完全不同的学校……人类社会生活进入到一个高度融合、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地点、方位、景观、 家园、城市等概念成为人类生活的核心概念。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理论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形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融合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思考空间问题，开始挑战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这一时期被称为“空间转向( spatial turn) ”。由此“空间”问题也成为自然科学、建筑工程学、地理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这种空间转向已经“深刻地改变当代世界的自然地理景观和批判理论的阐释性疆域”。
大卫·哈维无疑是这种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当地理学从计量革命转向空间科学之后，他的研究也开始展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广阔性。借助空间理论，他将研究视角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批判、人的发展，从而构建起解释世界的新框架。
一、空间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形象是一种历史理论，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们发挥的也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长期被压抑了。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阶级的产生和消亡，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因素。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历史”具有优先性。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曾从两个角度揭示了空间的意义。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内部所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空间体现为劳动时间在生产的物理环境中横向并列和扩张的可能性。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扩张过程中对空间的改变，例如通过地理大发现、资本的原始积累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空间结构。在大卫·哈维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不关心空间，只是在他们理论中并没有充分彰显空间的维度。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68风暴”的结束，由卢卡奇开启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左派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如何回应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幸存，重新理解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生存样态，就成为当代左派必须面临的首要问题。当然，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升华的，同样，这也表达了其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大卫·哈维作为当今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结合西方社会发展的新状况，借助西方文化、哲学的传统，独辟蹊径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维度，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对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发展功不可没。虽然大卫·哈维与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人一样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但他与他们也存在着不同，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批评更多地是从文化领域展开的。而大卫·哈维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性，是与众不同的。正如 Noel Castree 所说，大卫·哈维的研究主题、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主义分析领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思想反映和彰显了时代的气息，并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
Alex Callinicos曾在《大卫·哈维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的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四大特征。第一，大卫· 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建立在直接阅读马克思核心著作《资本论》的基础上的; 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忽视的内容是大卫·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即对空间维度的整合; 第三，对后现代主义的同情; 第四，对政治运动的心。笔者认为，Alex Callinicos 给予了大卫·哈维一个好的归纳。在他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即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走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许多评论家称 这一转变为“重要的逆转”，造成了“青年”哈维和“成熟时期”哈维的分裂 ，体现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失望与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奋。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倡导者，这与传统的区域描述地理学不同。传统地理学更多地是选择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和研究，而这种新“地理学”则在本体论方面强调世界是在空间的秩序中存在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则强调这个秩序是依据科学的方法理性地展现的，它以描述、解释甚至预测不同程度的空间格局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是发表于 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但是，在这本书发表之后不久，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式微。人文主义地理学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的一系列理论中最为成熟的理论，它反对逻辑实证主义排斥价值，单纯追求中立科学的做法，“地理学现代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与智慧，客观与主观，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大卫· 哈维逐渐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他看来，地理学不可能绝对中立，也绝不应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之中，它必然受到其他 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为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做好了准备。当然，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城市暴动，反对越战的运动，1968年的学生运动等等。“在这些混乱中，人们急切盼望某种政治和思想的指导。” 再如，1969年，哈维从布里斯托尔移居到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组建的地理学和环境工程系工作，这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科学家和环境科学家，并有着支持跨学科研究的良好氛围。同时，他还遇到了一群热衷于阅读马克思的学生和同事。这些历史契机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之路，并走上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艰辛之路( 这一阅读长达四十多年之久) 。对这段历史，他是如此描述的: “1971年以来，我每年( 只有一年除外) 都组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的小组或开设相关课程。尽管人们很有可能将此视为非常平凡的学院做法，但它却让我有机会按照时间序列来收集对这一特殊文本的珍贵反应。”他给予马克思主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将不同学科整合起来的能力。因此，大卫·哈维除系统地阅读《资本论》之外，他还阅读了森岛通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和保罗·斯威奇的《资本主义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1982年，他出版了《资本的限度》。正是这本著作使他实现了一个“惊人的跳跃” ，即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自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成为其空间理论的最显著视角。
整体而言，大卫· 哈维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和升级。
一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吸收借鉴了拉奎斯特( Yves Lacoste) 及其《希罗多德》杂志社同仁倡导的历史地理学，建设性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改造，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理解。历史一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佩里·安德森曾说: “历史研究对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翼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大卫· 哈维却发现了空间的重要性，发现了在当代社会中空间角度的穿透力，把空间批判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白和升级。“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补充地理视野，提出极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用意在于强调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空间、位置、环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观察社会时需要关注的核心性问题。”
二是重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直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马克思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地研究经济问题。但自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存在被误解、误读和忽视的趋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倾向更为严重，“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果马克思分析的中心是资本，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你不可能放弃这方面”。但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放弃了这个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而忽视马克思对经济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片面地把经济问题当作经济决定论来批判。但是大卫·哈维却在长年累月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谛; 与此同时，他借助地理学家的独特身份，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方式特征以及弹性生产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中，地方性的差异才体现为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他从空间角度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经济问题， 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建。
三是重建乌托邦。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乌托邦形式，即“辨证的乌托邦理想”，这是他对未来世界的设想，人与自然相互依存、更加和谐共处。这也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当然，他还提出，对自然与社会，人类应该肩负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总而言之，大卫· 哈维的最大功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空间范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本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同时，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蕴和内涵，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生长点和跨学科特征。他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适时地把空间融合到其中。当然还有一些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列斐伏尔、柯亨，但是他们只是发现了空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性，却没有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系统化和完整化。大卫·哈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结合自己的地理学背景，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提出了如城市、城市化、资本、全球化、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等理论，系统地将空间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镶嵌在一起。
二、空间理论与当代社会批判
大卫·哈维的著作包含着他对当代社会的关注、理解与反思。无论是早期的《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抑或是之后的《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简史》《资本之谜》《世界的逻辑》等著作，都深刻地围绕当代社会批 判这一主题。他运用空间来分析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分析和解读恰恰体现了批判理论所代表的一般性特征。
自《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以来，大卫· 哈维试图打破伦理与科学分析模式之间的对立，把正义、公正引入到地理学之中，实现了从为了思想而思想到为了实践而思想的转变。“理论和实践的挫折使得他超越道德自由主义，转向作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笔者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关照本性的最好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真正写照。如果要寻找一个词来归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那就是“批判”，尤其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有人甚至统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批判”。马克思曾经这样定义他最为看重的辩证法: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他看来，批判就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正如他所认为的，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批判实现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批判内含着对社会的分析。大卫·哈维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传统精神，借助空间范畴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如他在 2018年兰南基金会的一次访谈中谈到的，如果给他贴一个标签，那就是“反资本主义”，他提到，他之所以反资本主义，并不是他的基因出了问题或者说天生是个疯子，也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家庭或教育背景，他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清晰把握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他讲道，资本主义有内在的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个是对持续增长的追求，第二个是在面临环境问题时保持资本主义增长，第三个是普遍异化。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空间的角度给予回答。的确，当代社会最大的特征莫过于全球化和都市化。今天，全球化的发展正影响着当下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新格局从政治角度改变着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生存空间。同时，经济全球化及移动通信、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从客观上使空间日益缩小。正如大卫· 哈维所言，世界以“时空压缩”的形式迅速变小，世界以村落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现实变化使“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诗情画意在当今社会变得荡然无存、虚无缥缈。大卫·哈维从当代社会的空间问题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 一是从空间视角出发的批判理论。概括讲就是以空间视角为出发点，展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而细致的反思。他主要是从经济生活、后现代主义、政治解放三个层次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这条线索也体现了其学术发展的一条脉络。二是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空间进行批判性分析，这也是大卫·哈维的理论旨趣所在，这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理解。当今世界，空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形式展示出来，也为我们把握当代复杂的世界关系、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空间体现了一种人参与实践的复杂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这也是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必然，也是寻找“空间乌托邦”的意义所在。
空间理论还表现出强有力的当代解释力。“地理学想象”是大卫·哈维借助的主要工具，将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融合在一起，这也使得社会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阔，同时为反思社会理论本身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他试图禀承空间知识中由莱布尼茨、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所代表的辩证思维传统，在这种辩证思维 看来，空间或地理学想象不只是为社会理论增加了一个维度，更重要的是，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将会产生一种总体性效应，从而改变人们对社会理论实践的认知。
空间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是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加剧了我国城市空间格局的改变，城乡二元分化、过度都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大卫· 哈维对此也有专门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及中国问题。比如，在《世界的逻辑》一书的引言中，他就引用了一则来自中国的新闻: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统计测算，中国在 2011 － 2013 年消耗了 66. 51 亿吨水泥，竟超过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里 44. 05 亿吨的水泥消费总量。……中国如何用掉那么多水泥? 中国为何要用掉那么多水泥? 这又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果。” 哈维还详细分析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尤其是中国为了应对危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种不仅从空间上整合了中国经济，同时也加强了南北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大力度实现全球空间的整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解答。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新形势面前，从空间入手探讨各国不同社会发展问题已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大卫· 哈维的空间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总之，大卫·哈维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左派，借用朱津( Sharon Zukin) 在《资本的空间》的评论中所说的，这些有关近期的知识运动和政治战斗的睿智反思，说明了大卫·哈维为何会成为当代社会批判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强烈的知识独立与同等坚持的道德准则，阐明了他对社会正义的关切，主要涉及经济，但也延伸到每个领域。当今没有任何其他学者，曾针对资本重塑空间和时间的力量探究得这么深刻，也没有如此令人信服地主张将这些过程安置在一切社会思想的核心。
三、空间理论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不仅展示了历史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终结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表达了对未来没有希望的失望。世界已变成了庸人的世界，人类放弃了对世界的改造。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理解历史的未来发展，大卫· 哈维通过空间理论给予了我们答案。他不仅仅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提出了卓有建设性的解释，而且还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他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尤其是海氏关于人与时间的哲学论述，强调哲学必须关注人，关注人的存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索。大卫·哈维继承了存在主义重视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状况的观点，把对生活世界的观念与地理学语言联系在一起，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同时借助西方思想的丰富内涵，表达了理论所应实现的目的: 对人的关照。
在社会中生活的人，要实现理想抱负，获得尊严，首先必须承认人是集体中的人，不是孤立的原子，他既是社会的动物又是政治的动物。大卫· 哈维认同马克思的观点，“积极的政治学的任务就是要寻求社会关系的变革，充分承认政治行动的出发点依赖于实际的历史地理条件”。
如何才能体现人自身的价值，托马斯· 霍布斯的观点“人的价值就是他的价格”，然而在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存在鸿沟，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就是: 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与作为商品被劳动者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论述蕴含着政治寓意，劳动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着道德、社会、历史和地理情景。
大卫·哈维借助“争取最低工资的斗争”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以巴尔的摩这个城市为例，首先，资产阶级通过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员降低工资标准，而他们的工资又低于当地的官方最低工资，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增加劳动量，他们的身体常常处于疲惫状态。除此之外，他们在社 会中无法受到尊重，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孩子的教育也成问题。因此，由身体问题引发政治冲突，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它包括两个策略: 第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工人骨干，他们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 第二，全力以赴创造一个强大的各种力量的联盟以改变可变资本循环的基线。
因此，在 1984 年发表的《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 历史唯物主义宣言》一文中，大卫· 哈维提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人民地理学，它并不是基于虔诚的普世主义、观念和好的意图，而是为了反映人民的利益、声音及他们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和偏见。它忠实地反映了 20世纪变动的社会和物理景观中的竞争、斗争和合作的复杂性。
大卫·哈维对人自身的关照还体现在他对未来世界的构想中，即他的乌托邦设想中。这是与城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已经成为城市化的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的未来主要维系在城市化区域。21世纪城市生活的质量将决定文明自身的质量”。他把目光对准了城市，希望借助此来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城市是最好的空间样态，是空间问题由抽象到具体的最佳的可能性方案。人们创造城市的目的是更好、更舒适、更幸福地生活。他认为，一个城市要想表现出乌托邦的气质就必须具有自由的气氛，然而空间本身又具有焦虑和混乱的特质。“我们希望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关于人类可能性、我们需要谁，或者甚至更加贴切地说，我们不希望成为谁这样的一些计划”。因此，透过城市实现乌托邦计划，根本上就是把时间排除出去，构建一种“空间形态的乌托邦”，社会稳定下来，“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 。
爱德华·苏贾曾经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归结为三条道路: 第一条是根植于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化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这实质上是一场本体论方面的斗争，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第二条是直接依附于物质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或更具体地说，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第四次现代化”，这是紧随着二战后持续性经济繁荣结束之后所产生的最新一轮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空间重构活动。第三条道路是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变革、对现代性的经验性意义进行不断更新的界定、空间和时间的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笔者认为，大卫· 哈维的空间理论无论在阐释空间的社会维度方面，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关照，亦或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都体现了这三种路径的一种交汇，最终试图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
总而言之，在深入阅读大卫·哈维著作的过程中，会被一条逻辑线索深深地牵扯着: 空间批判建构源于生产方式和具此生产方式特征的社会关系，并影响着当下的文化生活，从而最终走向乌托邦的图景。如果说这条线 索向我们展示了大卫·哈维思维的全部路径，那么在这条路径中，真正可以感受到的是他对主体人当下生活的密切关注。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他研究问题的背景和核心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他不会脱离这个大前提而谈论什么。正是这种对时代、对人的密切关照和关注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解放旨趣和担当精神。
四、小结
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内核， 也是通过这三个维度，大卫·哈维实现了他构建理论、解释事实的目的，当然，这些解释可能不一定能完全说明很多问题，但不妨碍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思路。
虽然说，这三个视角是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核心，但是，这三个视角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共同构成他的空间理论的内核。大卫· 哈维曾经说过，他研究的视角从没有离开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他之所以维护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人比马克思更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他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隐藏着的空间维度，把空间与资本主义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批判。
大卫·哈维始终坚持: 地理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统一与融合，而不是相互无意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的理论的扬弃。
但是，不可否认，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过分强调空间的意义和价值。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内含着一个预设前提，即空间是被人类活动建构的。人在行为、观念、话语、文化过程中内在地建构着他的空间世界。但是空间是怎样被人类活动所建构的，他并不关注，他关注的是这个已经建构好了的空间世界，以及在这样的世界中人如何生活。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地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诊断，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如何“治疗”资本主义的良方，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实际的现实效应。
本文选自《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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