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美学与德国历史主义理论的关联性
德国古典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具体反映在对美学与文艺学、艺术学区别的反思过程中，要求借鉴德国古典美学的哲学特征，确立美学的学科独立性。但是，随着国内对德国古典美学哲学特征的不断反思，认为其无法适应诸如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审美关系，要求完全摈弃德国古典美学。实质上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否定反映了国内目前对美学学科特征研究的不足，在美学面对不同问题域和不同理论形态时，随意对美学理论进行修正，而这也最终导致了美学理论标准的丧失以及美学对现实阐释的失效。因此要加强美学理论的现实效力，必须回到其学科起源地——德国古典美学之中，从更广阔的精神文化入手考察德国古典美学与其他思想、理论间的关联，厘清在此过程中德国古典美学赋予美学学科的独立性和理论准则。而与之同时代的德国历史主义与德国古典美学间的理论互动提供了考察德国古典美学的新视角，在此视角下可以挖掘德国古典美学跨学科的理论特征，发现其在跨学科过程中以认识论为美学学科准则。通过对德国古典美学研究新路径的探析，可在德国古典美学逻辑上建构美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准则，使当下美学能够面对日新月异的审美对象和时代的挑战。
一
德国古典美学对中国美学影响至深，从王国维到当下的实践论美学，都从德国古典美学出发建构其美学体系并影响中国美学的发展。这种影响是中国美学在对德国古典美学积极和消极的误解、误评和误构的进程中展开的，因此在对待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态度上形成了诸多截然不同的声音，并且各自均能够在德国古典美学中找到理论支撑点。但是从美学的学科性这一层面考察，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则具有统一性，即认为德国古典美学所具有的哲学特征是美学学科有别于文艺学、艺术学的根基所在。对美学学科的这一理论反思和共识主要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艺美学热”，如朱立元认为:“两个多世纪来，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重点不断拓展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它仍然是一种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哲学探讨……‘非哲学的美学’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难以成立的概念。美学的哲学本性，任何时候都不可丧失。”与之相左的声音亦认为中国美学理论仍然属于“前美学”时期，究其原因就在于美学哲学性特征的缺失，“20世纪的中国美学仍处于‘前美学’阶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在哲学上失去了自己的层次格局。二、在研究对象上与文艺理论大体相当”。
对美学哲学特征的强调，影响了中国20世纪末至21世纪美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认知美学与实践论美学的辩论，到新感性、生命美学等理论的兴起，都无一例外地将论争的焦点和自身理论的建构根植于不同的哲学命题中。但是近年来，伴随着西方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环境生态美学的兴起，国内对德国古典美学进行了猛烈批判，要求走出德国古典美学，“我国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决定了德国古典美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而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实践论美学也暴露出诸多弊端，它们都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但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并未涉及对美学学科哲学性的否定，相反，其路径是试图以新美学哲学性质替代德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内涵。也正是这一理论思路使得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成为不可能，例如国内学者认为在环境、生态的审美视域中应该摈弃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论、知识论哲学特征，以存在主义的哲学特征支撑当代美学的发展。但是，正如叶秀山所述，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知识论”转向深化了对“存在”问题的思考，才得以让现代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又回归到存在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存在’不再满足于成为空洞无内容的抽象概念，而是要成为具有‘规定性’的哲学范畴。”并且，叶秀山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对存在的探究来源于审美感性的认识论特征:“存在的规定性不是来自存在本身，而是来自存在以外的因素，感性和知性。”简言之，只要秉持美学学科的哲学性质，想要越过德国古典美学在理论不具有可行性。
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反映了国内当前对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薄弱，梳理其批判的主要矛盾，对德国古典美学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对德国古典美学否定的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德国古典美学无法对现代或后现代形成理论联系，“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是适应西方现代化进程而建立的思想体系，而且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那么，在当代这样一个大众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后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盛行的社会，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是否仍然具有阐释效力呢?”
实质上，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回应了德国古典美学与现代性理论失联的误判，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现代化，其将德国古典美学与现代性问题勾连起来。而在这一路经中，马克思主义美学最核心的手段就是将美学与历史关联起来，因为审美现代性以及文化研究必须要介入历史的视域，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根基，“马克思的文学艺术见解是由一种总的历史哲学连接起来的”。
但是，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历史性问题研究却始终局限在文论领域，对其背后的哲学反思不够，这一研究模式显然无法真正探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与“美学的”标准的内容和价值。不过这种质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给出了重要的启示，即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现代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其继承的“美学与历史”的理论背景必然与德国古典美学具有连贯性，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化的路径重新审视德国古典美学即是一条新路径，例如张政文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野下断定:“德国古典美学带来了两种价值:其一，审美的历史化。把审美活动理解为生活的历史，意味着审美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审美本身也就构成了历史的逻辑。”
综上所述，只要坚持美学学科的哲学性特征就无法否定德国古典美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介可以将德国古典美学与现代性相融合，从而使德国古典美学对现实具有阐释力。而在这一研究路径中，美学与历史的关联问题成为研究德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新视角，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视角是基于西方美学史理论生成过程之中的。
二
对美学与历史的哲学反思是德国古典美学得以与现代性关联的重要路径，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被美学界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该问题的研究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土壤，即美学研究还未发现美学与历史问题关联的意义以及有力的理论支撑。相反，在西方历史哲学领域中，对美学与历史的哲学反思是其理论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使对德国古典美学历史与美学问题的研究具有可行性和独立性，在此有必要简述西方历史哲学对于此问题的研究概况，并阐释其不能代替美学领域对美学与历史问题研究的原因。
西方历史哲学对美学与历史关联性研究是在历史哲学语言学、叙事学转向的背景中展开的，在这一背景中，西方历史哲学开始探究艺术、美学与历史认知和历史叙述之间的关联，其集大成者为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的叙述本身才是人类存在的特征，而历史叙述的过程就是文学的过程，“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怀特进而将历史分为了浪漫式的、悲剧式的、喜剧式的和讽刺式的四种类型。需要注意的是，怀特认为并非世界本身就是浪漫、悲剧和喜剧及讽刺的，而只有面对历史的考察和阐释时才具有这四种类型，因为历史作为构成物受到阐释技巧的影响，而这些阐释技巧与历史共同反映了人类的存在。由此，怀特认为:“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
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对文学理论研究具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大卫·戴维斯在2012年美国美学年会发言 (Fictional Utterance，Fictional Narratives，and Fictional Works)中认为:“文学作品叙述中所包含的非现实性叙述的合理性在于，它们包含了当下人们存在所希望和想要相信的实在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则基于一种历史性的叙述和对历史的重新建构，由此文学作品中的非现实叙述了获得现实的阐释。”可以看出，大卫·戴维斯认为文学叙述需要纳入历史因素才可使其获得现实性的认可，而此种观点可看作是海登·怀特理论在文论中运用。
海登·怀特对历史与美学的探讨并未在历史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其原因在于:“历史哲学将文学理论植入历史学研究中，将历史变为文学的一部分和文学评论的背景，当然历史哲学的这种研究路径也破坏了历史学的科学基础。”作为对海登·怀特理论的矫正，安克斯密特认为怀特的理论“完全排除了对史学文本与过去间关系的认识论探讨的可能性。这样，我们不能指望怀特的史学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某一文本比其他文本更忠实于过去实在这样的认识论问题”。简言之，安克斯密特认为怀特的理论落入了文学的领域，缺乏深入的哲学分析。由此，安克斯密特试图在美学与历史思维之间建构一套内在关联模式，他的历史表现理论借用美学意义上的“表现”学说，认为表现是让一物替代某一物出场，表现更加接近事物的本体，并将事物与事物之间联系起来，而历史叙述则应采取此种美学意义上的表现方式。并且，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所面对的过去的经验和过去本身是同时产生的，即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客体的保证，要从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发现描述历史，就必须借助审美的认识方式，进行主客体交融的认识模式。最终，安克斯密特论断到“美学将为我们提供把史学从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双重威胁中解救出来的手段。”
安克斯密特对怀特理论的矫正表明了在文论视野中对美学与历史内在逻辑探究的局限性，但是安氏在历史哲学层面上对美学的反思实质上并非是美学的，例如他认为美学超越主客二分的属性先于认识论存在，消除了历史认知主客体的沟壑，将美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美学最终决定着解释学，从而，美学再次优先于解释学或历史理论。”其将美学天然地独立于认识论或剥夺其认知属性，其本身就是对美学史的忽视，正如扎米特对其历史表现论所批判那样，认为表现在安克斯密特所界定的美学维度之外亦有认知的功能性。简言之，安克斯密特的美学成为了历史哲学自身的理论假设。
综上所述，历史哲学对美学与历史关系的讨论从文论领域扩展到了哲学层面的反思，但是其并未遵循美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这种研究模式根本不能替代美学领域中对历史问题的探讨，相反，它提供了一种警示，即美学与历史哲学跨学科研究中，一定要厘清各自理论的发展路径和找到各自理论的边界特征，而德国古典美学与德国历史主义的关联则为我们提供两个学科交融的理论事实。
三
西方历史哲学在对美学与历史理论关联研究时，都无一例外地将这一关联的源头置于德国历史主义中。从历史学发展史看，德国历史主义为历史学的学科专业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历史哲学发展史看，德国历史主义处于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对过去认识的可能性为研究核心)的源头，为20世纪历史哲学的转向提供了理论源泉。因此，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研究都不可回避德国历史主义理论。而德国历史主义理论亦和德国古典美学交织在一起，如历史主义一词最早是记载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论语文学”的一本笔记中的，而首位真正表述历史主义思想的则通常被认为是赫尔德。正是因为德国古典美学、德国历史主义和历史哲学的此种关联，美学与历史的问题始终没有脱离当代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围。
但是如上所述，历史哲学关于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并未尊重美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并且其对德国历史主义的研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定义亦混乱不堪。尤其是在历史主义后期，其呈现出的历史相对主义直接危及了历史学科的根基，进而招致历史学界的普遍抵制，这一过程也带动了历史学领域中美学理论的否定。
历史哲学对德国历史主义中美学思想的误读实质上反映了美学学科自身标准的缺失，美学理论在历史哲学领域被随意剪裁置入超认识论、反本质主义等理论背景中。历史哲学的这一学术路径折射了对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不足，也为当前德国古典美学提供了新方向，即从德国古典美学中找寻美学学科性的真正内核所在，这一工作并不能局限在美学学科内部，而应该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理论关联出发。而与德国古典美学共处同一背景中、并对德国古典美学进行理论互动的德国历史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研究对象，通过两者间的关联性研究可以厘清德国古典美学的两大美学学科特征:
第一，德国古典美学与德国历史主义相互联动的过程展现了美学的跨学科性特征。这一特征显现在德国历史主义对德国古典美学运用的连贯性上，例如早期德国历史主义者赫尔德从美学的“情感——感官”模式出发，构建历史主义重要的方法论——同情理论。在这一过程中，赫尔德始终坚持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性地位，并始终尊重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进程。他认为情感是人性的核心部分，真正美应该以人类情感为基础，并且以感官为源头才能显现出人类的情感。进而他将这一美学思想运用到人类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类语言的起源就是将自己的感官与情感结合在一起的过程，紧接着，赫尔德又确立了诗歌语言的基础性地位，断定诗歌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触及每个不同种族文化的精神，“个民族以其自身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其思想由其言说的方式所决定”。并最终构建了历史主义理论的核心，即对历史个体的尊重和在特定历史中理解特定的民族精神。
可以看到，赫尔德在历史主义同情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既坚持了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进程，又坚持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哲学特征(如赫尔德的同情理论与济慈、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英法同情理论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人之外的动物没有同情的能力，而以赫尔德则认为人之外的事物也都具有这一能力，这一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同情超越了文学欣赏的领域，使之成为具有建构整体世界的理论)。从赫尔德的例子可以看到，德国历史主义理论与德国古典美学具有内在的理论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本质在于坚持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特征和发展逻辑。
由此，重新审视德国古典美学的跨学科性是当前研究的新方向之一，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理解康德对鲍姆嘉通将美作为固定科学规则的批判，“即把美的批评性评判纳入到理性原则之下来，并把这种评判的规则上升为科学。然而这种努力是白费力气。”以及理解反思判断力没有自身领地的原因，最终真正理解文德尔班将美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精神核心的出发点，“无论在实质上或在形式上，美学原则都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在这一研究中更为关键的是，要厘清德国古典美学在同历史主义关联的同时，其保持学科独立性的准则。
第二，同样通过德国历史主义这一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德国古典美学在跨学科过程中所秉持的认识论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德国古典美学保持了其学科的独立地位。在当代国内美学研究中，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论特征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认为其设置的主客体认识模式阻碍了审美活动的发生。以国内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为例，两者在否定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上始终保持着一致。如生命美学认为:“西方现、当代美学开始尝试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这正是生命美学在西方的诞生。”而当生命美学以此攻击实践论美学时，实践论美学则认为:“实践本体论，它的最大理论品格和逻辑指向是取消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
但是，从德国历史主义视角出发可以看到，正是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论特征使其理论得以被建构。德国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试图建立符合理性发展的历史科学”，其任务是“不是说要将历史变成一门科学，而是要找寻让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即关于历史知识是否可能?历史与艺术的关系如何?是否存在客观的历史?”可以看到，德国历史主义以认识论为其根基，而对此根基的构建又是以德国古典美学为基础的。例如兰克在清理批判传统历史进步观念时，就借用艺术作为案例，使人以对艺术的直接感知认识批判这些观念。而在具体的历史认知结构上，兰克认为:“一种理想的历史将如同诗歌那样，在有限之中表达无限”。
德国历史主义对德国古典美学认识论特征的吸收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德国古典美学的认识论属性，在美学认识论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德国历史主义认为在一切都被历史化的语境中，审美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实质上被相互的消融掉，因为历史的客体不是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对象，对历史客体的感知是与主体同时发生的，进而认识的客体最终被建立在主体之上。从历史主义的这一思路出发研究德国古典美学，可以看到德国古典美学的历程就是不断弥合主客分裂的过程，而这一矛盾最终也只能在历史意识之中才得以和解。
综上所述，德国古典美学与德国历史主义理论关联过程中，显示了德国古典美学跨学科的性质，凸显了德国古典美学跨学科标准是对认识属性的坚持，这都为当下美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动力。并且，这一理论联动还为当下德国古典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一是对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历史思维进行梳理，可以彰显德国古典美学对历史意识建构的理论特征。德国历史主义之所以能够与德国古典美学形成理论同谋，不仅在于美学的跨学科性，更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古典美学在对启蒙主义抽象实体概念否定的过程中，通过个体对现实实在经验的把握建构了历史性。这一论断在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中亦具有理论证据，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无一例外地都对历史哲学进行了建构，传统的历史哲学领域认为他们的历史哲学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其特征是假设了历史中存在着不变的本质，并认为哲学思想与德国历史主义大相径庭，进而拒绝在这些理论中寻找历史与美学的联系。因此，从德国古典美学自身逻辑出发，探究其蕴含的历史意识将成为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新路径，并且，通过对美学思维与历史思维的探究，可为当前美学史、艺术史理论提供新视角。
二是在历史性的基础上梳理德国古典美学与文化的关联，追寻审美文化的理论根基。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论目的之一是对德国民族精神文化的建构，这一建构的理论核心在于其认识论，如李凯尔特所论断，历史成为一门文化的科学(cultural science)发生在德国历史主义的进程中，它首先以康德对知性和理性、对自然科学与神学的划界为前提，以黑格尔将人类思想基于历史考察的思维为基础，开启了德国历史主义作为文化科学的认识论道路。简言之，在认识论基础上，历史得以成为文化构成的部分。德国历史主义这一特征对德国古典美学具有重要启示，即德国古典美学作为认识论，其必然也应能够成为文化的内在构成部分。这一思路就能解释在德国古典美学中，以无功利为特征的美学思想总是功利性地关注人类文化进程发展、甚至审美王国政治诉求的原因，因为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历史性基础上，美学必然是文化构筑的部分。简言之，在德国历史主义研究启发下，就需要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研究德国古典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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