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丨文明的调停者

全球化首先是由经济或物质生活带动的。我不大赞成有些人所说，是美帝国主义政治文化的侵略之类的理论。全球化之所以不能抗拒或“大势所趋”，不在于超级大国或跨国公司如何阴险毒辣和厉害，当然也有这些因素，但主要在于全球化能令大多数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因为全球化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连在一起的，现代化使大多数人的整体生活素质有所提高。尽管它也迅速地和极大地造成了贫富悬殊和各种异化，但两相比较，前者毕竟还是主要的。二十年来的中国情况就是如此。

我经常举欧盟的例子。欧洲本来是非常多事的地方，两次世界大战是在那个地方开始的，马克思号召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指的也是那个地方。但是一百多年后，资产阶级、管理科研人才、知识分子却联合起来，排除了语言、文字、文化、宗教种种歧异和矛盾，通过全民投票，实现了经济上的多元统一，十分了不起。可见，历史的前进、社会的推动，不是靠革命，而是靠不断的改良。领导前进的也不是群众，而恰恰是知识阶层和资产阶级。

当然，历史总是在悲剧中行进，任何进步，总带来很多负面因素，如道德堕落，“人心不古”，如自然环境的破坏。物质生活的趋同，也带来精神生活的趋同，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将有所丧失，汉堡包、牛仔裤、迪斯科、好莱坞无处不有，电影压倒戏曲，流行音乐胜过古典音乐，如此等等。当然也不会全部丧失，特别是深层的东西，相反，它可以在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创新，以保持自己的特色。

例如，中国没有像犹太、基督或伊斯兰那样的宗教，便是这种文化的深层特色。中国的神明是非常世俗的，关帝、妈祖等等都是由人而神的，没有那种唯我独尊超验的绝对权威性。中国宗教信仰着眼于现世的幸福，求神拜佛是为了家宅平安、消灾祛病，不只是拯救灵魂。对死后的期望，也是希望跟现世一样，从远古的明器到今天的冥钞，都希望死者仍能享受人间的生活。孔子不是神，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唐代佛教地位很高，孔子在佛陀之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像上帝或安拉、基督或先知，不可以降低一点地位。中国有烈士，有许多志士仁人慷慨捐躯、为民喋血，但大概很难有为关帝或孔子去自杀献身的，也许中国人过分讲求实际效用了。但不僵硬地执着于非理性的特定信仰，乃是中华文明一大优点。

有学者说，中国要现代化，非要学习基督教不可；也有学者说，要有伊斯兰教的殉教精神。我以为恰恰相反。注重现世生活、历史经验的中国深层文化特色，在缓和、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在调停执着于一神教义的各宗教、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也许能起某种积极作用。所以我曾说，与亨廷顿所说相反，中国文明也许能担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中的调停者。当然，这要到未来中国文化的物质力量有了巨大成长之后。

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变通性和坚韧性，很注重人的主动性。天地人三才，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这在许多宗教是不可思议的，人怎么可以做上帝的事情呢？中国人很勤快，强调坚持不懈的韧性奋斗，即使在逆境中也相信只要努力，便可“时来运转”。所以重视经验的合理性，不依靠和强调超验的上帝或先验的理性，历史意识非常强。我想这种种深层文化的东西，应好好了解，对优劣做一些分析，对中国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是很好的思想资源，而且未来也能在全球化的国际文明中起某种作用。例如中国文化中的阴阳观念，既不同于波斯誓不两立的明暗、善恶，也不同于西方的对立、冲突，它强调的是矛盾互补。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很高，另方面又非常尊重甚至崇拜自然，并不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恰好是从神至高无上、以神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今天，将中国深层文化的这些观念应用到现实层面，例如在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的问题上，在对待贫富分化问题上，等等，都非常有用。

又如全球化问题，既为大势所趋，便应积极对待，但又要允许反对声音充分表达，以有益于及时处理各种危机和问题，允许两种力量、两种意见并存，做良好的互动，通过“度的艺术”取得平衡，以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不是依靠绝对的神明、先验的理性，而是从具体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合理性，即实用理性。它如能渗透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便可以使中国在物质生产以及文化发展上不必步西方的后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进而影响全世界。

（原载《明报月刊》200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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