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丨于政治至关重要的激情
我对政治理论的探讨将从这个主题开始，因为我认为当代大多数关于政治和政治理论的讨论都没有充分考虑心理因素。经济现象、人口统计数据、宪政组织等都已被详尽地阐述，要知道朝鲜战争爆发时韩国有多少人、朝鲜又有多少人毫不困难。如果你查对了书，你就能确定双方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军队规模有多大。可是，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朝鲜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一个朝鲜人和一个韩国人之间是否存在什么明显区别；想知道他们各自的人生追求，有什么不满、希望或者恐惧；概括来讲，就是“支撑他们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那么你就算翻遍工具书也是枉然。所以，你无法看出韩国人是热烈欢迎联合国机构的到来，还是宁愿跟北方的亲人统一。你也猜不出他们是否愿意放弃土地改革来换取投票权，在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政客中选出领导人。这样的问题一再被身居遥远首都的政要们忽略，令人失望。如果政治要变得科学一点，如果不想让事情常常出乎人们意料，我们的政治学思考必须要更加深入地洞察人类行为的源头。饥饿对于人们的口号究竟有多大影响？两者的效力将如何随着你饮食中的卡路里上下波动？如果一个人给你民主，另一个人给你一袋粮食，那么饿到什么程度你才会选择粮食而不是选举权？这样的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让我们暂且忘了朝鲜人，探讨一下人类吧。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欲望或者冲动驱使的。一些极为热心的道德家提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谬论，说为了责任和道德原则而抵制欲望是可能做到的。我称此为谬论，并不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是出于责任感行事，而是因为除非此人渴望做个尽职尽责的人，否则责任对他毫无影响。如果你想要知道人们会做什么，那么你必须不仅知道（或者主要是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还要知道他们的整个欲望体系及其相对优势。
有些欲望尽管非常强大，通常却并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多数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渴望结婚，但一般说来，他们不必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可以实现。当然也有例外，强掳萨宾妇女(1)这个例子刚好能说明问题。开发澳大利亚北部的进程曾一度严重受阻，就因为本该好好干活的一帮男人血气方刚，受不了没有女伴的光棍生活。不过，这类例子并不常见，男女之情一般对政治没有多大影响。
具有政治意义的愿望可以分为两组：首要的和次要的。前者包括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处和衣服。当这些东西变得非常匮乏时，人们为了获取它们会竭尽全力或者不惜一切代价地诉诸暴力。据研究早期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生们说，基于四个彼此独立的因素，阿拉伯半岛的旱灾使得百姓如潮水一般涌入周边地区，并带去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影响。其中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日耳曼部落从俄国南部逐渐扩张到英格兰，又从那里去了旧金山，也是出于类似动机。无疑，对食物的渴望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主要起因之一。
而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有一些欲望可以说是需索无度的，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即使进了天堂里也不会罢手。蟒蛇饱食一餐后会睡觉，等到需要再次进食时才会醒过来。大部分人类并不像这样。阿拉伯人本来过着吃几个椰枣就能果腹的简朴生活，可是当他们获得了东罗马帝国的财富，住进无比奢华的宫殿时，并没有因为以前的节俭习惯就变得束手束脚。饥饿不再是一个动机，因为只要他们稍稍点个头，希腊奴隶就立刻会端上精致的菜肴。让他们活跃起来的欲望，具体说来有四种，我们可以称为贪得无厌、争强好胜、虚荣心和权欲心。
我想，贪得无厌这样一种动机，即希望尽可能占有更多物品或者物品的所有权，其源头是恐惧与对生活必需品的渴望交织在一起的某种东西。我曾经遇到过两个来自爱沙尼亚的小姑娘，她们差点儿在一场大饥荒中饿死。住进我家之后，她们原本不应为食物发愁，可是她们一有空就去邻居的田里偷土豆，然后贮存起来。洛克菲勒幼年时过过穷日子，成年后仍然维持节俭的生活。同样，坐在拜占庭丝质长沙发椅上的阿拉伯酋长也不会忘记沙漠，即便他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生理需求的内容。然而，不管心理学怎么解读贪得无厌，谁也不能否认它是重要动机之一，特别是对于有权势者而言，正如我前面所说，它是永无止境的动机之一。无论你拥有多少，你总是希望获得更多。满足就像是个梦，永远让人可望而不可及。
尽管贪得无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但是在征服饥饿之后还剩余的动机中，它却绝非最强大的一个。争强好胜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动机。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上，各个朝代一再发生惨剧，因为苏丹不同妻妾生下的儿子们各执己见，从而引发内战，导致生灵涂炭。类似事情在现代欧洲也时有发生。英国政府极为不智地准许德国皇帝(2)出席斯皮特海德的海军检阅仪式，这时候皇帝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并不是我们想要他有的那种，而是“我一定得拥有一支海军，和外祖母的一样棒”。我们此后的一切麻烦都来自这个想法。如果人们总是贪得无厌甚于争强好胜，那么大家的日子会比现在好过一点。可事实是，很多人只要能确保完全毁灭自己的对手，哪怕自己陷入穷困也乐意。因而有了今天的税制。
虚荣心也是一种威力巨大的动机。经常和儿童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孩子是如何一边不停地做着怪动作，一边说“看我的”。“看我的”是人们内心最基本的欲望之一，它可以表现为无数种形式，从逗人一乐到追求身后的不朽声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有位不受重视的王子，在他奄奄一息之际，牧师问他这辈子有什么要忏悔的。“是的，”他说，“是有这么件事。有一次皇帝和教皇同时来访，我把他们领到我家的塔顶去看风景，可是我错过了把他们一齐推下去的机会。要是这么干了，我就会名垂青史。”至于牧师是否免除了他的罪，历史没有相关记载。虚荣的麻烦之一在于，它会随着获得的满足而不停增长。人们谈论你越多，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被判死刑的杀人犯在获准观看有关其案件的新闻报道时，如果发现哪家报道得不够翔实，就会大为恼怒。而且，报道此案的报刊越多，他对不够翔实的那家的恼怒就越甚。政客和文人也是一样。他们越是有名，有关他们的新闻报道就越难令他们满足。下至3岁小孩，上至皱皱眉头世界就要为之颤抖的君王，虚荣心对于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怎么描述都不算过分。人类甚至大不敬地认为神也有这样的欲望，并想象着神也渴望不断被人赞美。
可是，尽管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各种动机影响巨大，还有一种动机比它们更甚。我指的是权欲心。权欲和虚荣一脉相承，但并不是一回事。虚荣心需要荣耀去满足，没有权力而有荣耀是很容易做到的。在美国最为荣耀的人是电影明星，可是声名狼籍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3)一下子就把他们打回了原形。在英国，国王比首相更为尊贵，可是首相比国王更有实权。很多人宁愿荣耀加身而不是权力在握，可是若论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力，总体说来，他们远不如那些更看重权力而不是荣耀的人。1814年，布吕歇尔(4)看到拿破仑的皇宫后说：“他莫非是个大傻瓜，拥有了这一切还不够，还想要莫斯科！”拿破仑肯定不会没有虚荣心，如果不得不二选一的话，他更愿意要权力。这种选择在布吕歇尔看来很愚蠢。权力与虚荣一样，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只有无所不能的权力才能完全满足它。事实上，精力旺盛的人尤其容易染上这种恶习，权欲的偶尔实现与权欲发生的频率完全不成比例。确实，到目前为止，权欲心是大人物最强大的人生动力。
拥有权力越久，权欲心就会越甚；芝麻小权如此，专制君权亦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幸福日子里，富家女子可以仆从成群，她们于家庭事务上行使权力所得到的乐趣会随着年纪稳步增加。贵族政权也是这样，随着当权者不断体会到权力赋予的快乐，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专横。凌驾他人的权力会在强迫他人做不愿做的事情时得到彰显，因而权欲熏心的人更愿意把痛苦加之于人，而不是允许人们得到快乐。如果你以某个正当理由向你的老板请假，拒绝你比答应你更能让他感觉自己大权在握。如果你申请建筑许可证，显然说“不”比说“行”更能让管事的小官员感到愉悦。正是这类情形使得权欲心变成了如此危险的一种动机。
但是，权欲心也有可取之处。我认为，对知识的追求主要是受权欲的驱使，于是才有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上也是如此，改革者可能与暴君有着同样的权欲。对权欲作为一个动机全盘否定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动机会引导你做出有益之事或有害之事，取决于社会制度以及你的个人能力。如果这个人拥有理论能力或者实践能力，那么他会对知识或者技术有所贡献，一般说来，他的行为会是有益的。如果你是个政治家，那么你可能会受到权欲的驱使，但通常权欲心会融入你想成就某件大事的愿望中，出于某种原因，你更喜欢这种现状。比如像阿尔西比亚德斯(5)这样的名将可能并不在意为谁打仗，而大多数的将军更愿意为祖国效力。可见，除了权欲之外，还有其他动机。政客可能是墙头草，总是哪边选民多就站在哪边，但大多数政客会在两党中有所偏向，并使自己的权欲心服从这一选择。在形形色色的人身上会看到近乎纯粹的权欲心。一类是善于把握机遇的军人，拿破仑就是个完美的例子。我认为，拿破仑选择法国而非科西嘉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可是如果他选择在科西嘉称帝，他就不会成为一代伟人，像他假装自己是法国人之后那样功业煊赫。(6)然而，这类人物算不上无懈可击的例子，因为他们也从虚荣之中获取了巨大的满足。最好的例子非幕后操纵者莫属——这类掌权者一向藏在帝王宝座的背后，不为人知。“这些傀儡哪里知道究竟是谁在幕后发号施令啊！”只要一想到这些，他们就暗自沾沾自喜。荷尔斯泰因男爵，从1890年到1906年一直控制着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他把那种对权力的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住在贫民窟里，从不在上流社会露面；对皇帝也避而不见，唯有一次实在拗不过皇帝的再三请求才见了；他婉拒宫廷活动的一切邀请，理由是没有去这种场合的礼服。可是，他刺探到的秘密使他能够胁迫总理大臣以及皇帝的许多近臣。他要挟这些人并不是为了获取财富、名声，或者其他任何显而易见的好处，而仅仅是为了迫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如他所愿。东方国家里，这样的人在宦官当中并不少见。
现在，我来谈谈其他动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没有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动机那么重要，但仍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首先是追求刺激。人类比动物优越之处表现在他们会感到厌倦，尽管在观察动物园里的猿类时，我有时会想它们或许也有这种厌倦情绪的萌芽。无论如何，经验还是证明了摆脱厌倦是几乎所有人类真正的强烈欲望之一。当白人最初和某个未开化的野蛮民族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向后者提供了各种恩惠，从福音书的教诲到南瓜饼。然而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大多数野蛮人接受这一切的时候无动于衷。在我们带给他们的礼物当中，他们真正看重的是醉人的烈酒，这些酒让他们平生第一次在短暂瞬间产生了幻觉，感觉活着比死了好。红种印第安人在还没有受到白人影响时，就学会了抽白人的烟斗，他们抽起来不像我们这般平静，而是一通狂吸，竟至昏了过去。当尼古丁造成的刺激消失后，一位爱国演说家就会鼓动他们去攻击邻近的一个部落，这么做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就像我们（这一点因脾性而异）从赛马或者大选中获得的那种快乐。赌博的快乐几乎完全来自追求刺激。于克神父(7)如此描写冬天聚集在长城上的中国商人：豪赌，直至输光所有现金，然后输光所有货物，最后输光全身衣服，赤身裸体，冻死街头。我认为，文明人和原始的红种印第安人一样，主要都是追求刺激，正是这种心理使得老百姓在战争爆发时一片鼓掌欢呼；这种感觉和看足球赛的感觉完全一样，只不过其后果有时候要稍稍严重一些。
要确定追求刺激的心理根源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心智构造是与人类靠狩猎为生的阶段相适应的。那时候，一个男人带着非常原始的武器，花上整整一天去追踪一头鹿，希望饱餐一顿，然后在傍晚成功地把死鹿拖回自己的洞穴，带着疲倦心满意足地躺下。他的妻子收拾鹿肉，烧熟；他昏昏欲睡，骨头酸痛；肉香充溢着他意识的每个角落。最终，在一顿饱餐之后，他酣然入睡。在这样一种生活当中，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感到厌倦。可是当他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并让妻子干田里的一切重活以后，他便有时间顾及人生的虚荣，编创出种种神话和哲学体系，梦想来世会永远在瓦尔哈拉(8)捕猎野猪。我们的心智构造是适合重体力劳动的生活方式的。年轻时，我总是在假日里徒步旅行，一天走25英里，夜幕降临时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帮我摆脱厌倦，因为坐下来的喜悦已经足够了。但现代生活不可能按照这些需要耗费体力的方式进行。大量的工作都是坐着干的，绝大部分体力活只活动几块特定的肌肉。当伦敦人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对政府决定让他们去送死的声明长时间高声欢呼时，如果那天他们都走了25英里的话，他们就不会有这番举动。可惜，这种医治好战症的方法是不现实的，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也许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就必须找到其他方式，以获得一条无害的途径去发泄富余的体力，后者正是导致他们去追求刺激的罪魁。在这件事上，无论是道德家还是社会改革家都考虑得太少了。社会改革家认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而道德家对所有允许存在的发泄追求刺激的欲望的途径都极为担心，不过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罪恶。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自己耳朵的话，舞厅、电影院、这个爵士乐时代，无不是通向地狱的入口，我们最好在家闭门思过。我发现自己无法完全认同发出这些警告的那些正人君子。魔鬼有很多形式，有的旨在欺骗年轻人，有的旨在欺骗年长者和严肃的人。如果是魔鬼在诱惑年轻人耽于享乐，难道不会是同一个魔鬼在劝说老人谴责年轻人享乐吗？谴责难道不会是一种只适合于老年人的刺激形式吗？难道它不会是一种毒品，像鸦片一样，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产生想要的效果？从谴责电影院的邪恶开始，我们被一步步引导去谴责对立的政党、南欧佬、意大利佬、亚洲佬，简而言之，除了自己所在团体的成员之外的每个人，这难道不让人害怕吗？当这样的谴责散布开来，战争就会爆发。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战争是从舞厅开始的。
追求刺激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的许多形式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在沉溺于酒精或者赌博的人那里，它是毁灭性的。当它以暴民暴乱的形式出现时，它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当它引发战争时，它是具有毁灭性的。寻求刺激是如此强烈的一种需要，如果身边没有无害的发泄途径，那它一定会找到这类有害的途径来发泄。现在，只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体育运动和政治活动中就能找到一些无害的发泄途径。可是这些还不够，尤其是政治活动，它最具刺激性，危害也最大。文明生活已经完全驯化了，如果要使之稳定，就必须为我们远祖从狩猎中得到满足的那种冲动提供无害的发泄途径。在人少兔多的澳大利亚，我看见老百姓熟练地屠杀了几千只兔子，他们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来满足原始的冲动。但是在伦敦或纽约，人多兔少，必须找到别的方式来满足原始的冲动。我觉得，每座大城市都应该有人造瀑布，使人们可以乘坐不结实的独木舟从瀑布上冲下来；还应该有一些游泳池，里面布满了机械鲨鱼。一旦发现谁鼓吹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就应该判他每天跟这些制作逼真的怪物共处2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应该把体罚作为对追求刺激的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发泄途径。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能比灵光乍现的发现或者发明更让人兴奋，能够经历这样时刻的人比我们有时候以为的要多得多。
有两种紧密联系的激情与许多其他的政治动机交织在一起，很遗憾，这两种激情就是恐惧和仇恨，而且很容易在人身上产生。我们恨自己惧怕的东西是很正常的，而我们恨的东西通常（但并不总是如此）又会让我们惧怕。我认为这可能在原始社会很常见：那时候的人对任何不熟悉的东西都会又怕又恨。他们有自己的部落，最初规模很小。在一个部落内，除非有某种特定理由引起的敌意，否则所有人都是朋友。其他部落的人都是潜在的或者已经交恶的敌人，如果某个敌人无意中迷了路，误闯了进来，就会被杀。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避开一个外来部落，还是对其动武。我们对于外国人的本能反应今天仍然受这样一种原始机制的支配，一个从来没有游历过的人看到外国人，就像野蛮人看到其他部落的人一样。可是游历过的人或者研究过国际政治的人会发现，如果自己的族群想要欣欣向荣，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和其他族群联合。如果你是个英国人，有人对你说“法国人是你的兄弟”，那么你的第一反应会是“胡说八道，他们爱耸肩，说法语。我甚至听说他们吃青蛙”。如果这个人向你解释说，我们和俄国人可能必有一战，若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莱茵河防线(9)，要想守住莱茵河防线，就离不开法国人的帮助，这时候你才会开始明白他说的“法国人是你的兄弟”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某个旅伴接着说，俄国人也是你的兄弟，那么他就很难说服你，除非他能证明火星人就快打过来了。谁恨我们的敌人，我们就爱谁，如果没有敌人，我们几乎没谁可以爱了。
不过，这一切只适用于人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你或许以土地为敌，因为它吝于向人类提供粮食；你或许视大自然母亲为敌人，把人类生活想象成与大自然的抗争。若是人们如此看待生活，全人类的团结合作就会很容易实现。想让人们形成这样的生活理念并非难事，只要学校、报纸和政客能以此为己任。可是，学校灌输爱国主义，报纸煽动人们的情绪，政客一心只想赢得连任。因而这三者谁都无法将人类从自相残杀中解救出来。
对付恐惧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减少外部危险，一种是培养斯多葛学派式的承受力。只要不必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就可以通过转移对导致我们恐惧的事物的注意力来增强这种承受力。战胜恐惧极为重要。恐惧本身是有辱人格的，它很容易演变成一种不能自拔，引发对所怕事物的仇恨，进而导致过度的残忍。没有什么比安全更有利于人类了。如果可以建立一个国际体系来驱除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就可以极大极快地提高人们的日常精神状态。当前，恐惧笼罩世界。原子弹和细菌弹，无论是在共产主义分子还是资本主义者手中，都令华盛顿和克利姆林宫心惊胆战，同时也将人类一步步逼向深渊。要改善现状，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就是得找到消除恐惧的办法。当今世界陷入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导致冲突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就是想让己方的意识形态压倒对方的意识形态。我认为，此处的基本动机和意识形态并无太大关系。意识形态无非是一种把人们划为不同集团的手段，其间产生的激情与敌对集团之间表现出的那些激情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假如俄国人依然信奉希腊东正教，假如他们实行议会制，假如他们有完全自由的新闻媒体，每天辱骂我们，可是只要他们仍然拥有现在这般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要我们觉得他们怀有敌意，还是会仇恨他们。当然，信仰上的互相厌恶是确实存在的，这也会引发敌意。但我认为这是群体情绪的一个组成部分：持有不同神学观点的人会有些怪异，任何奇怪的东西都必定是危险的。实际上，意识形态一致是人们形成群体的途径之一，而且心理上也会大同小异，尽管这个群体可能已经形成。
你可能觉得我只讨论了坏动机，或者充其量从伦理角度讲是中性的动机。我想，通常而言，恐怕这些动机要比较为利他的动机更强大，但我并不否认利他动机的存在，可能偶尔还发挥了作用。19世纪早期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无疑是利他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运动的利他主义通过下列事实可见一斑：1833年，英国纳税人付给牙买加地主好几百万英镑，作为其解放奴隶的补偿；在维也纳会议(10)上，英国准备做出巨大让步，希望以此促使其他各国放弃奴隶贸易。这些是过去的例子，而在今天，美国人做出了同样引人注目的举动。不过，我不想深入探讨，以免卷入当前的种种争议。
我认为同情作为一种由衷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有时候一些人会因为另一些人在受苦受难而感到不安。正是因为同情，人道主义在过去一百年间取得不错的进展。听说精神病人被虐待，我们感到震惊，于是就有了现在这许多精神病院，他们在那里不会被虐待。西方国家的囚犯按理说不应该遭受酷刑折磨，如果真是如此，一旦被曝光，公众就会抗议。我们反对像《雾都孤儿》里描绘的那样对待孤儿，新教国家反对残忍对待动物。通过上述所有方式，同情产生了政治影响。如果能驱除对战争的恐惧，其影响将会有更大的提高。也许人类未来最大的希望就在于想方设法地扩大同情的广度，加强同情的力度。
综上所述，政治学更关注族群而不是个人，因此，对政治殊为重要的激情是特定群体内的不同成员可以共同体会到的感受。政治体系必须建立在一个广泛的本能机制上，即群体内部成员互相合作，而对其他群体保持敌意。群体内部的合作从来都不会尽如人意，有的成员不遵守群体规则，不合群，甚而是害群之马。他们会低于或者高于整个群体的平均水平，其中包括愚民、罪犯、先知及发现者。一个明智的群体会学着包容那些有过人之处者的怪癖，同时，对待低能者尽可能不那么残忍。
至于和其他群体的关系，现代技术已然在人类的自身利益和本能之间造成了某种冲突。古时候，两个部落一旦开战，一个会消灭另一个，然后吞并它的地盘。胜利的一方对整件事极为满意。杀戮并不费什么劲，带来的刺激却很可观。因此，难怪战争会一直此起彼伏。不幸的是，我们今天怀有的仍然是适合这种原始战争的情绪，而战争的实际操作已经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中，消灭一个敌人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你想想在刚刚过去的二战中有多少德国人丧生，战胜国的人民又为这场战争缴纳了多少税款，就可以用长除法算出杀死一个德国人的代价，你会发现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在东方，德国人的对手赶跑了战败国的民众，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与古人从战争中捞到的好处如出一辙；然而西方的战胜国并没有得到这些好处。从经济角度来看，现代战争显然不是一笔赚钱的生意。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赢了，可是如果它们没有发生的话，我们应该比现在富裕得多。如果人人都只关注自身利益（现实并非如此，个把圣徒除外），那么人类就会互相协作。于是，世界上将不再有战争、陆军、海军和原子弹，也不再有大批的党派喉舌受雇来对A国人洗脑，让他们与B国作对，反之亦是如此。也不会再有大批官员守在国境线上，阻挠外国书籍和外国思想入境，而不管这些东西是多么优秀。不会再有为庇护本国小企业而设置的关税壁垒，在这些行业大企业会更有经济效益。如果人们想让自己幸福与想让邻居受苦是一样的热切，那么这一切都会很快发生。可是，你会问我，这些乌托邦的梦想到底有什么用？道德家教导我们不要只为自己考虑，但我们若是遵从这些教导，人类恐怕看不到下一个千年。
我不想以一种貌似愤世嫉俗的口吻结束本章，也不否认有些东西要比自私美好，并且有些人已经做到了。但我还是觉得，一方面，在少数情况下，比如涉及政治的时候，很多人是可以抛却个人私心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把自私理解成一种追求自身利益的觉悟，那么很多时候人们都可直接归入自私一类。
在导致人们只顾自己利益的情形里，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深信自己这么做是为了理想。很多所谓的理想，不过是披着仇恨或者权欲的伪装。当你看到人们被一些看似高尚的动机所支配时，最好透过表象问问自己，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动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是：人们太容易被高尚的表象蒙蔽了，这种现象值得从心理学角度去探讨，就像我一直在做的那样。总之，我会说，如果我所说的是对的，那么要让全人类都幸福，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智力。当然，这终归是个乐观的结论，因为智力是可以通过已知的教育手段来培育的。
(1) 根据罗马神话传说，萨宾人是居住在阿比奈斯山脉中央的古意大利民族，而罗马帝国的缔造者、部落领袖罗慕路斯早就觊觎萨宾女人，于是在邀请他们参加宴会时悄悄打入萨宾城，抢去许多年轻美貌的妇女，从此双方战争不断。此为西方古典主义油画的经典题材。——译注
(2) 指威廉二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个外孙。1897年出席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的英国皇家海军检阅仪式深受触动，此后大力发展德国海军，为一战的爆发埋下伏笔。——译注
(3) 美国国会众议院1938年设立，由以反共著称的得州参议员M·戴斯任主席，故亦称戴斯委员会。其会员大多为右翼反共分子，名为调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组织“违反美国利益”的“非美”活动，实为反共、反民主机构。1945年成为众议院常设机构，加紧迫害活动，1947年制造了迫害好莱坞电影工作者的案件，300多名文艺界人士受株连。1975年被撤销。——译注
(4) 1742—1819，普鲁士元帅，1814年3月打败法军，进占巴黎，迫使拿破仑第一次退位。——译注
(5) 前450—前404，雅典杰出的政治家、演说家和将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数次易主，由雅典叛逃斯巴达，继而叛投波斯，直到雅典的政治盟友把他召回。——译注
(6) 拿破仑早年曾经热烈支持自己的家乡科西嘉脱离法国独立。——译注
(7) 1813—1860，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他描绘中国、鞑靼等地的旅行记激发了欧洲对于中亚的兴趣。——译注
(8) 瓦尔哈拉是北欧神话中奥丁的宫殿之一，设有盛筵飨待那些战死者，筵席上有美味的野猪肉和香浓的羊奶蜜酒。这是以勇敢为无上美德，以战死为无上光荣的北欧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译注
(9) 即东西德的分界线。——译注
(10) 1814—1815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外交会议，奠定了一战以前的欧洲政治框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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