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日本哲学的成立、意义与展望
前近代日本究竟有无哲学，日本哲学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关于日本有无哲学的讨论意义何在？这是中日哲学研究者近年来热议的课题。本文作者认为，关于日本是否有哲学的判断基准在于如何理解“何谓哲学”的问题。无论从狭义的哲学，还是广义的哲学理解来看，日本都有哲学。概而言之，它大体包含以下3个层面的内容：其一，自古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即日本人关于自然与人的深层性思考；其二，引进西方哲学后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三，在与西方哲学对决(对话)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独自的哲学创造。但是，在思考日本哲学问题时要注意“思想”与“哲学”的区别，以免泛哲学化。思想只是“臆见”、主观的、想当然的，但不是哲学思维；哲学必须是建立在“逻格斯(Logos)”基础之上，努力追求抵达客观性依据的学说。
卞崇道：我们就从问题的缘起谈起吧！在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落下帷幕之时，受其影响中国日本哲学研究者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日本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问题相似，但其在中日学术界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早在1900年(明治33年)，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年-1901年)曾断言“我们日本自古至今没有哲学”①。兆民的论断自有其历史背景与针对性，这里暂不说。不过，他的这种论断却对其后日本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日本哲学界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前近代(截至德川时代终结)日本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哲学是产生于古希腊的西方学问，直到幕府末期，后来成为明治初期重要思想家的西周留学荷兰，把西方的philosophy介绍到日本，并翻译了“哲学”等一系列哲学用语，才被视为日本哲学活动的开始。
前近代日本究竟有无哲学，日本哲学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关于日本有无哲学的讨论意义何在？这是中日哲学研究者近年来热议的课题。
关于日本是否有哲学的判断基准在于如何理解“何谓哲学”的问题。林美茂博士，你是专攻古希腊哲学的，请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林美茂：“何谓哲学”的问题，其实至今在东西方学术界还没有定论，问题出在“哲学”从诞生开始，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一种求证求真的精神。正如大家所熟知，Philosophy 来自于希腊语的“philosophia”，原意是“爱(philo)智慧(sophia)”，由于人的灵魂对于“智慧”不竭之“爱”，从而在一系列观察、思考、探索、追求过程中留下了种种言论(logos)，这些言论就成为我们所谓的哲学文献，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而通过研究又会产生崭新的言论，批判、突破、超越前人的思考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不合理性，寻求更为合理的言论，西方哲学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这种过程同样是源于“爱智慧”精神。
如果从古希腊时代诞生的“哲学”追求来看，其最主要的特点：(1)关于宇宙世界自然的根源性思索与原理性追求；(2)超越现实功利的求知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除了想知道世界(事物)的真相之外没有其他现实功利目的追求；(3)不盲目相信、不存在权威，一切从怀疑开始，彻底的求证求真的逻格斯精神。那么，把上述特征作为是否是“哲学”的衡量标准，中江兆民的断言并不为过，日本从古代到明治为止确实不存在古希腊最初意义的哲学的相关文献。但是，我们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分类来看，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学问探索划分为3个部分：观察、实践、创造。观察中包含有“神学=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数学”、“自然学”。实践包含“政治学”、“经济学=家政学”、“伦理学”，而创造中只有“诗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只是把形而上学=存在论=本体论作为哲学的代名词，忽视了哲学的实践性层面，把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从哲学的范畴中排除。我们承认，理论上的根源性、原理性探索，彻底的求证求真精神是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之科学的根本，也是哲学存在的根本。但是，实践中的规范性、普适性的探索与追求，那是哲学作为现实存在的意义之所在，不能斥之为那不是哲学，否认其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我反对过于狭义地理解哲学，应该从理论、实践以及人的创造性的三个层面来理解哲学，来谈哲学有无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可以认为前近代的日本，哲学思考是存在的。比如，道元的《正法眼藏》、亲鸾的《叹异抄》等所体现的深刻的对于世界存在、人的存在思考。不过，这种更为广义的哲学范畴的把握，需要注意“泛哲学化”的倾向。哲学与思想是不一样的，这个区别需要理解与掌握，不然的话“思想”存在了，“哲学”就不需要存在了。哲学是关于世界万物(包括人)的“根源性”、“原理性”探索，在逻辑上努力逼近本真的求知过程，追求最大限度其立论的逻辑自洽性、最终达到无假设前提的真理性把握。而一切思想都只是停留在人的“臆见”的层面，其中不具备彻底的求证求真的逻格斯精神，不寻求普遍的合理性。本专栏刊登的藤田教授的论文中，关于西周为什么不把“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而采用“哲学”的造语作了很详尽的说明，这个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与“非哲学”之学问的根本区别。藤田在论文中指出：“儒学的特质在于将‘真理’置于儒学之起点的孔孟之说，进而追求代代相传，永以为继”、即“西周认为儒教的根本问题在于墨守前人之学说”。而“西方学问的根底却并不是以遵循传统作为前提，倒不如说它的真理观念乃是通过施加批判与检验，由此才能把握事物的真相。也就是说，真理始终是存在于发展之中”。这种根本不同决定了西周不能把“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而采用“哲学”译语对此进行区别。
卞崇道：从你的解释中可知，对哲学的理解一般被分为两种：狭义的或形而上学(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广义的或作为学术范畴中实践意义上的哲学。如果从亚里士多德划定的学术领域，西方哲学当然不仅仅只是形而上学的狭义哲学。迄今我们一直没有摆脱西方哲学话语权的束缚，更多的是受到狭义的哲学理解所束缚，如果在全球化的当下依然以狭义的西方哲学为法理根据来讨论东亚哲学的合法性，我认为就没有意义了。
林美茂：在讨论日本哲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本标准。但不管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哲学，其本质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于“知”的态度，彻底的求知精神是不变的。在古希腊时代之所以诞生哲学，就在于古希腊人对于“知”的追求所致。或者说，正由于“知”的问题成为世界认识中的一种最根本的问题，从而使西方意义的哲学得以确立。西方意义的哲学中所谓的“知”，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知”、即一般意义上的人所能达到的对于某种事物认识，不是的。而是要让这种“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无可辩驳的真理性的认识程度，即追求认识达到所谓的“真知”的高度。这种追求，是西方哲学之所以区别于思想而成为“哲学”的根本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会不断出现关于中国或者日本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质疑，那是由于我们东方人的学问，特别是中国主流的古代经学思想中，并没有对于“知”的问题穷追不舍的探索精神，没有关于“知”的问题的反复质疑，更没有把“知”进行了人的智慧与真知的区分，即没有关于“臆见”与“知识”的峻别。西方哲学的根本就在于，如何让人的“臆见”通过哲学探索上升到“知识”的高度。这种“知识”就是真知，必须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根源性的存在为对象，努力探索对此达到原理性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一般的情况下哲学往往被等同为“形而上学”，其实不然，上述亚里士多德构筑的学问领域之实践哲学的范畴中，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行为之原理性探索，同样也包含了根源性的对象认识。
卞崇道：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超越古希腊哲学的原初意义，即扩大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对哲学的重新理解为基准来审视日本思想。其实，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对哲学早就有独自的理解。那么，西田是如何理解“哲学”的呢？在为柏格森《精神力》一书的日译本(小林太市郎译)出版所作的“序言”中，西田写道：“哲学只要具有了我们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的意义，那么它就必然是民族的。英国存在了英国的哲学，德国存在了德国的哲学，法国也必然存在了法国的哲学。”②基于这一理解，中国有中国哲学，日本则有日本哲学。之所以存在了各自的哲学，是因为西田主张，哲学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性的操作或者单纯的文献研究，而是“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西田认为，所谓“生命”，具体而言，就是指通过“语言”来感知、思考、表现事物的我们所有的生存活动。自觉地实现这样的人的活动、人的存在方式，对它加以概念性的把握，这也就是哲学。
林美茂：问题就出在“概念性的把握”之上，我们东方人不擅长这种定义性的学问追求。而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努力追求“定义”，并尝试着探索抵达本质定义的实践。日本人也一样，近代以前的日本人思想文献中基本也找不到有什么“概念性把握”的东西，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学术倾向。所以，如果从“概念性把握”来看，就无法断言近代以前的日本有“哲学”存在的。我觉得西田的这句话，即“具有了我们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的意义”应该从精神的层面来理解，他所说的“逻辑性的自觉”应该是指向一种精神，一种自觉求知的精神。只有从精神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他所说的“它就必然是民族的”的这句话的意义。回到前面我说过的问题，哲学不应该仅作为一种学问，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如果从精神的层面来看待日本哲学之有无，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日本的古代思想中，广泛地存在着哲学思考的因素和内涵。因此，只要从广义的哲学内涵来看，日本哲学之有无的问题是不需要争论的，中国哲学之有无也一样，学问的方法可以与西方有所不同，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哲学之不倦的求知欲与西方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卞崇道：基于你的见解，结合西田的上述理解和渡边先生的论文《客观性的探索与主体性的确立——“日本哲学”的课题》（刊载于《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我认为可以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哲学(或曰哲学思想)。概而言之，它大体包含以下3个层面的内容：其一，自古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即日本人关于自然与人的深层性思考；其二，引进西方哲学后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三，在与西方哲学对决(对话)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独自的哲学创造。
林美茂：谈到渡边先生，我们都比较熟悉，他应该是较早反思日本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对于哲学的界定较为宽泛，努力克服长期以来对于哲学的片面性理解。比如他在《岩波哲学·思想事典》中，对于“哲学”就做了一个宽泛的解释：“(1)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广泛的人生观、及世界观的全体之诸思想，那么从古代开始，在东方的印度、中国、日本成为思潮而得到扩展的佛教、儒教、道教及其它诸思想就是不言而喻的了。(2)在现代，总而言之，在世界各国如此理解哲学是不会错的，那就是源于西方哲学之严格的逻辑性追求，关于统一的、全体的人生观、世界观(理论性基础)之知的探索成为哲学的根本性格”。从渡边先生的观点来看，显然他所理解的哲学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双重内容。从广义的角度，当然广泛的人生观、世界观之全体的诸思想都可以理解为哲学。而狭义的哲学仍然是从西方哲学的本质出发，那就是把哲学限定在严格的逻辑性追求与统一的、全体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之知的探索领域。也就是在承认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扩大西方哲学的涵盖领域，让东方的古代思想、宗教都归入哲学这个学问领域来把握。
犹如与渡边先生的看法相呼应一般，南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整理与编撰《日本哲学资料集》(英文版)，从该研究所的公开网页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把西方哲学进入日本之后的文献作为日本哲学文献，也把前近代的日本思想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日本哲学的资料编入这个资料文献集中。比如，佛教的空海、亲鸾、道元等，儒学的林罗山、荻生徂徠、伊藤仁斎等，神道·国学的北畠親房、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武士道的宮本武蔵、山本常朝等，各个领域的重要人物都网罗其中。这就说明，现在日本关于哲学的理解，是沿着渡边先生的路线在进行中。南山大学本研究项目的代表约翰·马拉尔多在论文《定义生成中的哲学》中分析了如何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概念，发展到日本哲学的过程，他认为，在现在世界上关于哲学的理解可以分为“文化内”与“文化间”的两大阵营。“文化内阵营”是指从希腊罗马的传统意义上理解哲学。“文化间阵营”则是承认希腊罗马之外同样拥有知的探索，意味着也从“爱智慧”意义上接受了哲学。为此存在着两种学问方向，一种是确定哲学范畴，让其与其它领域进行区别对峙。另一种则是扩大哲学范围，接受其发展的内容。
那么，我们如果从约翰·马拉尔多的划分来看，当然广义的哲学属于“文化间阵营”学者的观点，采用的是“扩大哲学范围，接受其发展内容”的学术路线。从卞老师的上述归纳中不难发现，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的哲学所涵盖的范围是不成问题的，都是在接受西方哲学的语境下来理解、把握、衡量哲学与否的问题。问题是第一层面，即所谓的“自古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等，即日本人关于自然与人的深层性思考”该如何看待。从上述渡边的所归纳的“哲学”观点来看，这个层面当然也不成问题。但是，这样理解哲学，不注意就会从“没有哲学”走向“泛哲学化”的另一个极端，即把一切“思想”都归入“哲学”之中，模糊了思想与哲学的区别。而从马拉尔多的分析中，似乎可以克服这个问题，那就是即使采用“文化间阵营”的立场，也不会简单地把表现古代日本人的价值观、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全部文献都作为哲学之“发展的内容”来理解，“知的探索”要求包含了需要在研究基础上进行严密甄别的内涵。
卞崇道：确实，关于第二、三层面的内容，只要我们回顾近代以来日本的哲学研究足迹，就会一清二楚且无异议。而关于第一层面的问题即明治时代以前的日本，说其有哲学，主要是指依据文献记载解析出来的日本人从深层次上思考自然与人生的成果。比如，日本第1部由官方编撰的史书《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以及第1部诗歌汇编《万叶集》(8世纪末)中，就传达出古代日本人关于世界的思考信息。中国著名的日本哲学研究专家朱谦之指出：“日本在7世纪中叶大化革新以前，虽还没有以纯粹的哲学形式出现的世界观，但不能说没有哲学。日本哲学思维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如《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载者)即有萌芽，从它才过渡到真正的哲学史。”③应该可以说，《古事记》是反映日本人的宇宙观、生死观最初的思想文献。8年后，《日本书纪》编撰完成，该书“神代”卷内容大体与《古事记》相同，只是中、下卷关于天皇的记述不同，《日本书纪》叙述到7世纪末而《古事记》仅叙述到6世纪末。《古事记》上卷即神代卷是基于神话传说编写的，相当于《旧约圣经》的“创世说”，主要讲世界起源、日本国土的生成，反映了古代日本人关于神、自然、人之关系的思考。
如果把创世神话中关于天地形成的类型分为3种，即，形成型、生产型和制作型的话，那么《古事记》描述的创世说既包含天地开辟的形成型，又包含国土生成的生产型，即具有双重性特征。这种特征为天上之物与地上之物的双重起源的关系预留了空间。
林美茂：在这里，我跟卞老师以及朱谦之前辈的看法不太一样，也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泛哲学化”的问题。如果把《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的古代神话、历史、文学等文献都作为哲学思维来看待，就会混淆了“哲学”与“思想”的界限了。确实，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可以看到古代日本人的自然观、宇宙观，甚至有的学者把《古事记》中描绘的高天原上的八百万神祇作为古代日本人的天文学，星座的抽象来解读，这些都不成为问题，作为古代日本的朴素的宇宙、自然的思想的体现来理解都是可以的。《万叶集》也一样，其中尽管主要是情歌居多，仍然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日本人的生死观、自然观、伦理观、价值观等重要的思想内容。但是，当我们强调应该广义地理解哲学时，不能无原则地把什么都归入“哲学”。之所以有“思想史”和“哲学史”之分，就说明在“思想”之外，有“哲学”这种区别于“思想”的知识体系存在着。再怎么扩大哲学的领域、范畴，也不能模糊哲学的根本，那就是哲学必须具备“逻格斯精神”的一种知识追求。当我们纵观西方哲学起源的时候不难发现，哲学的诞生正是希腊人告别神话思维开始的。在初期自然哲学出现之前，希腊已经有了辉煌的神话文明，可是这些文明都不能作为哲学的起源，只有从泰勒斯开始，把自然按照自然的原样观察思考并且对其起源进行说明的时候，才是哲学的开始。那是因为，神话、故事、文学等属于一种“缪多斯(Mythos)”，那些关于宇宙自然起源的说明是虚构与想象的产物，那种宇宙观、自然观是建立在主观思维之上，缺少任何客观性依据和逻辑说明的。这种说明可以作为思想，思想只是“臆见”，主观的、想当然的，但不是哲学思维，哲学必须是建立在“逻格斯(Logos)”基础之上，努力追求抵达客观性依据的学说。哲学思维在于排除想象、虚构，立足于严密的思辨、逻辑、求证的思维。
若从这种哲学的基本标准来看，属于神话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属于诗歌文学的《万叶集》都是“缪多斯”，缺少的就是“逻格斯精神”的内在追求，那么，显然不能作为日本人的哲学思维来看待。然而，前面谈到的平安佛教、镰仓佛教中几位高僧的著作等就不一样，他们的著作不是采用神话、故事的说明，而是呈现着一种宗教原理、时空观、伦理观等信仰道理的逻辑思辨言说，那么，从广义的哲学范畴出发，这些古代至前近代的日本人思想中，应该承认其中已经具有了哲学思维的要素。
卞崇道：关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古代日本人哲学思维的要素，这个问题应该还会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美茂博士有自己关于认定哲学的基本标准，这种标准来自于古希腊哲学起源中所体现的哲学的根本认定要素，这应该说是属于正统哲学思考的观点，确实在探讨哲学有无的时候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不过，根据你的认定基准，在古代日本除了《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不符合你的哲学理解之外，佛教思想中却能找到符合你的哲学认定标准的文献。很高兴，对此我们意见是一致的。的确，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人的思想、精神生活以巨大影响，也被视为日本哲学思想历史的开始。佛教给日本人带来了二元世界的观念，也丰富了关于人的理解。如空海的《三教指归》(东亚视野)、道元的《正法眼藏》(时间观)、亲鸾的《叹异抄》(恶人正机说)等，都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考。
林美茂：除此之外，江户时代是日本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也是创造性思维、思想大放异彩的时代。从哲学的角度看，日本儒学、国学、洋学、武士道、神道等思想中都可以找到一些日本人哲学思维的追求。但是，同样地，不能把所有思想都归类到哲学的领域里，需要从思想文献中找出属于哲学的那些内容。
卞崇道：毫无疑义，近代之前的日本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自然与人的哲学思考成果。为导入和接受西方哲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林美茂：对此，我想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指涉之上，那就是我坚持认为哲学是一种精神，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文化内质里已经存在着哲学精神，不在于是否存在多少哲学的文献。这种精神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倦的求知欲望，彻底的求证求真的精神。根据我的观察，在亚洲诸国，没有比日本人的精神性追求更加接近古代希腊人的。日本人对于“知的好奇心”与希腊人是很相似的。哲学的诞生，就在于希腊人“知的好奇心”旺盛所致。正因为这种好奇心，才能够让现实的学问探索，知的追求超越功利性的目的，让求知欲成为一种无目的行为，想知道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不像我们中国读书人那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与现实的出仕、升官、发财直接挂钩，现实的物质与名利的追求成为读书、做学问的目的。科举制度是这种目的正当化、合法合理化的系统工程的标志。纵观日本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人在最初也企图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然而没有成功，其中的历史很复杂，与日本的律令制度中官僚的升迁、任免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让读书人的读书在现实直接中获得功利目的的科举制度在日本没有推广，让日本的读书人读书目的内向化，成为纯粹的精神性追求。这种读书、求知的愿望脱离现实的功利目的，使日本人的精神风土具备了与古希腊哲学诞生所需要的同样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所以，在近代，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对于西方哲学的引进、吸收以及逐渐消化成为日本的哲学，即日本人根据自己的文化基质诞生的带有浓厚东方思维特点的哲学(如西田几多郎、铃木大拙等)，这些都与日本人的这种超越功利的求知欲，超常的“知的好奇心”，接近于希腊人的向学精神直接有关。因此，我认为，如果从哲学作为一种精神来看，日本人从古代开始就具备了这种哲学的素质与精神风土，如果作为一门学问来看，那么，只能说近代以前的日本人思想存在着哲学思维的一些因素，并没有哲学这门学问存在，也不存在纯粹哲学的文献。只是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人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概念，学术思考方法，学问体系等之后，才有了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总之，我们应该承认日本是有哲学的，无论从狭义的哲学，还是广义的哲学理解来看，日本都有哲学，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卞崇道：当下，日本哲学思想界一方面沿袭传统在研究西方哲学理论本身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出现关注实践哲学的动向。
重新认识日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历史传统，并从哲学基础上对之进行客观地认真地探求是我们当代进行日本研究的崭新课题。日本学术界近年来的动态也在向我们表明，在全球化的当下，日本人自身面向世界，正在寻找确立在主体上自觉地提出的新的“哲学性”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一哲学思索的课题。美茂博士，你认为当代日本哲学的课题与可能性是什么呢？
林美茂：我认为日本学术界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确立对于日本自身哲学信心，根据我多年在日本生活的经验，我觉得日本学术界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日本是不具备有价值的哲学思考的，搞德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基本看不上京都学派哲学，特别是对西田的哲学颇有微词。而进一步，确认与肯定日本哲学的意义与价值之后，接下来当务之急就是研究、整理出一套属于日本哲学的文献，这才可供有志于研究日本哲学的研究者们研究参考。比如，我们一谈到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自然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谈到德国哲学，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名字自然浮现，谈到中国哲学，诸子的名字、文献自然出现在案头。可是，谈到日本哲学，我们连研究对象都很难确定。在我看来，在整理日本哲学文献时候，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日本人用欧洲人的思维方式、逻辑思辨方法所进行的关于哲学问题研究的论著。(2)欧洲学术用语、学问体系进入日本之前，受亚洲思想文化影响而在日本形成的日本传统思想，如，儒学、国学、佛教等经典文献。(3)以纯粹欧洲人的哲学方法与概念体系等西方哲学的立场撰写的关于哲学思考的论著。(4)完全拒绝非日本性的因素，从日本主义立场出发撰写的关于日本人哲学思考的文献，如神道、武士道、茶道、花道、狂言、能、歌舞伎等。
总之，我认为当代日本哲学的课题与可能性首先在于挖掘、整理日本哲学文献，整合至今为止在日本学术领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学术资源，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全球化时代中能够保持日本独自性、独特性发展的属于日本的哲学。比如，近十多年来在日本兴起的一场“公共哲学”构筑运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日本进行中的构筑公共哲学的运动，就是在整合日本学术界各个领域的核心力量，调动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术领域的最重要学者，打破学科界限，实现学问的横断交流、对话，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学术问题、新时代的哲学的可能性。我预感着，在日本的公共哲学构筑运动如果能够持续地坚持下去，这将成为21世纪日本向世界输出的一种开拓崭新时代最根本的哲学问题的探索领域。
卞崇道：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今天的话题暂且讨论到此，希冀更多的关注日本思想与哲学的识者参与讨论。
注释：
①中江兆民《一年有半》
②西田几多郎全集13-217
③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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