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丨爱欲的哲学
简单地讲，人类的性和想象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了解这点。身体的隐秘动作由某些形象点燃，而被另一些扑灭。美与优点的观念——就如同对永生的渴望一样——首先就表现在人体行为的杂币（base coin）上。一个生物学家能够描述男性的勃起和女性的准备就绪（readiness）以及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但他无法告诉我们他们会在何时以及和谁交媾。有关“爱欲之唤起”的真相拒绝唯物主义的解释，它从远处旁观行为。并且，是想象性的活动让性转变成了爱欲。爱欲是诗的兄弟，诗人是在爱欲激情——同时它也教导人们爱欲——的掌控下写作的。你永远无法在没有想象的情况下做爱，然而你可能在没有想象的帮助下靠吃解决饥饿问题。饥饿纯粹是一种身体现象，它能可靠地交给那些科学家——而现在是交给那些营养师了——去解决。但我们的那些性营养师却是很荒唐的。你所能做的用来忽视与污蔑想象的最佳方法，就是使想象堕落腐化并变得贫瘠。 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性教育会和对鉴赏力的培养放在一起。所有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爱人（lover）也是故事里的爱人。他们满脑子都是天赐的对崇高对手的追求。文明化的进程私底下是和对情欲敏感性（sensibility）的细致描摹以及一种对微妙的人类相互吸引的真正审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密谋着使想象力窒息。几乎已有一个世纪没有诞生任何关于爱的伟大小说家了。科学上的“性”声称告诉了我们所有真实的东西。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阅读经典书籍已经越来越不成其为一种喜好，尽管那些肤浅的罗曼蒂克小说，就是那类有时陷在家用清洁剂盒子里的书，明显在家庭主妇中——她们还没听说爱欲已经死了——大受欢迎。而且，如今那些在研习典籍方面最受尊敬的权威告诉我们说，那些典籍的要旨总是有害并带有性别歧视的。实际上，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实现理想愿望的东西根本没有。当然，你可以在今天当一个浪漫主义者，如果你那样选择的话，但这就有点像要在妓院里做个处女一样。这样的选择实在是不合时代的体温，并且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它根本无依无靠。
谈论爱（的方式）所经历的变迁最多。爱欲要求言语，美丽的言语，以便把它的感受和需求传达给它的伴侣。而现在，大量的谈话都是关于“关系”和“人们正如何侵扰着彼此”，以及关于讨论如何管理水资源的。那物自体（thing-in-itself）令人生畏的视界已经消失了。除了说一些做作的、和当代正确的思考（方式）一致的陈词滥调，要让学生们去谈他们情欲选择的意义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出于自保的需要，没有人会想像柏拉图笔下的人物们所做的那样，为了他或她选择的尊严和其在所有事物范围内更高的地位而冒险引起论辩。人无法谈的东西，人对它没什么可说的东西，几乎就不存在。词汇丰富部分地是出于经验丰富。正如在政治的修辞学领域里存在着一种损失惨重的拒绝——修辞学需要去阐明正义的理由，并在它周围形成一个共同体——如此一来，在爱的修辞学领域，甚至存在着损失更为惨重的拒绝。现在要想使爱变得更人性，伴侣们将不得不与彼此对话。 就像许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学生们也有一个把他们对情欲的思考停留在“在你的卧室无其他干扰的情况下，你有权做任何事”上的倾向。这是一个体面的自由派观点，它被采纳是为了保护人民免遭法律对其隐私的窥探和公意的反对。它对实际被实践的东西一视同仁，不管那是恶习还是德性。它是自我保护性质的，并且，它让性变得无趣，一种对喜好无利害的追求，就像在芭斯罗缤（Baskin-Robbins）的三十一种冰激凌里做选择一样。人们希望我们美国人能发明出一些不同时破坏对好与坏、高贵与低贱的私人判断力的原则。容忍就必须要求一种深入男女心灵、剥夺其偏好的自然权利、剥夺其习得有关美好之物知识的相对主义吗？当代的道德原则总是如此，它滋养了我们的自由散漫，滋养了我们对评判自身的心不甘、情不愿。然而，不管这样一种行动有多么令人难受，那些不愿意接受它的人正在剥夺自己对爱欲至高无上的享受。当人们在谈论那对其心灵来说是如此重要、那与人生的终极意义——它能带来不可估量的益处——是如此接近的东西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怎么会接受那说他们的性喜好没有造成丁点危害的琐屑化原则。 但是现在又多了一种新式的病态自由化趋势，它不可思议地在支持容忍与自由散漫的同时又和它们互相矛盾：为激进的女权主义所倡导的改造帝国计划（The imperial project of reform）。它想要进入卧房，甚至是心灵，以便改变男性的性喜好和性行为。现在起作用的不是“如何如何多的行为”，而是“那些行为的意义”以及“做那些事的人的姿态”。关于男性性事的最新讨论——男性总是这种事的主角，而且这几乎已经专属于他了——得出了一种对爱欲关系而言无疑是不讨喜的观点。男人的肉欲，男人把女人当做“物”一样对待——一句话，男子气概——是新式性教育的主题。这不是一种指向崇高或者崇高性的教育，而是一种操控。其对象不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让妇女拥有权力或选择而从男人的压迫，或者自然的压迫中脱身出来的“解放”。这是该运动最伟大的词汇，它让人有权选择自己想变成的样子，它让人从男性统治的结构——据说它甚至使得那些看起来最自由的女性也身陷囹圄——中获得自由。男性和女性不再是一组互惠性质的术语，而据称是强迫了女性进入这种互惠关系的男性习惯也必须消失得干干净净。毫无疑问，强奸总是被禁止的，并且存在着一条对自由派原则的补充，它限制了人们——只要双方都是“对性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成年人”（consenting adults）——有在自己的卧房里做任何事的权利。但现在，我们被说成是对强奸和同意的意思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在过去被理解成是求爱模式的东西，在今天则被看成是“男性胁迫”和“利用了女性的柔弱与焦虑”。 在过去，对男性性欲的调教，是打算让男子都变成绅士——一个对小姐（她的贞操是无价之宝并需要呵护）而言是互惠性的术语。新近的那些信奉女权主义的女人对贞操没有半点呼求，她们甚至还嘲笑它。如今，提出“作为强奸罪的一部分”的贞操问题是冒犯性的。究竟是妓女还是特蕾莎修女也是不重要的，尽管不是所有的陪审员都已信服了这点。强奸不再因它侵害了一个脆弱而毫无防卫能力的人的庄严——这对“她对其所爱的男人的排他性从属（exclusive attachment）”而言是必需的——这点而被认为是坏的。如今说强奸是坏的仅仅是因为它剥夺了妇女们的权力。男人们是强奸犯，约会强奸犯，对孩子进行性虐待的人，色情文学家，性骚扰的人。存在于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已不得已和一种用于改造他们的空洞项目相调和。在这类项目里是不存在任何关于情欲之美或爱情的思考的。 支持这种对爱欲的非情欲性对待的，是那热门的新原则，即所有的人类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都遵循人身上的那个驱动力原则，权力意志。所有的东西都是“权力关系”，残酷的权力、统治的意志、以某人自己的方式占有某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剥削的关系。师生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老师只对这样的事，即把他自己的观点和人格强加在学生身上，感兴趣。而最重要的是，男女之间的所有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男人剥削、统治着女人。这种解释所表现出来的粗糙是叫人难以置信的，它让马克思有关经济关系的概念看起来成了一个精妙的杰作。毫无疑问，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里肯定存在着权力，但任何亲历过政治的人难道会说那就是全部或者最重要的事实（story）吗？难道林肯和罗斯福会被理解成没关心过他的子民，对正义与善好也漠不关心吗？而当苏格拉底认为他的职业就是助产师，即唤起已在他学生体内具备的东西，并打从一开始就恭敬地尝试着去考察他们的潜力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欺骗我们？如果有人拿苏格拉底跟当今更“先进”（advanced）的教师去比，他会情不自禁地对后者漫不经心的教导和对学生的辱骂——这已被认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当然这种正当性又是被他们对知识与权力、教学与宣传之间存在的差别的压制所证明的——感到震撼。
在对所有东西的歪曲里，最糟糕的莫过于将爱，一种建立在自然的甜蜜、相互的关心，以及对共有的孩子的永恒关注上的东西，变成一种权力争斗。这又是另一个知识分子所能玩的众多把戏之一。但为什么会有人想对那真实的感受做如此暴力的事情？这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唯一可能的和平只能在人造的结构中寻得。这是力图发现所有建立在契约之上——作为补充性利益的发现，而非建立在自然倾向之上——的人类关系的最后阶段。为了服务于极端自由的男男女女，抽象的理性所能发现的仅仅只是作为联系基础的契约——社会契约、婚姻契约，以及不管怎样通常被当做范例的包含着一群自私个体的商业契约。教条主义取代了感性。现在人们声称，男女关系并不建立在他们彼此的争锋相对上，而只能是由一场促使他们的独立意志与权力达成和解的争论所引起的结果。而其他所有东西都只是一套长期存在着的由大男子主义者编造的神话。对帝国菲勒斯（imperial phallus）的需求是所有问题的来源。它的帝国主义是有待被解构的，而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对它的解释——即为“生成”（becoming）到“存在”（being）提供动力的飞翔之翼其实是等级意识形态——却并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
这个在现今知识精英间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的观点，很难不让人相信是出自那些精英中的“大师”之手。它授权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警察，他的行动是被一种对“性所能引起的恶”的几乎是虔诚的罪疚良知所正当化的。治疗性别歧视是一件比治疗种族歧视更棘手的事，因为性器官是与人体机能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肤色却不是。这种观点更加证实了在自由派的观念里没有“性感”（sexiness）二字，而这和自由派的自由放任观之间却存在着一种极端的张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说自由派的那些“对性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尤其是其中的女人——之所以会同意只是因为她们被有性别歧视的教育和公意胁迫了。因此，我们就必须先对伴侣们进行再教育，以便让他们不再觉得需要对方。这会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延迟享受。 所有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现在必须以抽象的平等之名加以克服。就像近些日子有人说的那样，“性别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世界的去爱欲化从我们的唯物主义科学开始，并且实际上已在这最后的激进平等主义的伟大运动中达到了顶峰。人身体与心灵中最隐秘和最有趣的部分正臣服于严刑拷问的公共聚光灯之下。 很难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会对这种强行规定了情欲感觉与表现的特征的尝试——它已经席卷了教育体制——作何反应。人们可以指望自然本性反抗——至少在一些人那里是这样的——因为它确实反抗一切由这个或那个僭政所做出的压迫它的尝试。中国政府在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以给农民奖励的方式应对一场鼠灾——大量激增的老鼠吃掉了过多的粮食，（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农民开始养老鼠了。这是一个表明自然本性在中国或还活着并活得挺好的证据。我怀疑是我们的历史主义，是我们对“历史较自然的优先性”的信仰，导致我们低估了对共产主义计划的出于自然本性的抵抗，并使得我们认为它们终究会在按其所愿地塑造人的进程中取得成功。导致共产主义没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被遗忘了的自然本性。 自然是——以某种方式——永远在场的，而且那是希望的一个伟大泉源，但如果一个人被教导用一种刚愎自用的方式解释它，如果围绕着他的所有风俗和写作都支持刚愎自用，那么它就需要经历一番思想和情感上的巨大努力以认识其所是。目前的局势（present）有一种想显得持久而自然的趋势。对那些反抗“我们时代的正统学说”，反抗“为他们应该感受和思考什么而开的处方”的人来说，存在着一种恢复自然，那已埋没在由意识形态的土灰所积成的接连不断的土层之下的自然，的需要。当卢梭把他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中对自然人的研究比作是除掉附着在沉落于海底有年的海神格劳克斯雕像上的藤壶（barnacles）时，他为这种恢复提供了一个样板。卢梭不得不从布尔乔亚们——他们统治着他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开始，一步步走向他所来自的那个源头。对那个源头而言，他也只是一个扭曲了的映像而已。就像卢梭通过对其他时代和地域的观察重构了自己一样，这个看起来是人的人的“自私而不温不火的情感”通过与人真正之所是进行比照，就清晰地展现了它们自身之所是。 我想我们需要一到两代人，不是用理论，而是以一种尝试的方式，去发现爱欲的真正现象。这意味着一场从我们时代到那些更信仰它的时代和地域的航空旅行，在那里是不会有像我们这样怪异的变革方案的。我无法想出比阅读那些关心爱的古典作家、诗人或诗人-哲学家更好的开启我们旅程的方法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爱人们关于爱的言语，对“爱之存在“（the being of love）而言是必需的；因此，求助于那些作家和为了点信息求助于百科全书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与你分享了那些有关爱的经验。在我年轻的那会儿，我经常听到弗洛伊德主义者们以一种带着优越感的口吻这样说：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不错，靠着他们的诗性才华，他们瞄到了弗洛伊德用他的科学所理论建构的东西。他们的意思是，人们真的不再需要莎士比亚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因为弗洛伊德能教给我们那包罗万象的真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看待事物的方法。莎士比亚是理解爱的，而除非弗洛伊德的解释能像莎士比亚所呈现得那样饱含力量与精致——这显然是弗洛伊德做不到的，他的理论无法胜任。我寻求的是一种被我们的行话称做现象学的东西，一种对我们尝试要解释的东西——我们仅仅是经历了它，还没领会它——是什么的详细而全面的描述。这样的努力在历经两百多年的抽象化的政治和宗教领域——它们已经显得面目全非了——无疑也是需要的。但是，再也找不出比爱欲问题——在一个所有联系都已变得颇成问题的世界里，它是人类联系最初、最好的希望——更迫切的任务了。最好的那些书不但帮助我们表述这种现象，而且还帮我们体验它们。它们是深层经历的生动表述，没有这些知识渊博的支持者对那些经历的支持，我们将会发现要找到切入这些问题——它们是如此依赖于有教养的感情，对它们而言，单单外部的观察是不够的——的入口是何等的艰难。那些书或许能为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任何自然本性的残余发出一个声音。 然而，我们发现那些书就像爱欲自身一样，正倍受攻击。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立阅读行为——连带着它对闲适与平静的需求——已濒临灭绝的国家之中。更糟的是，有大量支配着这片土地的理论告诉我们说，那些书没有永恒的意义或者内在的美，而其作者们的自觉意图都只是些欺骗，尤其是些自我欺骗。文本只能被那些知道其语境、知道其作者的阶级、性别和种族、以及最近破解了作者们那些无意识动机的密码的学者们诠释。那些作为向所有人言说的统一体的书籍已被捣得粉碎了。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被解释成是反映了他们的作者以及那些按我们的口味被封为“僭主”的人的权力意志。那个告诉我们“爱的关系”真的就是“权力关系”的人同样也告诉我们那些书与对真理的爱、对美好之物的爱没半点关系，它只和对权力的爱有关系，如果你把那叫爱的话。这样，他们就封锁了这条我们通过它或许可以从他们爱情观的局限中逃脱的路。美国对研习那些存在于我们视野之外的东西日益冷漠，而这一趋势如今已得到了高级知识分子权威们的认同。一堵在其周围都是养满了鳄鱼的护城河的高墙保护了我们免遭永恒之物的败坏。 本书是打算供那些“仍然觉得那些书很迷人”的人、那些“对爱的描述有着一种不可化约的兴趣”的人使用的。这样的人利用书是为了得到愉悦和教导。关于爱的书赋予和提高了它们读者的幻梦人生，并在教导他们这些的时候实际变成了他们爱欲的一部分。它们的出现被接受首先是因为它们的真实性，它们讲的故事很好理解，也容易思索。但这并不表示和那些深刻理解了它们并对它们有着长时间反思的人一起研习这类文本是没用，甚至是不必要的。而且举例来说，对一个不知道拿破仑是谁的人来说，阅读司汤达是很困难的，但司汤达却能帮助我们展开对拿破仑的再认识。这样的作家能使那些已经显得贫瘠的生活、感觉和经历开始变得丰富。那些在维克多•雨果或狄更斯小说中体现的已逾一个多世纪的通俗力量（popular power）对教养无甚要求，人们对它们都深有了解，而且就它们所写为何而言，他们往往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这也并未妨碍到更伟大的头脑或更出色的鉴赏家从那些小说中看到更多的东西，而拥有这些洞见的人必然是从较少教养的读者那里起步的。 我知道所有现今批评家对这类阅读方式的反对，而我也已经能听到这种我所不理解的抗议的合唱了。这儿不是能详细地对此作出回应的地方，所有我在这儿想说的只是，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一个呆在欧洲的学生时，我就已经严肃而持久地关注这类观点的源头了：尼采、海德格尔、拉康、福柯、列维纳斯、利奥塔、德勒兹，以及其他那些“其名字在今日如此流行以致随处可见”的人。我宽慰自己说他们的那些理论（当时我看到的就是它们驾临美国时的样式）除了一堆终会过去——人们只能希望那发生在它们对文学研究没造成过多破坏以前——的狂热之外什么都不是。我在这些自行呈现自身——而不是通过这些装备了新式批评家之复杂解码器的放大镜——的书里看到了很多更深也更具吸引力的东西。我不禁想起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在跑道上被奇科（Chico）骗说他不能下他两美元的注，除非他已经买了一本饲养者手册，而接下来等着他的是一系列其他各式各样的“手册”。当格劳乔看完了所有这些并一脸困惑的时候，赛马比赛已经完了。（如果）要靠着这些新式批评，人生也就完了。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色诺芬的一段文字——在那里，苏格拉底以一种最简单也最通俗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他做的充满敌意的批评，以及那对他意味了什么——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安提丰，正如别人所欢喜的是一匹好马，一条狗或一只鸟一样，在更大的程度上我所欢喜的是有价值的朋友；而且，如果我知道什么好的事情，我就传授给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我所认为会使他们在德行方面有所增长的任何其他教师。贤明的古人在他们所著的书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我也和他们共同研讨探索，如果我们从古人的书中发现什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摘录出来，我们把能够这样彼此帮助看成是极大的收获。” 色诺芬评注道，“当我听见他这么说时，我觉得苏格拉底是真正幸福的……”这儿不存在什么作为苏格拉底神话材料的伟大、神秘的德尔菲神谕、守护神（daimonion）、天命。这点一经比较，我们就能立刻发现。另外，此般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探讨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天性良好（good-natured）”的人席地而坐，一起阅读智慧之人（wise men）的著作并从中寻找能指引其人生的东西。“朋友”、“善好”、“利益”、“愉悦”都是围绕在读“记叙苏格拉底一生的那些书”周围的强有力的词汇。从哲学起源开始到我们生活的年代，这一直都是那使人生日趋完满的活动。而我确信，对这种天真但又极其神秘、易受伤害的事业的保护，将会决定性地证实由那些了不起的词汇所呈现的通往现实的路。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我从一场大病中康复过来的时候。但非常奇怪的，这件事竟然将那段时期变成了我一生中最奇妙的时期之一。每一天，我都能与卢梭，或司汤达，或奥斯汀神交，并习得如此多美妙的有关爱与恨、为善与作恶的东西。每当晚上我要上床休息的时候，我就满心期待着第二天早上的起床，以便延续这种与书的鲜活关系，而通过它们，我也得以摆脱焦虑并得到鼓舞。我试着在这儿表露一些当时的经历。和空泛地将德性与恶行教给奥斯汀相比，从她那儿学到关于这两者的知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爱与友爱很可能就在于和对方分享这样的经历。沉醉其中（的状态）会将我们迅速地带离闷闷不乐的时光。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我至少能接触到一些可能的朋友——他们热爱文学，又不理会那些试图祛除这一爱好的冒牌郎中。 我没有想——事实也不允许我这么做——宣扬一种高尚而又仅仅是启发性的爱。如果你能怀着热情继续阅读本书，你将会看到，就像这儿存在着光亮一样，这儿也存在着黑暗、众多的希望与失望、生活可能的点缀与真正的丑陋和恐怖。我只是试着扮演一个忠实的掮客——为那些比我伟大的人物与作家。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没提出任何“理论”，我也没有所谓的“理论”，尽管我的观察不自觉地质询了其他这些理论。我没有去立一个提纲，因为这种行动就好像是把所有传统的书都晾在了一根晾衣绳上——就像令人尊敬而又有耐心的丹尼斯•德•胡热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他的《西方世界的爱情》（Love in the Western World）里所做的一样。作为一个好天主教徒，他想从存在于欲爱（Eros）、圣爱（agape）以及“前者想以后者面目出现的徒劳”之间的争斗的角度，来整个儿地评判爱。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只想让你们看一看那些伟大的作家是怎么思考这些东西的。 一句话概括本书的意旨。对于爱，我并不打算给出一个完全历史性的叙述，或者给出一个就所有现存的对爱的意见的整合性研究，相反的，我力图用些对爱情有着丰富描述的最突出的例子，而这也让我们能够直接进入。我从卢梭和深受其影响的四位小说家（司汤达、奥斯汀、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开始。卢梭集哲人与文人于一身，这两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他教导说，哲学必须集洞察力与诗所能提供的形式于一身。他是爱的现代阐述者与倡导者，他发起了一场爱的运动，浪漫主义运动。这场伟大的运动渴望在孤立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建立起一种人类关系的新基础。它的爱情观试图将最纯洁的渴望与最完满的肉体满足结合到一起。它试图将性从基督教的原罪当中拯救出来，并在保证了从柏拉图对爱与友爱的理解中消失的互惠性之后，恢复柏拉图式爱欲（Platonic eros）中灵与肉的结合。它通过一个存在于男女（彼此极端不同，从而也就完全互补）之间的“爱的理型”做到了这点，这个理型是由新近才被正当化的性能量以及一种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想象力所建构起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后来那些运动的先驱，它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爱欲而不是去发现它，并且是将它溶解在由想象的幻觉所剪裁出的它最粗糙的元素中了。但卢梭的方案依然对自然卑躬屈膝，它在避开简化论的同时又保留着一种无限的知觉（awareness）与谨慎——这点启迪了他之后的许多伟大的独立艺术家们。在本书中，卢梭与卢梭主义者们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他们是爱的伟大见证者，但他们运动的失败与十九世纪末作为一个文学主题的爱的垮台也是密切相关的。卢梭离我们所拥有的对爱的回忆最近。他力图通过一种在我们自我创造的幻觉中培植信仰的方式拯救爱情，这是有长远的考虑的，（但）我相信，那必定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从那次的失败中，我们能够学到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同时也被迫地把目光投向他处。我并不想为了我的偏好而把卢梭当成一个稻草人，但他与那些追随他的小说家们确实明确地展示了一套共同的主题，它们依然影响着我们，并且是作为反对我们“性思维”的替代品。 那些“爱的小说家们”的作品，是既被卢梭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但又对这种魅力有所排斥的。他们挖掘了所有被他开发的替代品：从一种以“介于有才与有德之间的友爱”为内核的浪漫主义的爱开始，经过“不完美的伴侣们终成眷属”，直到“存在于浪漫主义的爱和家庭之合法神圣性之间的一种彻底的对立”。浪漫主义的爱变成了一种立场，这一立场定义了一个布尔乔亚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男人是值得爱的，婚姻已经变得可鄙，而为艺术而艺术似乎就是剩下的全部。 在浪漫主义之后，我把目光投向了莎士比亚，他并不打算从幻觉中创造爱情，而是打算呈现它的实际状况。对我来说，莎士比亚是自然最纯粹的声音，他并不乱动自然。他的戏剧提供给我们最多样的情欲表达，而对于莎士比亚，使用爱欲这个术语是合适的。各式各样的男男女女，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下，通过莎士比亚被交到了我们手里，供我们理解与欣赏，而不是按我们的意志和表面需求加以改造。他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对待他笔下的爱人们，并且带着同情描写“爱对结合的承诺、对美好事物神秘的吸引，以及它对甚至是丑陋的死亡的克服”。与此同时，他还展现了它的蠢行与失望。他让我们对爱情相对于政治忠诚与野心所体现出的卓越赞叹不已，但他仍不忘提醒我们它需要法律的限制。最后，他让我们看到爱情有一段从异教徒年代到现代的历史，而基督教不仅仅只是压迫的源头——这是它从浪漫主义年代开始就被诋毁的东西——而且还是女人、以及一种男人的新式感性（sensitivity）不断深化的源头。 最后，我转到了——这是在那位介于古今之间的伟大中介者蒙田的帮助下完成的——柏拉图，这位爱的古典哲人。他在与莎士比亚一样忠于自然的同时，通过一个比戏剧更宽的光谱谈到了爱欲的表达，并对它们的意义作了一番更为确切而理智的描述。柏拉图的著作，撇开其哲学内含不谈，是可与最伟大的东西相提并论的雄辩性质的艺术作品。他不仅把爱欲呈现为我们身上不完满性的一个痛苦而贫乏的信号，他还把它呈现为礼物，而那是生产性的。他探索了存在于“对某人自身的爱”与“对善好事物的爱”之间的张力，存在于“爱欲对家庭的政治必要性从属”与“像乱伦、鸡奸和乱交这样可疑的情欲现象所暗示的自由”之间的张力。他从爱欲里看到了同时达成人类幸福与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 我几乎把这本书的一半篇幅都献给了卢梭和柏拉图，而通过对其他艺术家笔下人物的剖析，它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本书证实了存在于两种最伟大的有关爱欲的哲学教诲之间的对抗，而这正是古今之争的另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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