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怎样寻找民族脱困出路

作为知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积极致力于创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他深情地感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此前学术界对冯友兰的研究，多侧重于作纯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或意识形态上的评判，而不太重视其根本的人文关怀，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1928年后，冯友兰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公推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主席，主持起草了一系列鼓励前线将士抗战及敦促政府抗战的电报、文告等。

　　例如，《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电》《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十九路军将士电》《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告同学书》《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等等。

　　这一时期，冯友兰十分关心战事，十分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热河失守后，冯友兰代表清华教授会起草致国民政府电文，直言“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在义正词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冯友兰表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哲学家的忧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在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的辗转跋涉中，冯友兰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亲身体验到了国家民族危亡的滋味，并写诗感叹“亲知南渡事堪哀”。

　　虽然思想上有些伤感，但冯友兰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这也充分体现在他于1938年为西南联大所写的校歌歌词中：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冯友兰在《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一文中说：自民初以来，常有些人以叛徒自命，以叛徒互相恭维。这实是一个很危险底事……离开道德的观点，完全从个人自私自利的观点看：汪精卫的行为，对于他亦不见得合算。他非至愚，何以见不及此？此又何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于旧日的典籍中，找到解释……简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利令智昏”。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画上了一个句号。冯友兰在1946年撰写的纪念碑文上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这个碑文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确代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绝大多数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愿望”。

　　哲学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抗战期间，与那些悲观消极论者相反，冯友兰认为：沦陷的失地一定会光复，中华民族必然会重新崛起；在民族战争的紧急关头，只有用民族的观点，才能更广泛地动员群众。

　　这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可以得到说明。序文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

　　此段序文，表面上是在说一切先哲著书立说的宗旨，实际上也是在述说冯友兰自己的抱负。时值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冯友兰创作“贞元六书”第一本《新理学》时，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清华大学由北平迁到南岳之际。1939年，全体军民进入抗日战争的高涨阶段，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冯友兰说：“十四个月以来，我们可见，对于中国大众，爱国已不只是空洞底理想，而已是活底道德。”

　　实际上，“贞元六书”的前五种都是抗战时期写成的，其中充满了对于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希冀。“贞元六书”的提法，亦表达了冯友兰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宏伟志愿，以及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个人努力。

　　冯友兰明确指出，自己从事哲学创造的目的是为国家致太平，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心立命之地。具体来说，就是为全民族的一致抗战提供一种理论的说明。比如，《新理学》重视共相，就是当时民族至上、一致抗日心理的反映。

　　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卢沟桥事变后随清华迁至南岳时的心情说：“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对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心动机，冯友兰晚年犹有清楚的记忆。

　　他说：在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出现中兴。“我所掌握的武器，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器，搞了‘接着讲’的那一套。”

　　后来的事实证明，冯友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新理学》问世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民族哲学复兴的标志。而哲学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此后，《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继问世，都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着对民族复兴的热望，正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

　　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必过的关

　　“贞元六书”的贞、元二字出自《周易》，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贞代表冬，“贞元之际”即表示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将来临。冯友兰进一步解释：“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

　　如此赤诚的表白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说明冯友兰的哲学探索并非躲在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或者建构一种玄虚的纯哲学体系聊以自娱，而是积极服务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表现了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除了哲学理论上的建构，冯友兰还从国情出发，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摆脱落后的状态，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阶段、一个必过的关。知其是必过的关，则非往前闯不可，闯不过也要闯。

　　为此，冯友兰提出了“且战且走”的口号，主张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弘扬“无逸”即不贪图安乐的精神。他强调，以这种精神作为强大的精神力和道德力，再加上现代的知识、技术和工业的补充，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华民族一定会复兴。冯友兰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经济变革、发展生产，以增强实力，否则一切无所依凭。

　　时代的大变故推动冯友兰从哲学史家发展成为哲学家，迫使他将哲学探索和国家民族的危难联系思考，并付诸实践。“贞元六书”正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贞元六书》是一部忧患之书，是中华民族在那个“空前底挫折”和“空前底耻辱”时代寻找如何脱困的出路之书。他用哲学家特有的语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财富，以此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冯友兰感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这种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根本人文关怀与坚定乐观的信念，是推动冯友兰从事哲学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原动力，也构成了新理学体系总的基调。

　　不只是大学问家，更是爱国主义者

　　冯友兰倾其一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前途作出了不朽的哲学努力，永远值得感佩。

　　贺麟在《50年来的中国哲学》里说：冯友兰是“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日本学者吾妻重二认为，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地位”。

　　张岱年认为，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从内容来说，主要是中国的正统派哲学与西方的正统派哲学的结合，亦即中国的古典理性哲学与西方的古典理性主义的结合，亦即中国的程朱理学与西方柏拉图主义的结合。

　　陈岱荪评价，冯友兰“不只是大学问家、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中国人”。

　　冯友兰把程朱的理、气作为新理学最基本的范畴，又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对其进行改造，因而他的理气观与程朱理气观有所不同。同时，冯友兰也看到了新实在论的某些不足，于是又以程朱之长补新实在论之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气观。

　　新理学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在异己文化的哲学思想面前，在准确理解和有选择地吸纳之时，能够保持中国哲学的特质。这种宽容的理解与借鉴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让一个已经凝固的、衰微的儒学理论形态展现出了新的风采。

　　冯友兰强调，哲学不是使人获得知识，而是得到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其中既有理智成分，又有情感成分，绝不是单纯的理智问题或只有理智成分。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语言，任何哲学都是民族的哲学。“民族”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泛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的。

　　作为哲学家，冯友兰非常重视哲学的共性或者说普遍性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强调的是时代性，而不是民族性。但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民族性显然被冯友兰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他的创作与实践，都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和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当时，中国哲学界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人是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熊十力的哲学是“新心学”，侧重宇宙和生命本体，多了一些人本主义的色彩；金岳霖长于对事理进行分析，其哲学纯粹是哲理性的。相较而言，冯友兰的哲学思考与抗战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试图为“抗战建国”建立一个思想上的理论基础，表现出较强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并对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对造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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