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丨哲学还是世界观学说？

哲学基础

在最核心的观点上，我几乎完全同意韦伯的主张：人们越是严肃、严格、无前提地理解和从事科学，就其本质而言，科学对获得或确立某种世界观越毫无意义。卡勒尔否定这一主张，或者说认为它仅仅适用于“旧”科学，而他自己则致力于“革新”科学，这可就大错特错了，虽说他那部精彩的作品在基本倾向上颇有道理。西方历史上两千年来共同致力的全部事业，正是理性的、无世界观前提的、归纳或形式—演绎的专业科学。卡勒尔想在基础和方法上重建它，却完全没看到这种企图的荒诞之处。无论是共产主义者以“无产阶级新科学”取代“资产阶级科学”为名提出，还是意图复辟的、过甚其词的浪漫派提出，这种要求都是同样毫无意义的。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悄无声息或前意识地受阶级利益引导的史观和行动纲领），但也存在与这种“意识形态”毫不相干的“科学”。科学跟确立世界观毫不相干也不该相关，这不在于历史处境的不完善，而是正如韦伯很正确地认识到的，取决于科学的本质（任何一种科学，也包括文化科学和精神科学）。

让我先简要梳理一下使“科学”永远不可能提供世界观的几项本质特征：

一、分工带来的多样性属于科学的本质。不存在科学“本身”（“die”Wissenschaft），只有各门科学（Wissenschaften）。世界观却要求统一，取得世界观的过程也不存在“分工”。

二、科学要么（像数学）运用形式—演绎，从隐含的定义出发（这些定义的知识价值经过了数学哲学而非数学本身的检验），科学从具有感性知觉内容的给定的直观素材中，经过一种本质上无穷的过程，建构了一套虚构的框架，其内在法则让人得以先于现实自然，探究可能自然的纯粹形式，并且借此条理化和规定现实自然（至于何以可能，则属于数学哲学的对象）；要么像所有实在科学（Realwissenschaften）那样运用归纳。这样一来，科学在其发展的时时处处都是未完成的，始终涉及一种无限的过程；所有成果都只是或然的，即柏拉图意义上的意见（doxa）而非知识（episteme），随时会被新的观察及实验等修正。

然而世界观却想要：（1）在其信念里纳入某些“明见”（Evidentes）而具终结意义的东西，就像只有明见且先验的本质知识才能提供的那些（它跟宗教意义上对启示的“信仰”之间的根本区别，不亚于与归纳—或然的知识之别）；（2）原则上，任何时候都能从恒常的“自然的”世界观中建构些可以赢得的东西；（3）一个整体世界（Weltganzheit），以“开放”或（当我们抛弃前者）“封闭”系统的形式复述世界永恒的结构形式。

三、科学于价值无涉（wertfrei），并非如韦伯所言，因为不存在客观的价值或价值之间没有严格的、自明的等级秩序，而是因为科学必须自由选择，不计及任何价值，尤其不得考虑任何神圣、世俗、族群、党派的意志目的，坚持科学自己的目标。换言之，科学研究这个世界，“仿佛”世上没有任何自由的人或原因。

四、科学，与自然世界观中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无关，也不关乎真正证明每种“世界观”有效性的绝对存在域（Daseinssphäre），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这一存在层级（1）关乎某一生命体感性的中心，该中心在环境中可以自由地运动或进行支配，然而这一层次并不与“人类”组织相关，（2）它“普遍适用于”所有人，不管文化圈、国族、民族或个人秉性如何。恰恰因为世界观都想纯粹沉思地得到并占有一种绝对的本质与存在，它的对象也以绝对的方式存在，所以它本质上是人格性的或者说是由个人领袖（代表他们的广大追随者）规定的，这些领袖被称为“形而上学家”或“有智慧的人”，而非“研究者”。

韦伯在这儿就开始犯错了。他认为“人格的”即“主观的”，而不认为它是最为客观的，非同寻常地客观的，对那些仅仅是普遍有效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不感兴趣。正是根据这些普适的生活价值和目标，科学为统治世界而阅尽直观世界与生活现实（“知道是为了预见”；“知识就是力量”）。韦伯没有看到，只有认识的人格形式（Personform）才能提供世界总体（Welttotalität），也唯有人格形式才可能触及所有事物之绝对的存在层次。与事情完全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真”），或者，与我们的意志目标在价值上绝对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善”）的观念，他和康德一样，将这两个观念歪曲成只针对所有人的“普遍有效性”；所以他压根没看清，那些“普遍有效的”只不过是相对的真与善，而绝对的真与善却只能是由人格承载的个体性的真理与美德，绝非普遍有效；这样的真与善，在纯粹普遍有效的界限之内，高于那些只不过普遍有效的东西，作为精神的上层建筑耸立着。当然，韦伯无疑相当敏锐地指出科学作为“世界的除魔”，始终只能提供一些仅具技术价值的知识。然而他既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没能认清：哲学作为本质理念论与形而上学，除了为我们的科学和价值奠定纯形式化的前提条件之外，还担负着其他更为根本的使命——诚然，这些使命也不能够确立价值观。

所以，特洛尔奇看得很准，他在《科学的革命》里指出，韦伯彻底把哲学“扔到桌下”不予考虑，不只忽视了哲学在当代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彻底无视了哲学是人类本质的认知态度。卡勒尔虽然也正确地看到韦伯的观点对一切精神教化都完全是毁灭性的，却未曾要求改良哲学——就其观念、实质，严格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反倒毫无根据地要求一场“科学的革命”——而不是通过一种在实质上关注事情与存在的改良哲学。这最多不过是要求对科学具有热忱。上述错误，对韦伯和他的朋友（萨尔茨、雅斯贝尔斯、拉德布鲁赫）来说，后果丝毫不亚于将所有实质的哲学消解成纯粹的“世界观学说”。（相应地，所有教义的、自然的神学要么消解为宗教科学，要么变成系统的、历史的宗教世界观学说。）

由此，首先产生了韦伯学派（例如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常用的荒谬透顶的“先知哲学”概念，它既非科学，亦非世界观学说。当然了，无论如何总得为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哈特曼之类的人物找个位置，因为他们跟世上所有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一样，都既不会自视为科学警察或形式化的认识论学者，也不会自视为专业研究者，更不会满足于仅仅描述他人的世界观，或从心理学或社会学角度来“理解”它；于是乎，他们就被莫名其妙地归成一类，等同于像耶利米、约书亚和摩西那样的先知式的宗教人物。全然不顾这种等同彻底误解了宗教的本质（也包括其灵智主义或者文学性的解体形态）和哲学的本质，也同样严重地误解了宗教与哲学的知识源泉（对宗教而言是启示和恩宠，对哲学则是自发的认识）。

…………

总之对我们而言，世界观学说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且富有潜力的学科。现在它在德国涌现的势头如此迅猛，甚至自以为能取代哲学和神学，有其自身深刻的社会学条件。如上所述，它“仿佛”是世界观统治中的“议会制”。它有助于各民族及其各部分之间相互谅解；对我们祖国那些总是在政治上派系分立、净会表态、只喊口号、怕担责任的政党和民族、阶级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自我认识，也相当有价值。例如，对业余大学来说，世界观学说甚至是基础学科。但这不意味着，为免惹邻居不快，在这些问题上就没人再敢确立什么东西了。更不该的是：静候也许根本不会到来的“先知”。因为说到底，罗素提到的悖论确实有那么点道理：“纯粹的哲学史就是错误的历史；因为我们坚信为真的东西，不是‘曾经’‘在历史上’为真，而永远在当下；我们自己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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