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哲学”到“人的哲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康兰波哲学基础

传统哲学以认识“物”的态度或思维方式来对待理解人，因此传统哲学是“物的哲学”，人在这样的哲学中终归不得自由或尊严。而马克思哲学却实现了从“物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重大转变。它以符合人实践本性的态度或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人的自由和尊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从“物的哲学”向“人的哲学”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哲学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把握这一点，不仅有利于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理解，而且也有利于克服教科书哲学的弊端。

一　费尔巴哈在从“物的哲学”到“人的哲学”转变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1］（P208）这意味着：第一，费尔巴哈是除了黑格尔之外对马克思、恩格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费尔巴哈“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1］（P207～208）第二，不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就会欠上一笔信誉债。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哲学对他们的影响的。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恩格斯“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时”［1］（P208），恩格斯也就欣然同意了。于是，写成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事实上，在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都没有少出现费尔巴哈的踪影。从一开始使用费尔巴哈的概念或术语，到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彻底清算，在这个过程中显现的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并在这样的批判过程中产生他们的崭新的世界观，使哲学从“物的哲学”整个地转向“人的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如此重视费尔巴哈哲学，在众多青年黑格尔成员中，多处重点批判费尔巴哈的观点，说明费尔巴哈确实在某些方面具有可批判性，而这样的可批判性恰好是费尔巴哈哲学最杰出之点，也是对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关键之点。

按照恩格斯的回顾，“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定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1］（P217）但他们却“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1］（P217）因为，“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1］（P217）这样的冲突使这些试图转向唯物主义的人产生彷徨。而费尔巴哈恰恰“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指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1］（P218）这样，费尔巴哈也就将真正现实的东西由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转变到了“自然界和人”。而在他看来，“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2］（P5）那个“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也只不过“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在这里，他所说的“我们所固有的本质”实际是指“人的本质”。这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给那些试图转向唯物主义，但却面临上述困境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指出了突破自身体系的新道路，这就是要关注人自己，从人那里来理解宗教。他说：“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本书（指《基督教的本质》，本文作者注）的真正警句和主题。”［2］（P6）“实证哲学的偶像之原本，乃是人。”［2］（P9）他还说：“真理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是生活，而不是那停留在纸张上，且在纸张上求得其完全而相适应的存在的思想。”［2］（P10）

其实，费尔巴哈给青年黑格尔分子提供的思路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将唯物主义建立在对外部自然界的理解基础之上，所以，物质及其运动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狄德罗将自然界看成是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系统，霍尔巴赫则把自然精确地定义为“由不同的物质、不同的配合，以及我们在宇宙中所看到的不同的运动的综合而产生的一个大的整体”，狭义地说就是每一事物的特殊本质。［3］（P17）而“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3］（P35）人只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越出自然，哪怕是通过思维，也不能离开自然一步。”［4］（P203）。尽管爱尔维修对人展开过研究，但这样的研究也只是在唯物主义感觉论的认识论基础上。也就是说，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不是在“人”，而是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在物质，属于“物的哲学”。而费尔巴哈却将唯物主义立足点设置在人本身，这实际是为从“物的哲学”转向“人的哲学”提供了重要契机。所以，恩格斯说：“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P218）可见，费尔巴哈的观点之所以“新”，这不仅在于它突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而且也在于它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自然、物质为根基的唯物主义，转变为了以“人”为根基的唯物主义。而这样的唯物主义极大地影响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二　“人的哲学”的真正确立

恩格斯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P237）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扬弃关系，这里的扬弃之点就在于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来扬弃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以“抽象的人”来看问题，而多次提到要从“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看问题。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对费尔巴哈哲学以及这种哲学所立足的“抽象的人”的彻底清算和对“现实的人”的全面理解，以及这种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的新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他却“①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②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5］（P501）这里的“类”是物的类，也就是通常在主客体认识关系模式中，被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所具有的共同性或普遍性。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看作为和“物”一样，是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动物，并认为人的这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就是“理性、爱、意志力”［2］（P31），因此，费尔巴哈实际是以认识事物的态度或思维方式来理解、对待人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人只能被理解为个体的、孤立静态的人。因此，能够表征事物普遍性的这个“类”，也就只能是内在的、无声的、纯粹自然的普遍性。人的个体差异、历史发展等统统被遮蔽了起来。人和“物”的本质区别也就丧失了。由此导致他对世界的理解（《提纲》第四条）、对感性的追求（《提纲》第五条）、对宗教情感的理解（《提纲》第七条）等等，都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旧唯物主义。而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就是孤立、静止的，现存的“市民”社会（《提纲》第十条），它至多只能做到像费尔巴哈这样的对这个“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提纲》第九条），根本无法达到对人、人的社会的历史理解。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P499）由于只是孤立静止地、直观地在理解人，因此，以这种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在功能上才只能做到“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提纲》第十一条）。

而要摆脱对人的抽象理解，使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理论上也能够拥有现实的生活、鲜活的生命，就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停留在“感性的直观”（《提纲》第五条），因为“感性”本身并不是人的最本质规定。它只是把人当作孤立静止的“客体”，采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加以“直观”的产物，并不是从人的主体方面去加以深刻理解（《提纲》第一条）的现实成果。不可否认，人也确实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却是需要从主体本身来加以考察的。这就是“感性的活动”。马克思将这种“感性的活动”称为“实践”，并认为，实践作为人感性的活动是最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活动，也是在理论上最能表现人的鲜活生命、现实存在的哲学范畴。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多处强调了实践的重要作用。如强调实践在检验真理（《提纲》第二条），理解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关系（《提纲》第三条），理解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提纲》第八条），确立新唯物主义立足点（《提纲》第十条），以及发挥哲学功能（《提纲》第十一条）等的作用。而对于“实践”的理论规定，马克思则是通过一系列理论探索而实现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6］（P57）这意味着：（1）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这种生命活动从根本性质上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2）人的这种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由”与“有意识”是这种活动的重要特征，不仅如此，“自由”活动还是“有意识”活动的前提。所以，并非一切活动都能够被称之为“实践”。

马克思紧接着还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6］（P57）。这意味着：（1）实践是人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的活动；（2）通过这样的活动，人自己证明自己是“人”，具有人的本性。因此，实践也才能够成为人的本质性活动。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类存在物”，实际是对费尔巴哈观点的发挥。费尔巴哈说：“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2］（P29）也就是说，只有将自己的“类”或“本质性”作为思考对象来加以反思，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意识。而动物们却并不具有这样的本领。

马克思说：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P58）的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6］（P58）。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6］（P58）这样，人也才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6］（P58）。这说明：①人的实践活动是以生产活动为基本内容的。这样的生产活动和动物的生产活动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②人的实践活动使人创造出他的现实自然界，即自然界分化出，并表现为他的作品。③人通过他所创造的世界来理解他自己。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被进一步明确为“人的感性活动”，是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活动（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是使世界被二重化的真实根源（第四条），是理解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本质的活动（第六条、第八条），是克服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第五条、第七条）的现实维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7］（P24～25）这不仅意味着实践是人的第一历史活动，而且还进一步意味着实践活动是以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现实内容为基础，并进而不断展开的、间接生产整个物质生活的社会活动。马克思还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7］（P25）这实际上是说，每个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规定着每个人的本质和他的实际存在状态。只有立足于这样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六条）［5］（P501）

总之，马克思对“实践”赋予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克服了费尔巴哈脱离人的现实生活，仅仅从孤立、静止、直观的感性来理解人的抽象思维方式。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通过“实践”范畴的确定，使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真正从“物的类”，转变为了“人的类”。也就是说，人因其各自实践活动在具体内容上的不同，因而人的个性、具体生存面貌、具体存在状态等才统统具有巨大的差异。但也正是这样的巨大差异性，才恰恰表现出了人的普遍性或共同属性。简而言之，实践这种生命活动使得人的共性恰好要通过每个人的个性来展现。相反，“物”包括动物，因没有生产实践活动的推动，因此它们的共同性或普遍性只能是自然赋予其的某种具体属性。而这种具体属性是没有什么个体差异的，因此，它才是“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

可见，马克思正是对现实人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把握，才使哲学理论表达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真正统一了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书写着各自的人生。而如此巨大的不同，恰恰印证出他们是“人”，过的是人的生活。相反，如果一切都高度一致，人们一定会感到自己不是“人”而是“物”，自己的生活也不是人的活法。可见，正是“实践”的确立，才使得哲学真正成为了立足人的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真实本性的“人的哲学”。

三　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哲学”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哲学是人的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在理论上全面揭示并表现了人的实践本性，并赋予哲学以现实的、历史的思考维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要求以真正符合人的实践本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理解人。

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P499）传统哲学由于不懂得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革命性、批判性，不理解实践的真实含义，因此，他们只能要么直观地从客体方面来说明“对象、现实、感性”，而无法将人这个主体的能动性也从客体方面来加以说明；要么抽象地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说明人的能动方面，使人的能动方面失去现实的根基。传统哲学由于不能对“人”作出全面的理解，因此，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它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为人们描绘世界辉煌图景时，将活生生的、生活于现实世界并积极参与到现实世界的人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也就是说，他们将世界描绘成物或观念的世界，“人”被描绘成和其他事物如石头、树木具有同等性质的东西，世界与人是相割裂与分离的。这不仅抛弃了人和世界的交互作用关系，同时也抛弃了人的自我创造。人除了被动地认识、解释世界外，别无作为，因此在这种哲学思维方式中，现实的人实际是被忘却、失落了。于是哲学家们所说的人，都不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感性之物或理性之物。

人既然被看成是和“物”具有同等性质的东西，因而人的生活便和“物”一样要受某种外在力量的决定。旧唯物主义在固守物质决定意识中，一方面以为人的一切都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以至在只关注客观因素中丧失精神的追求和超越，从而陷入宿命论、命定论或决定论中；另一方面，便是像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那样，以为人就是肉体的感性存在，无法从本质上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于是，以为满足人的肉体、感官欲望，就是人的生活，从而导致对人的生活理解的低级化、庸俗化、昧俗化。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则从另一个极端夸大意识的决定作用，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由某种神秘精神力量决定的。人们一旦找到了这种“神秘精神力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依照这种力量来获得幸福生活。但是这种“神秘精神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是人们才用一些想象的、经验无法证实的抽象原则来冒充这种实际不存在的“神秘精神力量”，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人们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生活，必然以为原则决定生活、原则高于生活，以至于到处去寻找能够决定人们现实生活的抽象原则。但是，这样的抽象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于是，人们才误将课堂上、书本中的东西当成这些原则，并应用于现实生活。这也正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得以产生、流传的思维方式根源。

马克思哲学由于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生成、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历史及其演变，理解人的世界及其变化，以及人对自身的不断提升，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阈中，人终归是自由的。他虽然要认识遵循客观规律，但绝不会被规律制约而死，他总是积极利用规律获得新生；他虽然要脚踏实地，但绝不会低头爬行，他总是在仰望星空中获得灵感智慧和高尚境界；他虽然要依赖有限的肉体生命，但绝不会满足于肉体的存活，他总是在追求无限的超肉体生命中获得永生。正是人的这种自我创造、自我提升的自由，为他赢得了尊严。而决定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从思想观念上束缚人，让人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枷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哲学”是为人的自由而奠基的哲学，是战胜各种决定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将人从各种束缚他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的哲学，也是为人赢得尊严的哲学。

我国传统教科书哲学，由于在思维方式上没有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不能做到以人的态度，即实践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包括阅读教科书的教师和学生。因此，第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中，费尔巴哈重要的中介作用往往被忽视。这样一来，唯物主义的根基在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也就很难得到真正的理解。尽管教科书中经常使用“现实的人”和“实践”这两个词语，可其内容仅仅只能停留在语词的层面，根本无法深入到这两个词语所反映的现实个人生存状态、实践状态的内部。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反映人现实生存状态客观性的“物质”范畴，往往被抽象地、教条化地直观为唯物主义的根基。这样一来，马克思建立在现实人的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也就被还原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站在这样的唯物主义立场来解读马克思，恰恰能够将马克思对现实个人的人文关怀情怀、对以自由为前提的自觉活动的追求等给消解殆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人”的教条。

第二，尽管现有教科书没有少使用实践、现实的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术语，没有少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但它始终不能为每一个学生作为“人”的那份自由、尊严而奠基，更不能为他们追求成为“人”而作出现实有力的论证。人们在教科书中能看到的只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手段的抽象的人。他需要掌握某些观点、某些话语、某种思维方法、认识方法和工作技巧。而这些东西兴许只有少数党的领导干部才部分地用得上。而对于广大学生，只能在它的知识、话语灌输下，背诵有关的“原理”，并将这些“原理”作为某种公式来说明一些与他的工作就业、购房买车、结婚生子，特别是“做人”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的宏大问题。这样的教学成果，可以说和黑格尔所反对的“思想的外部反思”并无两样，它既不能切中中国现实，更不能深入到中国现实的内部。

第三，尽管现有教科书经常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话语，但由于不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具体性，不能实现以人的态度对待人，因此，它只能抽象地重复马克思的这些话语，抽象宏大地解说社会关系及其总和，却怎么也说不清楚现实的人的本质。这样一来，它试图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目标也就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学生连作为人的自己都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把握，他又如何能够从根本上正确地理解世界、理解他的生活呢？

所以，从对待现实个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教科书哲学实际是“物的哲学”。它不管如何变换花样、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手段翻新，它终归不能摆脱决定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巢臼，更不能达到解放思想、铸造灵魂、追求自由的“形上”水平。它能有的至多只能是一时的兴高采烈、欢呼雀跃，就像费尔巴哈哲学的一时影响。而留给整个中华民族的将是文化的肤浅、精神的贫乏、尊严的丧失。因此，确立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重铸哲学教学的内容和课程，使哲学教学能够真正展现出“人的哲学”的魅力，实际已成为关乎民族兴旺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2］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3。

［3］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管士滨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往期回顾

西方哲学史中的价值观念变迁：一种人类精神发展的概念史考察

邓晓芒丨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

现代西方哲学的真理观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