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1904—1982）在二十世纪港台新儒家学者中，不论在经历或思想上，都别树一帜，极具特殊性。作为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一员健将，徐复观和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等人一样，面对二十世纪以降中国人所面临的由“道德的迷失”、“存在的迷失”、“形上的迷失”所构成的“意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的思想困局，苦心孤诣努力重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道德价值系统，以作为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凭借。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一样，都受到熊十力（1885—1968）的启示与感召，以全副的生命为振兴中国文化而献身，他们以毕生心血将他们对时代的悲愿化而为一部部思路绵密的著作，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心灵的见证。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儒家学者中，徐复观与其他同时代的中国新儒家却又同中有异。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在批判科学实证论时，固然都采取张灏（1937— ）所谓的“反实证的思考模式”（anti-positivistic mode of thinking），但是他们之间的对比却也十分鲜明——这是历史学（徐）与形上学（唐、牟）的对比。另外，在历史研究领域里，徐复观与钱穆（宾四，1895—1990）的对比也颇为强烈——钱宾四强调中国知识分子与历代政权的和谐关系，而徐复观则侧重两者的紧张性。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徐复观是如此地突出：他是一个出身湖北浠水的农村子弟，他从泥土中获得生命的动力，他好像一只土拨鼠，从中国农村的泥土里探出头来，以他镭射似的眼光与睿智，扫描传统中国文化的病根，诊断现代中国的苦痛，从思想史角度开出治疗病灶的药方，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为数可观的著作。从二十世纪东亚儒学的视野来看，徐复观的思想也有其特殊性。徐复观分析传统中国文化时，特别强调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基础，他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在自耕农阶级的基础之上，开出民主政治的花朵。二十世纪日本知识界中与徐复观一样地对《论语》推崇备至的涩泽荣一（号青渊，1840—1931），则放弃农本主义，而期待《论语》与算盘的结合，能替未来的东亚开拓“义利合一”的儒家资本主义精神。另外，徐复观对近代西方文化展开极为凌厉的批判，但二十世纪日本知识界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及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都对西方近代文化不胜其推崇向往之情，两者又构成鲜明的对比。不论从二十世纪中国儒学或东亚知识界的角度来看，徐复观都是一个生意盎然、活力四射的学者与思想家。他的生命情调与他同时代中国当代儒家学者固然大异其趣，他的思想与他同时代的日本思想人物相较，更是具体突显中国文化在他生命中所打上的深刻的烙印。徐复观毕生的学思历程展现一项通贯性的终极关怀：“中国文化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几乎就是二十世纪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问题，具体的体现在“‘民族的’与‘民主的’如何融合？”这个问题之上。徐复观毕生殚精竭力地思考的就是这个盘桓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头上的巨大问题。这个问题中所谓“民族的”指传统中国文化而言，“民主的”是指源自近二百年来西方的民主政治生活方式。如何从以农为本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开出现代的民主政治？这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共同关怀的课题。徐复观为探索这个问题而撰写的诸多著作，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中有其作为当代儒家学者的代表性，但是徐复观的学思历程中的日本因素，使他与其他同时代的当代中国新儒家学者又有了明显的区隔，又因他通过日文著作了解西方近代文化并以日本文化作为参照而思考中国文化，而有其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