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丨传统中国历史写作中“事”与“理”之关系的演变

在传统中国历史写作的史论之中，史学家在史“事”与史“理”中搭起会通的桥梁。史学家默察历史潮流的巨变中，帝国的兴衰与人物的升沉，而在史论中提炼历史的“事”中所潜藏的“理”，于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就不是木乃伊而是图书馆，后人可以进入历史的图书馆与古人对话，从古人的经验中汲取历史的启示与智慧。

大致说来，在公元10世纪北宋立国以前，中国的史学写作中史“理”寄寓在史“事”之中，太史公司马迁（145？—87？BCE）是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

西方史学鼻祖希罗多德（Herodotus,ca.484—425 BCE）与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ca.460—ca.400 BCE）特别表彰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表彰的则是历史变迁之际被淹没的人物如伯夷、叔齐，以及文化英雄如孔子（551—479 BCE）、孟子（371？—289？BCE）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伯夷、叔齐立传并置于《史记》的列传之第一篇，叙述在殷周政权交替之际（1027？BCE），拒绝接受周政权的伯夷、叔齐两人饿死于首阳山上的史实。司马迁从这件历史事实之中，思考“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条古代中国人共认的“理”之可信性。在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之中，“天”与“人”的关系这一条“理”只有在伯夷与叔齐的历史事实中，才能被感知、被发现。在这个意义下，史“理”存在于史“事”之中。

但是，公元10—11世纪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儒家的价值观逐渐影响甚至支配历史思考，所以，史“理”开始凌驾并超越于史“事”之上，并影响许多浸润于儒家价值中的史学家对历史变迁的解释。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运用成熟的史学方法与细腻的批判技巧，编纂《资治通鉴》涵盖1392年的中国历史，以编年之方式叙述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之间的历史，但他以一套深具儒家色彩的“名分论”作为评论历史事实与人物的标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403 BCE）“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件史实之后，写下这段评论：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这一段“名分论”，呈现鲜明的儒家以“礼治”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司马光政治思想极为保守，他反对王安石（1021—1086）新政，批判孟子之不尊周王，他以这一套帝制化儒家的“名分论”，在他所撰的《资治通鉴》中评断历史人物，例如秦二世皇帝欲诛蒙恬兄弟，蒙恬兄弟自杀，司马光认为“恬明于为人臣之义”；唐肃宗（在位于公元762—763）赐陈希烈等七人自尽于大理寺，司马光认为：“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

到了南宋理学大兴之后，朱熹（晦庵，1130—1200）对历史的解释更是完全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的“理”作为解释的基础。我在本书第六章论述朱子的历史思想时将会指出：传统中国史学的道德解释集中在“理”或“道”之上。“理”既是宇宙自然的规律，又是人事行为的规范，两者融为一体。因此，以朱子为代表的历史解释在这种“理”之哲学的支配下，历史被超越时空的“理”所统辖，成为人事变迁之支配力量，所有具体的历史事件都只是为了从正面或反面印证“理”的永恒特质，“理”成为批判历史之“精神的杠杆”。

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历史解释，采取一种“超时间”的道德立场，来观照具有时间性的历史事实，因而取得了一种“非历史”（ahistorical）的性格；历史事实的探讨，并非朱子读史的目的，而只是他的手段而已。就这种历史解释之本质而言，历史知识仅为道德服务，史学之自主性为之晦而不显，终不免沦为伦理学之奴仆。

11世纪以后，在理学支配下的道德的历史解释，隐含着两个理论上的问题：第一，在理学家的历史解释系统里，“理”既是宇宙之规律（principle）又是人事之规范（norm），而且具有永恒不灭的性质，那么要如何解释历史上政治黑暗或文化混浊的时代亦有“理”的支撑？换言之，道德的历史解释无法面对“历史中的邪恶”这个问题。第二，朱子及宋代理学家将“理”之阐明与延续的重责，寄托在圣贤与英雄人物身上，如此一来，历史就成为少数人的“传记”，而非广大群众所共同缔造的纪录。这种史观必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倘若圣贤英雄无法适时出现，挽狂澜于既倒，如何保证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合“理”的轨道上进行？

总之，虽然中国的史论可以11世纪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是“理”在“事”中，在此之后是“理”在“事”上，但是，史“事”与史“理”的辩证性关系，一直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与哲学会通的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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