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丨哲学作为生存哲学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之一。早期从事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后转入存在主义哲学领域，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揭示存在。
哲学作为生存哲学
雅斯贝尔斯
我应邀讲授生存哲学。如今，部分哲学获得这样的名称。一个与众不同的标志性术语，可以凸显当今哲学的某种特征。
所谓生存哲学，尽管只是唯一古老哲学（die eine uralte Philosophie）的某种形态，但目前，生存（Existenz）成为标志性的语词，这并非偶然。它强调在一段时期以来几乎已被遗忘的哲学任务：在本源（Ursprung）中洞察现实，通过我如何在思想（Denken）中与我自身相关的方式，亦即在内在行为（inneres Handeln）中，把握（理解）现实。从关于什么的单纯知识、从语言风格或说话方式、从各种风俗常规和预先设定，总而言之，哲思（Philosophieren）要从所有的表面现象回到现实。生存是各种指向现实的语词之一，克尔凯郭尔指出了重点：一切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东西，它对我而言存在，只因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在此实际存在，我们的实存（Dasein）作为我们的本源得以实现的地方、作为身体，已然被给定我们，并为我们所亲熟。
19世纪的时候，上述意义的思想运动已经反复出现。人们想要“生活”、意求“体验”。人们要求“实在论”（Realismus），要求亲身经验，而非单纯的认识。人们处处追求“真切”、寻求“各种本源”，想要向人自身推进。什么是高层次的人，这尤其明确地表现出来；同样，人们也能在最低微的层次发现真实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存在者）。
一个世纪以来，时代的总体特征已经完全不同，转变为平均化、机械化、大众化的时代，是任何人的实存可以由任何人完全替代的时代，好像无人能再成其自身而实际存在。这也正是令人觉醒的时代背景。在这使得每个人放弃成为个人的无情的时代背景中，能够自身存在的人们已经觉醒。他们想要重视自己、认真承担自身，他们寻求已被遮蔽了的现实，他们想要认识可被认识的东西，他们以其自身理解（Selbstverstndnis）来思考，从而到达他们的根据（Grund）所在。
但这样的思想也往往被搁置于不严肃、不认真、平均化的现实遮蔽之中，被曲解成一种混乱喧杂、伤感造作的情感哲学和生活哲学：自身经验存在的意志（Wille zur Selbsterfahrung des Seins）被扭曲成一种满足，其满足于单纯的生命机能，而本源意志（Wille zum Ursprung）变成原始渴求，对人处于什么层次的意义感知也变成一种对真正的价值秩序的背叛。
在实在论看似高涨的时代却是现实的缺失。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出现灵魂的危困与哲思。我们并不打算将此现实缺失的全体纳入视野，相反，我们试图依循我们与科学的关系（就内容而言是我们主题的一个根本事例），在历史的叙述中回顾这种以多种形态实施的对现实的返回所纠缠起来的道路。
哲学与科学
最近几十年的回顾
19与20世纪之交，哲学主要自视为众多科学中的一种，是一门大学的专业，被青年学生当作一种教育的可能来选择：精彩的课程描绘着哲学历史、哲学著作、哲学问题与哲学体系的全景。虽然内容空洞的自由与真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效用）时常给人不确定的感觉，但同时也会让人相信他们的哲学知识在不断增长。思想者们“继续前行”，相信总会站上其时代已经到达的知识顶点。
然而，这样的哲学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时代给予精确的经验科学以无限的尊重，使得哲学以经验科学为榜样。哲学想要以同样的精确性在科学的审判席前重获失去的尊严。尽管所有的研究对象均已被专门的科学划分，但除此以外，哲学也想通过把整体（das Ganze）看作科学的对象来获得一种合法性。比如通过知识论来研究知识的整体（科学总体的事实，而非个别科学的对象）；比如通过一种仿效自然科学理论、借助自然科学所设想的形而上学来研究宇宙的整体，又比如通过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学说来研究人的理想与目标的整体。这似乎是一些不属于任何专门的科学，但又有可能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对象。然而，所有这些思想中的基本态度却给人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印象，因为它既有科学的客观性，同时又有道德伦理的诉求。它当然可以认为能够在“情感需求”与“科学成果”之间建立某种和谐的一致；最终也可以说，它只是想客观把握各种可能的世界观与各种可能的价值，但仍会要求给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即科学的世界观。
当时的青年学生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失望：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哲学。对于一种为生活建立根据、说明根据的哲学的热爱拒绝这种科学的哲学。尽管科学的哲学在方法上的努力及其艰难思索的要求令人敬佩，并以此总有教导示范的作用，但在根本上，这样的哲学无关痛痒、平庸无奇，过于无视现实。对现实的渴望与追求拒绝那种什么也没有说出，但又在所有的系统分类中发挥作用的概念游戏。它拒绝那种徒有声势、什么也没有证明的论证。科学的哲学以经验科学自居，这是它隐秘的自身判定。许多人依照这个判定的指引而直接讨论经验科学本身，也有些人或许还相信另有他们尚不能及的哲学存在而抛弃了科学的哲学。
在几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当时的学生从哲学转至自然科学、历史以及其他研究性的科学，那是何等的兴奋与欣喜。这里有现实，这里能够满足求知欲：关于自然、关于人的实存、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发生，这些事实是多么令人感到意外、使人震惊，又是多么让人满怀希望。李比希在1840年对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所记下的文字仍然可以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也经历过这段在语词与理念上如此丰富，但在真正的知识与扎实的研究上却又如此贫困的时期。这耗费了我两年宝贵的生命。”
但如果对科学作此理解，好像在科学中已经包含真正的哲学，因而将会给出人们在哲学中所没能找到的东西，那么就有可能会犯两种典型的错误。人们想要一种说出生活目标是什么的科学，一种价值评价的科学，人们从科学中推导正确的行为，人们自称通过科学可以知道信仰的内容（但与世界内的各种事物相关）在事实上究竟是什么。或者与此相反，人们怀疑科学，因为科学并没有指出生活的关键所在，尤其因为科学的反思会使生活变得麻木。所以，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在迷信科学与敌视科学之间摇摆，前者把假定的结果当作绝对的出发点，后者认为科学毫无意义而加以否定，并且认为科学具有破坏性而加以反对。当然，这两种错误还只是附带的。事实上，在科学自身中已经出现某种压制并且抵消两种错误倾向的力量，即知识作为知识的自行更新与自行消除。
因为，如果在科学中过多强调缺失论证的东西，如果过于确信而把概括性的理论当作一种绝对的现实知识，如果未经检验、不言自明的东西过多地发挥作用（比如把自然看作机械结构这样的基本观点，比如历史事件具有可被认知的必然性等诸多循环论证的学说），尽管被抛弃了的坏的哲学固然会以更坏的形态在科学中重现，但在科学自身中，已经有批判（Kritik）发生（这在当时是伟大的，并且重新让人欢欣鼓舞）。此批判并非哲学争论的往复循环，得不出一致的结论，而是逐步并且有效地为一切判定真理的批判。这种批判摧毁各种迷惑性的错觉与假象，以更为纯粹地把握现实可知的东西。
这便有了打破一切教条的伟大科学事件。20世纪初，伴随放射现象的发现与量子理论的创立，机械自然观的固化程式在思想上也开始相对化。从此，能够有所发现的思想建构便已开始并且持续至今。这些思想不再困守于某种自在存在并且就其自身而被认识的自然事物的狭窄空间。先前的两种观点，人们要么认为自己所认识的是自在自然的现实，要么坚信自己所处理的是为了以最为简便的方式描述自然现象而虚构的单纯假设，如今，它们皆已失效作废：打破一切绝对性，人们恰恰得以触及可被研究的现实。
在各个门类的科学中，虽非声势浩大，但也都发生类似的事情：任何绝对的前提皆已失去效用。比如19世纪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有一教条：精神疾病都是脑部疾病。如今，这个教条已经令人怀疑。比如一种几近神话的虚构：精神障碍由完全未知的大脑变化所致，而实际（faktisch）知识的开展已经把它取代，恰恰是因为放弃了这个束缚性的教条。现在的研究致力于去认识精神疾病在多大程度上是脑部疾病，而且学会拒绝先入为主的成见：人不故步自封，则极大扩展了其关于人的实际知识。
在此，值得尊敬的伟大研究者，他们的自身批判坚决无比，他们的科学发现也颇具成就。
马克斯·韦伯揭示了这样的错误：通过科学（比如国民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推断并且证明什么应当被做。在方法意义上的科学对各种事实与各种可能性有所认知，而如果想要形成客观有效的认知，从事研究的人必须在认知行为中停止他的价值判断，尤其他的愿望、同情与反感，以重新消除从中产生的各种遮蔽与偏见，尽管这些在通往认知的道路上也会给出富有成效的推动，并且使得目光更加尖锐。只有无关价值评价的科学（wertfreie Wissenschaft）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但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此无关价值的科学就其自身而言，在问题与对象的选择上，整体仍然由它能够同时看清的各种价值评价控制引导。在认知中，正是价值评价的热情（价值评价对生活来说是首要的，也唯有价值评价能够说明究竟为什么科学应当存在）与停止价值评价的自身克制共同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力量。
这样的科学经验教给人们一种可能性，即总是能够获得完全确定的具体知识；它同时也告诉人们一种不可能性，即在科学中不能发现当时的哲学所没能找到的东西。谁若在科学中寻求生活的根据、行为的指导以及存在本身，则必定大失所望。
应当寻回通往哲学的道路。
——摘自《生存哲学》导论，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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