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体用之辩
在中国传统上，“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受到了极度推崇，而与“道“相对应的则是“器“，《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易传》中的“道”是一个在对立中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宇宙本体，这个本体决定了“器”的变化。但是，在董仲舒那里，“道”成为不变的道德本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与形而上的“道”相对立的“器”在董仲舒那里被表述为具体的“制”，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这样，在董仲舒那里，“道”与“器”的统一性就被割裂开了。三国时的王弼反对董仲舒的这种做法，又将“道”与“器”统一起来，王弼认为，“道”即是万物本原的“无”，而“无”既是“体”又是“用”，“体”“用”不二，“体”与“用”是统一的。王弼的“体”和“用”分别对应于“道”与“器”，这样，“道”与“器”在王弼那里又实现了统一。
但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在中国传统中的影响非常强大，因而“道”与“器”的割裂实际上并没有被改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郑观应仍然认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在这里，“孔孟之常经”为“道”，不可变更；而“富强之权术”为“器”，可以变更。郑观应正是利用了“道”与“器”之间的割裂提出了变法要求；但是，也正是利用了“道”与“器”之间的割裂，张之洞则以三纲五常的“旧学”为“道”（“体”），而以西方“民权之说”的“新学”为“器”（“用”），强调“器”可变，“道”不可变。
张之洞
很显然，张之洞的目的即在于保留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的伦常道德，但是在严复看来，三纲五常与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治道”理念即自由、民主和平等是正相反的，因而必须变法。在这种情况下，“器”变“道”不变的割裂状态就给严复的变法造成严重的障碍，因而严复对张之洞的这种对“道”与“器”、“体”与“用”的分裂进行了批评。他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这样，严复就将“体”与“用”重新统一起来。“体”“用”的统一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既然“用”是可以变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包括张之洞之内的洋务派的认可，那么，根据“体用不二”的统一原则，“体”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必然造成“用”的无效；而将事物原有的“体”与“用”拆离开来，又强行将不同事物的“体”与“用”结合起来，则必然造成事物本身的严重扭曲甚至消亡。
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严复指出，如果要学习和运用西方社会的“器”，就必须同时学习和运用西方社会“器”的对应部分“道”，以保证“体”“用”的统一。因为在严复看来，中西之“体”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无法相容，中学之“体”是无法取代西学之“体”而与西学之“用”结合在一起的。
严复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这些差异中最明显的部分在于中国社会的贫弱和西方社会的富强，在这种富强与贫弱差异的背后，则是在天文地理、医药农矿、舟车兵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在洋务派看来正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在“器”或者“技艺”上的差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的天文地理等都被认为是末技，无法受到中国传统社会中正统势力的认可，所谓“君子不器”正鲜明地体现了这些技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卑下地位。洋务派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社会的这些技艺即可实现富强，但是在事实上却仍然无济于事。对此，严复指出，这些技艺都是“富强之实资”，而洋务派却没有因为借鉴和学习这些技艺取得效果的原因在于这些技艺没有得到正确的使用，没有得到正确使用的原因则在于中国人把这些技艺当作末技，没有将这些技艺中所含的西学精髓进一步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严复看来，中国社会只学习和模仿西方社会的各种形式性的东西，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形式背后真正使这些形式发生效用的实质内容。严复指出，即使那些认为应该像西方那样开设议院的人也只是看到了西方社会在形式上的良善，并没有认识到西方社会政治的良善正是基于这些被视为技艺的实质——科学。
正因为如此，严复指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虚荒。”他一方面批评中国传统的八股之害“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另一方面则断言西学格致“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
这种在学术上的差异使中西社会在基本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上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严复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学术上不求甚解、主观臆断的态度大大局限了整个社会的视域，因而“与华人言西治，尝苦难言其真”。之所以会如此，归根结底在于中国传统“治道”理念和西方社会“治道”理念的差异，这就是中西社会对本体的不同认识。中国社会认为三纲五常所代表的伦常道德是“道”，是本体，而西方社会则认为自由、民主和平等才是“道”，是本体，而正由于这种对本体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社会在各个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严复指出，西学之精髓“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
在严复看来，中国社会视为本体的伦常道德是不讲自由的，正是这种不讲自由使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内敛拘束、不求进取的社会品格，对其所属的人民也加以种种束缚和制约，使其才智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挥，在思想和智力上受到极大的禁锢，最后导致中学在与西学的对峙中无法与后者相抗衡，而中国也因此无法向西方社会那样国力富强。因而，严复明确指出：“中国之不兴，宗法之旧为之梗也。……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
显而易见，严复“体用之辩”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反对以中国社会传统的伦常道德作为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基本理念，反对只是借鉴西方社会的技艺或者施政的形式这些西学之“用”；而强调中国社会必须以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为根本的指导，真正吸收和运用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这些西学之“体”，从而真正确立使西方社会繁荣昌盛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制度。显然，严复意识到要实现他的“治道”理想，决不能只是落实“治道”的种种形式，而必须严格贯彻“治道”的实质和平等的理念，确保中国将来的民主政体以“治道”的自由为根本的理念，此即“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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