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峰丨在对话中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
景海峰，现任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做访问研究。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儒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诠释学与儒家思想》《经典诠释与当代中国哲学》等，另有编著十余种及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当今时代，世界各种文明都在共处的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和发挥着自身价值与能量，对话而非对抗，共同发展而非一意孤行，正在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正视这个背景、融入这一潮流，在充分与各种文明对话、交流、融通之后，谋求新的发展。而作为文化之基础的哲学反思与建构，必然要先行一步。文明对话的背景需要我们做哲学的思考，同时也给认识中国哲学自身的状况和清理有关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文明对话首先需要明晰自我的身份性，有了准确的身份，才能够获得有效的出场权，也才能于对话过程做出相应的贡献。拿哲学来说，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登场呢？回答肯定是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又是什么？对“中国哲学”身份性的反思，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就我国20世纪的经验来讲，依傍西方哲学系统、模仿西方哲学形态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以至于我们常常要暗自思量：这种哲学到底是拉近了我们与传统之间的距离，还是在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来检讨“中国哲学”何以成立的基础，经过反省，激活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实现中国哲学之“自我”的觉醒。
20世纪前叶，西哲东渐和随后的“中国哲学”之模仿建构，恰是欧洲中心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中国哲学”的成立，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到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性之下，在理念和框架上，牢牢地系附于西方话语。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底色之外，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也深深地受到了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在学科制度化的要求之下，它一方面不断地清除那些不合乎“普遍哲学”规格的内容，把自身从原属民族文化语境的特有情景之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时时注意与中国的史学、文学、政治等相邻学科的区别，在不易分割的原料当中，进行着小心翼翼的“挑拣”和“撕裂”。这样，西方的价值观和外在形式就被有效地带入到了中国思想的表达过程当中。
在整个20世纪，西方在一切方面都尽量地被解释或塑造成理想的榜样，反过来却不惜对中国的文化作过度的贬损。西方几百年强势所造就的话语霸权，形成了所谓“文明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进步”与“保守”、“现代”与“传统”等既定的模式，它们深深地嵌入在现代中国叙事的幕景之中。
这一相差悬殊的身份镜像，在今天越来越遭到强烈质疑。人们不但怀疑西方所谓的“普遍性”，而且对仅作为西方之“他者”的自我身份也感到了深切不满。近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一场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正悄然来临。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呼唤着对自己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认定。
中国思想主体性的复位和身份的重构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方面需要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建构和发展的历程，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并从根本上打破它的局限性，走出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寻求适宜的自我身份和新的表达方式，以化解地方性知识的限制，把中华民族的声音带入到世界性的场域之中去。既要打破“西优中劣”“以西释中”等思维定式和习惯，把思想从欧洲中心论的牢笼之中解放出来，展开新的思维想象和精神创造；又不是简单地回到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的立场，盲目地拒斥西方。相反，和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为细致的层面上来展开。既要回归经典，让我们的精神找到一个可栖息的家园——花大力气重新梳理和诠释古代典籍，把流失或遗落了的思想果实捡拾回来，把散开了的、杂乱的思想碎片穿缀起来，把断裂了的精神巨链再连接起来。又不能重新回到经学的老路，再过往昔老儒“皓首穷经”的日子。总之，我们需要的是紧贴时代脉搏、具有全球视野、与人类命运和文明前景休戚与共、具有生机勃勃创造精神的思想劳作。
中国哲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大力引进西方哲学，形成了不同时期诸多流派各擅胜场的生动局面。而马克思主义颖脱而起，一枝独秀，在千回百转中不断探索新路，与中国的实践探索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在外来哲学形式的洗礼中，中国传统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有限延续过去历史的情景之下，先后创造出了新儒学、新道家、新佛教等现代系统。从理论上来说，传统的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被西化的过程，有了所谓狭义的“中国哲学”的成立；同样，西方哲学各流派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有一个被翻译接受和意义再诠的过程，程度不等地濡染上了中国的色彩，或曰中国式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从传入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三者的相互融通和结合，在文明对话的今天更显得需要和急迫。就文明对话的指向而言，它的价值显然在于前瞻未来，而不仅仅是回望历史。
中国的儒、释、道各家，在宋代以后曾经走出国门，为东亚文明共同体的创造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但近代以来，随着国势衰微，其影响力日渐缩小，逐步沦为边缘性的地方知识。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长期边缘化的中国文化传统开始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其哲学思想也有了更多展示自身的机会和迈向国际化的可能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在与世界各大文明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拓展了自己的论域和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自身的发展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动力。通过开展文明对话，不但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统思想，而且也获得了本身自我反观、自我整理的机会，可以从对话中来调整姿态、找准自己的位置。传统哲学是这样，经过整合之后的中国哲学更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淬之中，中国哲学才能够走向世界，才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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