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丨漫说康有为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在他那一代人中，近十余年来热点研究的思想人物是严复和梁启超，推崇褒扬，无以复加，也旁及章太炎等人。相形之下，这位“领袖”却相当寂寥，评价似乎也每况愈下。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学理水平（中学弱于章太炎，西学远逊严复）？是他那造假“作风”（《戊戌奏稿》、“衣带诏”等等）？还是别的什么缘由？

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特别是戊戌维新那一段时期，他是非常拙劣的、愚蠢的，结果导致彻底的失败。早如当年王照、严复等人所指出，他急躁冒进，“间离两宫”，未能省时忖势，周详谋虑，在战略、策略上的大失误，把本有成功希望的变法维新弄砸了。康负有历史责任，他并没有把他的改良主义用心落实在现实政治实践的具体步骤和部署中。

但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他却仍应有崇高地位。回顾百年以来，在观念原创性之强、之早，思想构造之系统完整，对当时影响之巨大，以及开整个时代风气等各个方面，康都远非严复、梁启超或其他任何人所可比拟。他与现代保守主义思想源头的张之洞、激进主义思想源头的谭嗣同，鼎足而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至今具有意义。

他是“西体中用”的先驱。《大同书》强调现代工业生产，重视社会经济生活，并舍孔子于不顾，“去家界为天民”，将个人的自由、独立作为未来社会的根本。这是人类学的眼光，并非依据某一文化传统。而在策略上，康则大摇孔子旗号，强调“公羊三世”，循序渐进，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这不同于谭嗣同以“平等”为第一要义，“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也不同于张之洞以“教忠”、“正权”为归宿，坚持君主专制的“中体西用”。

包括戊戌后，康拒绝与孙中山联手反满，主张保皇，也是这种改良主张的体现。重要的是，它本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谁能料到光绪、慈禧同时死去？如果光绪活着（这本非常可能），康被召回（这也相当可能），厉行新政，辛亥革命便不一定发生，也不会有以后的军阀混战和其他种种，中国不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吗？

然而，历史就这么偶然。我不以为这里有什么“规律”、“必然”，也不相信什么“必然通过偶然而出现”。当然，也不是一切均偶然。有些历史事件必然性多一些（如成立革命党，要求推翻满清），有些偶然性多一些（如辛亥革命成功），历史要研究的正是这种“偶然”与“必然”比例和结构的复杂关系，即其中必然性、偶然性的各种因素如何组接配置，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在军事史、政治史方面。经济史、思想史的“必然性”则要明显得多，这也可能是今日研究康有为的意义所在。

今日想指出的是，康有为的“西体中用”思想的严重缺陷。他缺少了“转换性创造”这一重要观念。他没认识“中用”不是策略，不是用完就扔的手段，而应成为某种对世界具有重大贡献的新事物的创造。即由“中用”所创造出的“西体”，不止于符合普通性的国际现代化准则或原理，而且将为此国际现代化（也就是今日的全球化吧）增添新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东西。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文化上。例如，家庭未必须废，“公养”、“公教”未必可行，而以家庭血缘情感纽带为核心的儒家教义和由此而“充之四海”的仁爱情怀，如果去掉千年蒙上的尘垢污染和加以改造，未必不可以具有世界普遍性，未必不可以不亚于基督教而具有广泛的伦理和美学的价值。

康有为在“骨子里”是西化普遍性论者，却矛盾地处在救亡图存而又十分保守落后的中国环境中，他只好以坚定的传统护卫者的面目出现。包括前后期总想立孔学为国教，成为本土宗教，表面上是维护传统，骨子里仍是学西方，学基督教。而这，却恰恰不符合儒学精神。儒学或儒家不需要设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特定宗教组织，而且只要不否定和扔弃祖先，容许人们信奉别的宗教，可以与儒家并行不悖，并无损儒家自己的强大宗教性功能。（详见拙文《“说巫史传统”补》）

康有为的“废家”（大同思想）、“立教”（现实实践），说明他的“西体中用”未得“中用”三昧，没认识“转换性的创造”之特别重要，未真正吃透“工夫即本体”的中国传统。所以，他虽是中国自由派的源头，却需要批判和超越他，自由主义才可以在中国开花结果。这一点至今也仍有现实意义。今日不还有好些学者主张立孔学为国教么？当然这些人大多是“中体西用”论者。

从而，康有为的这些故事，不是值得再次提出引人思索的么？

（原载《明报月刊》200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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