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丨我心中的马克思：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哲学基础

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

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3)易见的常识。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其中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

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安、激动。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以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180°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我感到了(6)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别人在写大字报，而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其实，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8)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二十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我最初只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人类历史的方法。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从反复推敲《资本论》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像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即所谓两重性。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于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9)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你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它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什么是“物自身”？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

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覆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辨哲学的妙处和它最大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我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穆尔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不可能适用于“桌子和椅子”的这精采的评论，即使知道，我也许还会去寻找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因为，我始终存在一种信念，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辩证思维，我当然也对它提出了这一赤诚的要求！长达一年的苦读黑格尔著作毕竟对我有所收获。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时用的那种十分困难的思辨。作为一个实际成果就是我写了一篇研究有关中国文明历史和世界文明历史对比的短文。这也许是我的首次习作。全文贯穿着思辨和方法的探讨，为了能表述纯方法，论文是用对话形式写的。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是十分幼稚的。它的基本观点和今天盛行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议论有很多类似之处。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并没有陶醉在其中，而是隐隐感到了两个问题：第一，(10)寻找质的规定性有着巨大的任意性，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像总是包含着无穷的质，至于在这些性质之林中抽取哪一种质，往往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下意识中总是隐藏着他希望得到的答案。这样就引导了一个奇妙的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分析的最后结果是从困难的辩证思辨分析中得到的，但实际上这个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早已想到(或人们已经提出过)的。这就造成辩证逻辑很容易变成思辨游戏。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个性向共性一级级往上抽像的过程，寻找有关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滤去问题的具体细节等价。每运用一次这种方法，有关研究对象就变得越抽像，这种方法的反复运用可以使研究者得到的是一种空泛的东西。当时我对科学要求理论不能逃避证伪还缺乏认识，但我不喜欢这种使理论越来越空洞的做法。从小热爱科学的我，一直十分敬佩的是那些能解释使人觉得神秘莫测事实的理论。

虽然我心中已产生了迷惑，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这种思辨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想使这一切变得完善和科学。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之中。我觉得十分满足，一切思考在这里是那么深刻、迷人。思想每往前走一步，在这里是如此沉重和艰难。为了推动它，除了要哲学功力还需要你拿出满腔热情。确实，对于一个青年哲学家没有什么比一种燃烧着热情的理论探索更有魅力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岩洞，由于思想的深邃和为了深刻有意把思路搞乱的程序使得进入其中的哲学家会觉得里面幽深无穷，有时他们在原地兜圈子，但也会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已走得很远。这个深洞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每个人迸发思想的火花去照亮道路时，这些瞬息即逝的亮光只能使探索者在岩洞壁上看到自己高大的身影。这些似乎是巨人般的影子会给人以鼓舞，使得一个人可以在这种(11)体系中耗尽生命。

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在此，“彻底辩证法”是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将其贯彻到底。我从来认为，对于一个已被我所认识的真理，如果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将其贯彻到底，那么理论家应该为自己的伪君子行为感到羞愧。马克思那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就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著名警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但一旦我诚实地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我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

辩证逻辑是为了表达事物由其内部发展变化这一最初要求而来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寻找质的规定性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把握发展的规律。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找到事物质的规定性后，为了表述发展，必须引进质的规定性的两重性，即它具有自我否定的要素。而且为了彻底，必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意义上，同时引进规定性的否定方面。1968年，当我顺着辩证逻辑的内在逻辑(如果它真有逻辑)走到这一步时，马上发现问题不对头了。因为如果真这么做，不仅用语言表达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原理本身也应和它的否定方面共存，这样我们必将陷于绝对的概念混乱和虚无之中。例如，假定某物的规定性是A，这种质的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方面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常常将(12)其理解为A和非A共存。也就是说为了把握内在的发展，必须刻划一个由A向一个新的规定性非A转化的过程。假定这种新的规定是B，那么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做从一种规定性A转化到另一种规定性B的过程。很多哲学家分析到这里已经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因为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变化A→B本身又是一种确定的规定性。这里变化过程本身是某种确定性，是某种不变的规定。这样我们用确定的转化过程A→B来把握变化，本身并不能说是具有彻底辩证法精神的。因为这里我们最终还是诉诸某种不变性：变化过程本身的确定性。为了表达彻底的辩证精神，变化过程本身的规定必须与其否定方面共存！这时，变化又是什么呢？它又怎样可以被把握呢？

总之，如果我们彻底运用辩证法，必然把同样的分析——即对规定的否定引进整个哲学体系，最后一直到用语言表述层次。我发现，如果发展原理真的作为基本精神在整个辩证逻辑中贯彻到底，这个哲学体系中没有任何确定东西，甚至什么也不能说。不管你说什么，无论多么抽象，都要以某种确定的限定为前提。当时我对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的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但我已明显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兼容的。在方法论上，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不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了形而上学，不能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要么是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发展的内在大火已把思辨框架烧得干干净净。(13)

用上面这样一段简单的分析来描述1968年我所碰到的理论危机是言不达意的，毕竟整个辩证逻辑的展开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思辨过程中处处要求彻底和对辩证逻辑的忠实，以至于我用理论语言来描述那个时期我在哲学体系深处和方法论上碰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感觉。

整整几个月中，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撕裂开来。一方面我坚信辩证法核心原理——发展原理正确无误。另一方面，我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展开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把握和表达发展原理的基本方法。而这两个基本支点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互不兼容。它们的冲突带来的危机并不如数学公理体系那样，只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就能保全原有的方法体系。相反，这两个原则从相反的方向撕开原有的体系大厦，它们在相互排斥中不仅取消了对方的意义，而且在对方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意义。发展原理如果不能用辩证逻辑表达，那么它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人类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转化为思想力量。而辩证逻辑一旦不去把发展原理贯彻到底，那么它自己也无非是它历来攻击得最厉害的“形而上学”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用假辩证法掩盖起来的一种！

我当时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我是如此真诚地追求，几年来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哲学，已经使方法论探索超过了理智和知识的层次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感情深处，因此体系的自我悖论使我处于精神崩溃状态。

人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注意：我在此讲的仅限于辩证逻辑)却令人恐惧！只要用黑格尔的方法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的方法论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引起和它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正站在悬崖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前后均无退路！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边上，前后均无退路！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浪潮必将把我们这一代人吞没。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以逃避那通宵不停的大喇叭的叫喊声)，一位朋友问我未来前途如何，我们正好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对他谈了预感：我们这代人也许将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之中。(15)

由哲学向科学退隐

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经历理想主义的精神崩溃并非坏事，只要他是真诚的、无私的，青春具有足够的生命力以支撑那失去方向和灵魂的肉体渡过危机。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这一年夏天，也是北大青年学生风流韵事最多的一年，很多对运动感到茫然的红卫兵在未名湖边谈起了恋爱。我也经历了一次单相思的很快就失败了的初恋。我终于找到了在哲学理想破灭和失恋的痛苦中应做的事情。后来证明这种选择对我以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这就是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我又回到从小向往的科学中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两栖人。当我涉足于哲学和人文密林中探索时，心里下意识地总是惦记着科学。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对科学方法的好奇，记得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我家时，偶尔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的惊愕是难以形容的。我最有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得到这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的！我马上找来了相对论的著作，想看个究竟，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困住了我。我感到深奥的数学背后一定蕴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我深陷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哲学来理解科学，特别是我所不懂的数学。

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水晶球，一个水晶球似乎比较透明，我能看清楚，这是辩证法哲学；另一个水晶球表面模糊不清，这就是科学。那时，我曾不止一次用黑格尔的哲学来理解抽象代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我仍坚信，只要看清一个水晶球，就一定能窥视到另一个水晶球的秘密。这样，(16)当1968年我重新把兴趣转移到科学中来时，对我说来，科学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我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我定要去擦亮这个几百年来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魔球，以照亮那个在我心目中已经变得混乱和昏暗的哲学。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实的创造能力的高度发展。其实，这一过程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已经初步显现。

当黑格尔把科学甚至整个自然界赶到自己哲学脚注中去的时候，群论和非欧几何已经在构想之中。从小我就对伽罗瓦和罗巴切夫斯基十分佩服，特别是群论和非欧几何在量子论相对论中大显身手后。我深感今天如果我依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不可思议的思想方法，那么将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当时，狄拉克的话曾给我以很大刺激。他说：上帝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他用高深的数学创造了宇宙，我们在数学上不断地努力才得到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当时，我还无能力评价这种西方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传统的对错，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科学家(17)的经验之谈。以前我读不懂这些高深的科学著作时，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上一个世纪那些我熟悉的哲学著作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可耻的逃避。我必须通过一个艰苦的自学过程以真正成为科学的内行。

1968年的冬天很寒冷。为了怕被外面正在武斗的同学发现我们在读书，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呆上一整天。屋里冷得连墨水都冻住了，有时我们就烧一点擦油画笔的纸来取暖。然而外部学习条件的艰苦(从借书到找到地点和时间读书)比起思想转变本身的困难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十年以后我才明白为何从一个黑格尔哲学出发来理解科学的人会感到如此艰难和格格不入。其实那些看来深奥莫测的科学和数学思路本身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正是我们从小养成的错误的思想方法，而这(18)些错误的含糊的常识又经过具有不正确方法的哲学用思想的深刻作为理由进行加固，这往往使高明的思辨家在科学面前其蠢无比。我好象在一个又深又黑的森林中挣扎，这个森林虽然黑，但我十分熟悉，它就是我从小就习惯的常识的传统思想方法和黑格尔式的思辨。

我在前方的远处看到一点光明，这就是科学思想和方法，我竭尽全力向光明走去，但不时被那些我所熟悉的树枝拌倒在地。我知道，呆在这个森林中是没有希望的，但前面的光明是那么小，那么远，可望而不可及！由于没有老师可以请教，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读科学名著，同时开始攻数学、物理和外语。从伽罗瓦的群论定律、黎曼空间、测度论以及集合论的基数等等，只要那些直观所不能把握的科学或数学思想都在我钻研的范围之列。常常我觉得似乎是懂了，但一放下书又胡涂了。然而我只有用科学大师的思想方法来纠正自己而别无他择。我经常捧著书在桌边睡着了，醒来后，擦掉那流在桌子上的口水，又开始沉到自学中去了……

在今天读者看来，我如此顽固地用是否真正理解数学和量子力学之类来作为寻找正确思想方法的标准，这是被人们批判的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以解脱哲学的困境为目的的人在科学学科海洋中淹得死去活来，这真是自讨苦吃。当今正来临一个以思想的多元为时尚的时代，人们总是十分轻松地由思想的多元合理性推出，各式各样认识世界的方法并无优劣之分，从而使当代很多学者已经放弃了不断使自己认识论武器变得锐利的努力。然而我至今仍非常感谢当时我那正确的直觉。那时候，科学革命对哲学和社会的挑战远未被中国学术界意识到，但我已隐隐感到，如果我们仅限于了解科学兴起之前的哲学，那么这种方法论的多元论确有道理。无论是基督教、佛教、中国的儒学还是禅宗，每一家宗教思想和哲学流派都必然有独自的不可以用(19)别的方法取代的思想方式。而一旦和近代科学方法相比，这些纯哲学思想中的方法马上黯然失色。至今为止，科学以外的哲学方法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一个：如果某一种哲学方法是求实的和理性的，那么它最终必定是直观的和常识的。它充其量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准确地推断经验和常识未曾感觉到的东西。相反，如果一种哲学方法，有超越直观和常识的能力，它必然是反理性的，甚至是主张荒诞的，因为它只有借助非理性之想象力来逃脱常识之笼。

从来，人最值得自傲和最有力量的是他的思想，思想可以使我们以一种风驰电掣的速度追溯整个人类的历史，思想可以使每一个渺小的个人成为实践着的整个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没有什么比思想能够不断超越自己已达到的成就更为激动人心和更美妙。但是非理性的哲学和超越不得不经常是错的；无论它多么令人感动。只有科学方法才破天荒地能将求实的理性与大无畏的预见和创见结合起来。因此，如果方法的最终使命是帮助人类认识未知世界，那么我十分赞同如下一句看来十分极端的格言：“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把我们引向失败，而把我们引向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

用几句话来概括在我思想中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对话、交锋、较量、最后搏斗的历程是困难的。甚至我连自己当时的感觉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我感触最深的是：科学方法最容易引起一个热情哲学家反感。它似乎天然地冷冰冰，它要求理论如水晶般的明澈。这种要求如此严格，以至于在一个人的年轻时代就把人文和哲学爱好的人吓跑了，而使真正同时精通人文和数理的人极少！据说，有一次海森堡和奥本海默开玩笑说：科学是为了把一件复杂的东西搞清楚，而写诗则是把一件简单的东西搞胡涂(其实，深刻的思辨哲学也是如此)。他问奥本海默如何(20)把两者统一起来的？是的，科学方法和思辨的最大不同是：思辨是借助于情感和直觉以及语义在昏暗的概念世界里横冲直撞；科学则认为把那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东西搞清楚才是最难的和最有价值的(即使是模糊数学，它的目标并不是如一些哲学家想象的那样是用模糊的思想来思考，相反，它是理解模糊，用清晰的概念来把握模糊)。在科学方法看来，思想是否有效和成功，它的全部秘密在于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些概念，一种框架，一种新的理解角度，使人类那充满生机和热情，然而又天然地混沌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如水晶般的透明！只有整个思想是透明的，它才有预见未来的能力！科学方法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是在人类那昏暗和充满激情的概念和感觉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灯用它明亮的青色又似乎是毫无感情的光辉照亮了思想，这就是理性。

我感到科学理性之光慢慢在我心中出现，并开始扩大，我终于领悟到了一种和黑格尔式热情的思辨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青年时代，我常常把思想干净而又清晰当作浅薄的代名词。现在我才懂得，如果仅仅在常识和直观经验的范围内，思想的清晰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热情的思辨往往更可贵，因为它总是企图冲出常识。可是一旦思想家的目的是探索未开垦的世界，那么那盏我们在黑暗中点燃起的理性之灯能照多远就成为成败的关键。辨证逻辑在评论某一种思想、某一个概念时坚持自己滔滔不绝的雄辩，在这里概念太绝对化了，在那里把问题讲死了，没有余地了。是的，这些都对，但这在科学理性看来，这是无谓的争论，好象小孩子和大人没完没了地纠缠。科学在提出理论之前已经承认任何一个概念(即使是经过科学千锤百炼的概念)都可能不全面，都可能不完全等同于真实。但思想的困难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怎样用这些人造的概念去架起理解复杂而奇妙自然现象的桥梁。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它的构架是否美，是(21)否具有巨大的预见性，是否具有超出直观的经验的能力。

当时，正好我在一本科学史书上读到一段对牛顿力学的评述：上帝说，让牛顿去干吧，于是世界成为一片光明。我不由得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牛顿力学常常被黑格尔当靶子来批判，我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牛顿以前那个混混沌沌的宇宙和有牛顿力学以后一切成为光明的宇宙是多么不相同啊！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形的力量，这就是科学理性。它不同于青年的热情，而是一种深沉的自觉，一种宁静而庄严的追求，它用建设性的清晰的思想充满我的心。我下定决心，如果辩证法哲学是科学的，那么它必须彻底拋弃黑格尔式的思辨，而接受科学精神对理论构架的要求。

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开始把这种看法写成哲学札记。这份札记断断续续，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它既是一个对过去思考的总结，也是一个改造辩证法哲学的提纲。在这份提纲中充满了对科学的人生观和方法论的信心。我相信，我已从黑格尔废墟中走了出来，虽然未来哲学的大部分面貌还不清晰，但作为基础的方法论已经在我面前出现了。

十分有趣的是，这份札记在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思考者的形象。

一个在科学神殿中平凡的科学家

罗素在谈到他早年进入黑格尔哲学的经历时曾说过，他告别黑格尔体系时有一种从监狱中逃出来的感觉。很多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不由深有同感。当我在黑格尔体系中探索时，由(22)于我还太年轻，以至于天真地认为我一旦看出了这个体系的问题，哲学就有可能得到了解放。其实，这只是一个从未获得过自由的人在黑暗中的想象，一旦他真正获得了自由，骇人的空虚马上就来临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即将开始一个在我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最苦闷、最仿徨的时期，无边无际的哲学虚无主义几乎把我吞没了。

其实，这一阶段的来临是必然的，而我却没有精神准备。不要忘记，我是为了改造辩证法才去学习科学的，但是事实上，我的目的已经被手段所异化！当我理解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之后，必然在某一天会忽然发现以前我整个探索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的目标是虚幻的。我相信，在社会理想上，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经历过这一由狂热的理想追求跌入虚无的过程。对于我，无非这一切更彻底，因为它发生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之中。

当时我已从北京大学毕业而分到家乡的一个塑料厂劳动。在这段时间，由于我认为自己已具备了足够的数学和科学修养和经受了科学思想的洗礼，于是接着马上着手来完成该做的一步：用科学来改造哲学。我一边思考和作笔记，一边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科学哲学、史学和经济学的名著。当时，我成了浙江图书馆和科技情报室的常客。由于我是一个工人，没有借这种内部书和外文书的权利，一次用别人的借书证让管理人员发现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虽然这一阶段的读书和研究比以前轻松自在，在我看来，最难啃的哲学书也比不上抽像代数和测度论之类，但我的情绪却越读越糟。读者可以想象，当我发现，我通过几年辛苦地求索搏斗而悟出的道理在一百多年前或几十年前出版的哲学书中已经写着时，这是多么令人沮丧！我发现，我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和西方主流哲学流派及思想界的批评惊人地一致！而我对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必须满足的要求不仅是(23)科学家早就在做的，而且科学哲学家早就对此作了正确的表述并形成了很多学派。

据说，数学家阿贝尔有一次兴冲冲地把他早年数学研究的结果寄给老师，他的老师看了这些结果后对他说，这些数学定律早已被别的数学家发现了，他只不过独立地重复了前人的工作。我当时的心情比阿贝尔懊丧得多。如果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独立地完成了别人已经做过的发现，这至少可以证明他已经具有研究的能力，他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走到科学探索的前沿。而对于哲学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从一种哲学体系中的猛醒只能表明摘下了从小就带着的有色眼镜的偏见，而对于局外人可能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已！我发现，五年来我所走过的路是在重复历史上很多哲学家曾经走过的路，有的甚至是十分著名的成果，无非当时我不知道罢了。这一段时间的苦读给一直习惯沉于苦思冥想的我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我再次明白了我其实不比我的前辈聪明，和日新月异的国外学术界的发展相比更不知差了多大一截。不得不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下的我能想到的东西(如果它是对的)，别人也许早就想到过。这种不可低估他人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当我在理论上真的有所创新时，我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真是作出了新的发现。

当然，那僵化、保守、使人孤陋寡闻以及思想不自由的环境所带来的学术上的自悲感并不是我感到无望的主要原因。我读到国外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师对辩证法的中肯批评而感到我和他们不谋而合时，我总是急切地想看看批评后面又是什么。可每当我读到下文时，却总像是被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大多是一种歧途，是一种古典的思想不成熟的错误，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承认形形式式其它哲学流派的合理性。特别是当我了解到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居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德(24)国科学的起飞是和清算黑格尔体系联在一起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要知道，虽然我批判黑格尔，没完没了地研究科学方法，吸收科学精神的营养，所做的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辩证法哲学寻找出路。现在，这等于说我的所有的探索都是虚妄的。我的自认为神圣并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即使不是一个欺骗也是一种幻梦。看来，我所应该做的不是去发展辩证法，而是像一度当过嬉皮士的青年那样浪子回头，再次回到西方主流的人们早已熟知的哲学中去！我知道，我的这些在哲学上感受到的东西或迟或早要被整个社会在生活上感受到，它等于宣布半个世纪来几代人为此奋斗的目标是徒劳的！我好象是一个当战斗被打败(其实，何止是被打败，而是发现战斗毫无意义)后立即被遗弃的战士，提着打得滚烫的武器，拖着快要倒下去的身体，却拒绝离开空无一人的战场。我不愿意接受理智的答案，我不愿意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化为泡影！

现在我在睡梦中还经常出现1970年那苦闷仿徨的情景。我一闭眼，耳边常常振响起那车间隆隆的机器声，每当夜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捧著书苦读，有时在黎明之前，我爬到厂房顶上看着那明亮的星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或者在上夜班之后，一个人骑车到西子湖边，望着那朦胧如烟的月光……，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又能做什么？

我青年时代的哲学梦就这样醒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不是一(25)个哲学家，也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即使成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我青年时代，哲学不仅是人生的真理，而且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概括，现在这个梦已被粉碎。没有了哲学和主义，只剩下了一大堆问题。无论是人生价值问题，历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它们由于一下子失去了中心而变得各不相关，显得琐碎而渺小。由于对哲学的绝望，再加上感到那些洋洋万言而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的古典哲学著作的误人子弟，我竟极端地看不起哲学著作，并发誓自己今后也不要写超过十五万字的著作。

今天，一些海外学者常为我始终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框框而惋惜，或一些青年认为我过于相信理性以至于陷入科学主义泥潭之中。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十几年以前，我的思想比他们远为激烈，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对马克思主义抱尖锐的批判态度，甚至我还写过一篇数万字的艺术论文，以诉诸现代派和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时，我以为这辈子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缘了，甚至我已看破了任何一种哲学！但我并不知道，我青年时代理想的火焰虽然熄灭，然而不可觉察的火种依然埋在我的心中。很多年后，它们仍会燃起熊熊的大火。我将重新发现并肯定青年时代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获得更高阶段的新认识。其实，我的探索生涯刚刚开始，只是我必须从在科学的神殿中做最平凡的工作开始自己的修炼！

那个时期，我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札记。我强烈地意识到，像过去那样一味地想大问题是不行的，我必须去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小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思想家不仅需要思想，还需要解决科学问题的耐心、技巧和为思想发展作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在经过漫长的积累之后还能迸发起创造的火花，完成大的发现，这只能是天意，因为这一切太难太难了！过去几年和一个(26)已经幻灭的哲学体系打交道毕竟使我和那些从大学专业训练中出来的研究生不同，我已经不会因专业贡献而满足，我只是为了反抗虚无，甚至是抱着自己没有任何新发现的决心去研究各式各样的领域中的问题的。我的思想只是像一个成熟的蒲公英被旋风吹散了，落到了我感兴趣的各个领域之中。

1974年，由于刘青峰已调到河南郑州大学教书，我因照顾爱人关系也离开了工厂到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虽然学校也经常开门办学而且带学生下厂下乡，但比起工厂来我毕竟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于是我开始了一般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很少有机会体验的时期：我已经不是以一个哲学家身份来欣赏科学或解释科学，而是作为一个平凡的科学工作者在大学和实验室做工作。这使我对科学有了切身的体验。

如果去查阅我在1976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大多极为平常，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它们属于科学领域中的常规研究。但是有一篇论文的写作却使我至今难忘，它是关于仿真移动床的数学模型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合作者从未见过这种新式反应器，但是根据它的原理我们提出一个数学模型来研究它的行为，并推出它的一些特征曲线。其中数学模型和推导工作主要由我完成。在论文交付发表之前，我几乎是胆颤心惊地，小心翼翼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算。数学模型和数学推导本身并不复杂，可我没有把握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反应器，对于它的外形和有关数据我们都一无所知！但根据我们的模型是可以推知这一反应器很多特殊的规律，甚至给出了计算公式和曲线，它们正确吗？我十分真切地体验到，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很大的不同是它的推论马上可以被事实证伪的！也许科学理论的全部价值(理论之所以不同于事实之总结)就在于它敢于冒这种危险。这的确对于我是一次考验。从此我开始体验到了科学方法的力(27)量，只要方法正确和模型巧妙，我们确实可以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推知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可以预见！我决心在今后构造社会科学理论时去走一条运用科学方法的新路。

当时，我只是一个在科学神圣大殿中平凡的科学家，我欣赏那历史上科学大师伟大的创造。虽然心中也不时地涌起创造的冲动，但我深知，批判别人不对，在一旁指手划脚是很容易的，进行体系式思辨的空想也不困难，然而一种符合科学规范求实的创新，即使是点滴的新进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不敢奢望在科学上有大的发现，却深知一点一滴建设性工作的意义。事实证明，这种使哲学雄心受挫而进入一个庄严的集体向真理进军的科学兵营，对我今后的道路十分重要。我的一些重要工作，以至于被社会认为是我们的代表作的历史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

哲学在召唤

在人的一生中，青年时代常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它们往往一夜之间盛开。但中年的来临却是静悄悄的。当我们在春夜中久久不能入眠回味着正在消失的梦想，当我们在月光下田野中无休止地仿徨，当我们为了解决一两个科学难题苦苦思索的时候，时光流逝了，我们的头上不知不觉有了白发，年轻的脸上因热情和思想而刻下了皱纹，我们进入了中年。

中年人想起20岁时的狂热和那种走极端的偏激态度都会暗中羞愧，认为这是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干的表现。但今天我仍很难判断人到中年头脑冷静下来这究竟是一种觉醒还是陷入到一种作为社会中坚不得不具有的麻木状态(当然这是社会需要的)。中年人必须拋弃那些没完没了的幻想，不再去考虑那一辈子努力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而要真实地面对严峻的人生。中年人的生活就像在两车轮之间拉车的疲倦的马。他们即使没有目标，也必须在两条车杠之间往前走！车杠的限制就是社会的责任。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感，以一种缓慢但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发生变化。1974年后，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在我的内心萌发，而且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从青年时代追求宇宙的真理变成了追求中华民族的真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但十分明显的是，就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就在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以及将它和西方乃至世界其它文明比较之中，我被我们(36)民族的历史深深地感动了。她的悠久，她的无畏，她的博大，她在历史上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苦难都变成了对我内心的召唤！我突然领悟了一个十分简单但以前从未想到的真理，这就是：似乎每个哲学家是在追求哲学的真理，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最后所能达到的只是寻找一种民族文化的真理。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是由各民族组成的，人类的思想必然也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组成的。哲学作为一种文化，虽然力图摆脱某一民族文化的狭隘情绪和立场去进行超越，但是作为超越的目标本身却只能是从民族文化中提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对哲学提出的目标可以是不同的。而且哲学作为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个民族容纳自己经验的框架，它必然扎根于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哲学家，决不存在脱离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文化的哲学目标。其实，我整个青年时代的理想，我那朦胧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在探索当代世界里中国哲学的出路。我的希望，我的破灭的痛苦统统来自于对未来中国新文化的渴求！无非我太年轻，把它错误地当作对抽像全人类真理的追求。

我开始感到一股不属于我的强大的力量灌入到我的心中，我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一个似乎不能算是目标的启明星在地平线上升起。我虽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但却知道必须从今天开始就要朝这个方向走去。是的，我们的先辈哲学家的一部分曾经把辩证逻辑的思辨作为他的思想方法，并把它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了它的疑难，但从中却得不到哲学虚无主义的结论。因为它并不意味着那些在批判黑格尔思辨方法基础上诞生的各式各样西方哲学是唯一合理的。是的，对人类思想歧途的认识可以是不分民族文化传统的。但在清算错误之后找到那个相对正确的答案却取决于哲学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它和哲学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因为，不同(37)的民族文化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当然要承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流派没有也不可能来回答历史对中国哲学提出的问题，并为它寻找出路。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我们本民族的努力，而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文化的继承人，我们是如此热爱我们的民族和体会她的苦难。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思，也不是拒绝承认科学思想对人类的普适性。我只是想强调我的民族文化意识以及民族使命感的觉醒。我慢慢懂得了民族这个从小就熟知的词的深刻而沉重的含义。我通过千辛万苦才理解了为什么在近代史上，在风起云涌的西方近代思潮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会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在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上会处于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和中国传统直观思辨的奇怪混合状态。这只是我们的先辈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之现代化的结果，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哲学答案。一个时代先驱者探索所碰到的问题，甚至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法不再适应今天，这一切并不能否认探索本身。对于思想家个人，对于理论和学派，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对于一个民族思想变迁的过程是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正如天体运行的轨道、山崩海啸无所谓对和错一样。追溯一个伟大而永存然而却处在动荡中的民族思想，重要的也唯一有意义的是去把握它转化的历史，它所经过的阶段以及它未来的道路！它在任何一个阶段的困难和危机绝不是意味着过去的一切毫无意义，这只不过是表明民族历史已把过去作为一种必须继承的遗产交到她期望著作出新的创造的后继者手里！理解了这一切，哲学家就会从纯知识到纯理论的狭小探索圈子里跳出来，发现哲学的真正生命！

要知道，对我说来，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至今我还不是文(38)化相对主义者，我拒绝躺在一切相对主义思想安乐窝中睡觉。特别是我从小生活在追求科学真理的环境中，由于科学属于全人类，科学的真理也是宇宙的真理。因此我总是把科学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别的层次的真理均从属于它。因而即使存在着民族文化的真理，由于它的低层次，使我一直对民族的真理缺乏足够的意识。其实，我一直没有发现，我的这种对科学和文化关系的看法，特别是科学和人生观的一元论恰恰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典型心态。其实一个人只有献身于本民族解放的事业才能献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即使在思想的范围中往往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祖父辈的追求和创造，我们父辈的继承和僵化，我们这一代的怀疑和失落，它们都将在中华民族追求自己出路的历史中得到自己应有的历史价值。

我不能用准确的语言来描绘我在黑暗中听到的民族文化的召唤，我想，每一个在苦苦地追求的中国人，每一个已经在生活中沉沦但又不甘心自己沉沦的人，每一个过去有过崇高的理想但今天又为找不到一种理想为之献身而痛苦的人，他们都会听到这种召唤。在我的探索中，一个新的时期将要开始。我即将告别那失落的非理性主义的时期。这时，虽然夜仍然是那么深沉，无边无际的黑浪仍在那里咆哮，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的责任感以及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已在我内心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堤坝。我不能担保今后不再困惑，不再仿徨，但我绝不会再迷失了。因为我已经深知，在今后那壮烈的民族思想变迁历程中，意识形态的变换，一种定型的思想的生和死都不可避免。但这一切再也不会阻止我们去追求，我们可能不会把自己献身于一个具体的固化的口号和目标，但我们却知道这种整个民族的探索本身的意义将万古长存！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是值得留恋的。虽然每个人的遭(39)遇都不尽相同，有的曾被自己同时代人斗争，内心的爱遭到社会的践踏；有的曾怀着赤诚的信念去批斗自己的父亲和朋友；有的病倒在看来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长征路上；有的则在解放军农场那稻田的淤泥中渡过了青春最好的时光。和这些同龄人相比，我的遭遇算是命运之骄子。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深深地怀念。因为不论我们当时所做的现在看来是对还是错，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我们是那么真诚，那么充满了理想，我们的青年时代是轰轰烈烈的！我们从肉体到精神都没有躲在安乐窝里。我们虽然失败了，但却勇敢地承担了失败的后果，虽然这一切最后的结果只是破坏！但我们用自己的青春证明某些东西一定是错的！我们推动了沉重的中国历史！当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就要告别这一时代时，觉得它特别值得留恋。为此，我和刘青峰决定写一部作品来纪念它，这就是《太阳岛的传说》。

当时正处于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很多地方都处于一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之中。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将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预感。刘青峰和我就选择了以一个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地震预报站为背景写了一部长诗。当时我正好带学生去河南省安阳开门办学，我经常在夜阑人静之时，趁学生们都睡着的时候，打着手电伏在地上开始写下那从我心中流出来的诗句(因为我们睡的是地铺)。而刘青峰则在离我300公里外的郑州家中创造情节和人物。几天后我将我写成的部为寄给她，由她把这一切综合起来。今天，这部长诗似乎没有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发表后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它更有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巨大伤创和那个在我们心中如不死鸟般的理想。读者也许在字里行间还能发现我对哲学的梦想。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部长诗中，我们还记录了对中国命运的(40)预感。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黑云滚滚，整个民族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我们同时代人纷纷估计中国的政局即将大动荡，有人还认为会发生战争。而我们则感到时代正在召唤着他的儿女，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即将出现，中华民族即将开始在她近代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时代。果然，1976年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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