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丨关于生命的学问
此五十年内，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失其本。此种悲惨命运的总原因，是在“生命学问”的丧失。
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注意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暗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团了。
我们自辛亥革命以来,社会上大体皆知道要求科学与民主政治。但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自其出现上说，是并不能自足无待的。如果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则科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
我们近五十年来的学术方向是向西方看齐，但是我们只知道注意西方的科学，科学中是并无生命的途径的。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
尤其是宗教，乃是他们的灵感的总源泉。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浅薄的理智主义，对于道德宗教是并无严肃的意识的，因之对于他们的宗教是并不发生兴趣的。要不，就是二毛子的意识，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文学艺术是创造之事，不是学问之事。我们天天在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若没有他们那种生命情调，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的学术方向是以科学为普遍的尺度，我们不注意他们的生命学问，读哲学的是以理智游戏为满足。
西方的哲学本是由知识为中心而发的，不是“生命中心”的。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哲学界是以学西方哲学为主的。所以只注意了他们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辨，接触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
读西方哲学是很难接触生命的学问的。西方哲学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领域内，而是在逻辑领域内、知识领域内、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们没有好的人生哲学。
读西方哲学而接近生命的，不外两条路是文学的，一是生物学的。然这都不是正宗的。文学的进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学的进路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都不能进入生命学问之堂奥。表面看起来，多姿多彩，实则皆未入生命问题之中心，诚如王充所云：
丰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论衡·本性》篇语)
揆之西方正宗哲学，此皆不免浪漫外道之讥。
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学问。他们有神学，而他们的神学的构成，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部分是《新约》、《旧约》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
此可说是尽了生命学问的外在面与形式面，与真正的生命学问尚有间。就是这一点，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方向所不接近的。对于西方如此，对于中国的生命学问，则更忽视而轻视了。
实则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学问传统早已断绝了，而且更为近时知识分子的科学尺度所窒死。他们对于这个学问传统，在情感上，倒不是偏爱，而是偏憎了。
他们对于西方的一切，倒是有偏爱，可是以其科学的理智主义，对于西方的宗教，就是想爱，亦爱不上。这就表示中国近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怎样的浅陋了，对于生命学问是怎样的无知了。
对于生命学问的忽视，造成生命领域的荒凉与暗淡，甚至达到漆黑一团之境了。所以知识分子的智慧、德性与器识，真是无从说起了。
王船山说：“害莫大于浮浅”，诚于今日验之矣。《易·系》曰：“极深研几。”又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极深研几是生命学问透彻以后的事。我们不能“通天下之志”，所以也不能“成天下之务”。
我说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日断绝于明亡。清入主中国，是民族生命一大曲折，同时亦是文化生命一大曲折。今之陋习，是清三百年恶劣曲折之遗毒。
晚明诸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之心志，是因满清之歪曲而畅通不下来。他们都是继承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而重新反省秦汉以降的政体与制度的，他们都是要求自内圣向外开以重建其外王之道的。
他们都痛斥“孤秦陋宋”，以明中国何以遭夷狄之祸。对家天下之私之政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家法与制度，不能不有一彻底之反省与改变。他们的心志，大体上说，是与西方的十七八世纪的方向并无二致。
他们所处的时代亦正当西方十七八世纪之时。然而在西方，却正是一帆风顺，向近代化而趋，而他们的心志，却遭遇清之歪曲，而继续不下来，因而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平行之发展。
平常说中国落后了三百年，其实不是落后，乃是歪曲了三百年。这歪曲的三百年，说短固不算短，然而把历史拉长了观，健康其心志，不怨不尤，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从速觉悟，扭转此歪曲的陷落。可惜入民国以来，这歪曲的遗毒，仍然在蔓延，而不知悔，且借口于科学以加深其蔓延。
人们只知研究外在的对象为学问，并不认生命处亦有学问。人只知以科学言词、科学程序所得的外延真理( extensional truth)为真理,而不知生命处的内容真理 (intensional truth)为真理。所以生命处无学问、无真理，只是盲爽发狂之冲动而已。心思愈只注意外在的对象，零零碎碎的外在材料，自家生命就愈四分五裂，盲爽发狂，而陷于漆黑一团之境。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我们凭什么要求科学？我们凭什么要求民主建国？
然而追求科学真理，要求民主建国，却是民族尽性之大业。而“尽性”是生命上的事，是靠一种生命学问来恢弘其内容的。我们的思想界并未在这里建立其纲维，以端正学术之方向，清醒并凝聚我们的民族生命的。
中国从古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有哪一门是“明明德”。今之学校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却并无“明明德”之学问。“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之事，个人精神生活升进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讲。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此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之客观表现方面的事。
如照儒家“明明德”的学问讲，这两方面是沟通而为一的。个人主观方面的修养即个人之成德，而个人之成德是离不开国家天下的。依儒家的教义，没有孤离的成德，因为仁义的德性是不能单独封在个人身上的，仁体是一定要向外感通的。
“义以方外”，义一定要客观化于分殊之事上而曲成之的。故罗近溪讲《大学》云：“大人者连属家国天下而为一身者也。”何以是如此？就因为仁义的德性一定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的。
且进一步，不但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且要扩及于整个的天地万物。故王阳明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程明道云：“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根据《中庸》“成已成物”而来。“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合内外之道也。”也是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而来。
儒家的教义就是要这样充实饱满，才能算是成德。不是个人的得救，一得救一切得救，一切得救始一得救。个人的尽性，民族的尽性，与参天地赞化育，是连属在一起的。这是儒圣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
有这样的生命学问，始能立起并贞定吾人之生命，而且真能开出生命的途径，个人的与民族的，甚至全人类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学问。道德价值意识的低沉，历史文化意识的低沉，无过于此时。是表示中华民族之未能尽其性也。只有业师熊十力先生一生的学问是继承儒圣的仁教而前进的，并继承晚明诸大儒的心志而前进的。
就我个人说，自抗战以来，亲炙师门，目击而道存，所感发者多矣。深感吾人之生命已到断潢绝港之时。乃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扭转清以来之歪曲，畅通晚明诸儒之心志，以开生命之学问。
此《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三书之所由作也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大体可分三阶段。
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三阶段的思想之混乱与浮浅，以及其离本走邪,历历在目。故吾自学校读书起至抗战胜利止，这十余年间，先从西方哲学方面厘清吾人所吸取于西方思想者之混杂，而坚定其“理想主义”之立场。
此阶段之所思以《逻辑典范》（后改写为《理则学》）与《认识心之批判》两书为代表。此后至今，则归宗于儒家,重开生命之学问。上承孔孟。下接晩明。举直错诸枉。清以来之歪曲。可得而畅通。中华民族终当尽其性。克服磨难。以屹立于天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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