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普罗塔戈拉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柏拉图的学生。因此，他的思考是从柏拉图的对话开始的，尽管方式非常不同。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有其他来源，他对这些文本均做了直接的分析。这使得我们在研究普罗塔戈拉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新资料。

重访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

亚里士多德读过《普罗塔戈拉》。这方面的证据有不少。《尼各马科伦理学》（EtiqueàNicomaque ）便是建立在《普罗塔戈拉》的基础之上。其中有一段文字提到智术师的报酬问题，语气没有柏拉图对话严厉，饶有趣味（328 b—c）：

据说，普罗塔戈拉每讲授一个题目，就让学生估价，他照价收费。但在这类情况中，人们往往主张如某诗人所言：“视人论价”。然而，那些事先收取定金、又由于应许过多而无法兑现的人，就会引来抱怨，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协约。智术师们似乎不得不这么做，否则没有谁会为了向他们学习而付钱。他们之所以引来抱怨，则是因为他们收费却不做该做的事。（《尼各马科伦理学》IX，1，1164 a 22—23）

显然，亚里士多德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情况与哲学教诲区分开来。哲学教诲是无偿的，好比人与神之间，或者亲人之间的关系。估价只能建立在师生关系的前提上。

如果说在此普罗塔戈拉与其他智术师有所差别，没有被直接点名，那么，在《论动物部分》（Des Parties des animaux ）中则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似乎重提色诺芬（Xenophon）在《回忆苏格拉底》（I，IV，14）中对人手的歌颂，并称这种观点最早来自于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e）。他郑重地反驳了柏拉图借普罗塔戈拉之口所讲述的神话。在他看来，人因为有双手，才具备比其他生命存在更为高级的能力和工具。

有人说，人被造得很不好，在所有生命存在里是最糟糕的，因为人生来就赤足裸身，没有任何自卫的武器。这些人错了。所有其他动物只有一种防卫方式，无可更替……人却具有多种防卫方式，能够随机更变。更有甚者，人可以随时随意地选择武器：手。（《论动物部分》IV，10，687 a）

人——尺度和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最深刻最难懂的分析，显然就是《泰阿泰德》里的关键命题。亚里士多德读过这个对话，并做过思考。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检视了愿望的目的，并试图暗中超越普罗塔戈拉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对立关系：

愿望是有目的的。据说，有些人所愿望的是真正的善，另一些人所愿望的则只是看似为善的东西……（《尼各马科伦理学》III，6，113 a）

亚里士多德在知识理论之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分类。按他的说法，这一分类有助于避免古代哲人们所犯的错误。在他看来，普罗塔戈拉就是这些古代哲人中的一个：

古人的确认为思维和感觉是同一回事，恩培多克勒说过：“人的理智正是相对于呈现出的事物而得到增长”；在别的地方他还说：“因此，他们不停地获得各种性质不同的思想”；荷马有句话“思想就是如此……”，也是这个意思。他们都认为，思考与感觉一样，来自肉体……但是，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形成思想。思想一定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论灵魂》Del ’âme ，427 a—b）

所有这些问题在《形而上学》（Métaphisique ）中以更为抽象的方式得到进一步探讨，有好几处还明确提到普罗塔戈拉的名字。

在卷二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数学家的概念与思维的感知事实之间的绝对差别。与柏拉图主义者们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感知事物的观点。与普罗塔戈拉相反，亚里士多德强调感知思维并非真实的衡量标准。不过，我们可以利用普罗塔戈拉的某些观点来反驳柏拉图主义者：

天文学也不以可感知的大小为对象，所涉及的也不是这个天，因为，可感觉的线也并不是几何学所说的那些线（所以，直和曲都不属于可感知的东西，圆和直尺不只是在某点接触，就像普罗塔戈拉在反驳几何学家们时所说的那样）……（《形而上学》997 b 34—998 a 6，苗力田译文）。

在卷四中，亚里士多德长篇剖析了所谓的矛盾之不可能，并且指出，接受这种理论，必将引致混乱。因此，批驳这种理论，就必须批评它的基础。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普罗塔戈拉的定理，或者毋宁说某些人在使用时所称的普罗塔戈拉定理，就是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一。因此，必须解释这个定理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潜在的存在”（être en puissance）和“现实的存在”（être en acte）的概念，这一分类是其哲学的根本理论。

倘若有关同一事物的各种不同表述同时都是正确的，那么，显然万物就是一。一艘三桨船，一堵墙，一个人，都将是同一回事，如果我们可以以万物之名肯定或否定任何事物，正如对于那些支持普罗塔戈拉定理的人而言这是必然的结论一样。（1007 b 18—24）

亚里士多德还借助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的方式反驳了这个理论。每个人——哪怕是支持普罗塔戈拉教诲的人——都有关于好坏的概念，但有些人的概念由于建立在知识之上而非观念之上，会比别的更好。再者，每个人都有关于多少的概念，但一旦懂得计算，他们就会在精准的数目上达成一致。亚里士多德接着回到普罗塔戈拉的定理之上：

普罗塔戈拉的理论同样来源于这种观点， 两种彼此矛盾的论证必须同样成立或者同样不成立。因为，倘若表面看似真实的果然就是真实的话，万物就必须同时既假又真。事实上，很多人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相对立，并且认为与自己想的不一样的人错了：因此，同一事物必须同时既是又非……同样的，有些人从可感事物出发，得出与表象相关的真理。他们认为，真理的标准不在于支持者的多寡。（1009 a 6—b 15）

这些在最可能的范围最大限度地凝望真理的人，这些最执着地寻找真理并热爱真理的人，如果他们持这样的意见，并对真理做如此之说，那么向往哲学事业的人如何能不感到绝望呢？（1009 b 33）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墨伽拉学派（由墨迦拉的Euclide于公元前400年前后所创立）的某些哲人转而否认某一差异，即可能（潜在的存在）与现实（现实的存在）之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本人正是以此差异为基础反驳普罗塔戈拉的定理的。在《形而上学》第九卷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这将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引进普罗塔戈拉的主题的困境之中：

有一些人，比如墨伽拉学派的哲人，这样说，只有在现实过程中才有潜能，不在现实过程中就没有潜能。按他们的说法，一个人不在造屋，就不能造屋。只有正在造屋的人，在造屋的过程中[才能造屋]。其他情况也是同样的道理……持此意见的人都赞同普罗塔戈拉的理论。（1046 b 29—1047 a 8）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普罗塔戈拉的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既反映了古人的思想，又体现了与亚里士多德本人相对立的哲学认识。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了解亚里士多德为普罗塔戈拉所设定的位置：

普罗塔戈拉所运用的理论与刚才所说的十分接近。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话其实不过是说：事物在每个人看来是什么样子，肯定也就是这个样子。倘若如此，同一事物就必须既是又非，既好又坏，诸如此类……考察这一理论从何而来，困难也许就迎刃而解了。有人说这个理论来自于自然哲学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理论来自于人们对事物的不同认识……（1062 b 12—1063 a 17）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也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介绍过普罗塔戈拉的理论，称其为每个人在感觉和知识方面的共同观点：

我们说，知识和感觉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借助于它们，我们才有所认识（事实上，它们与其说是在度量，不如说是被度量）。我们也碰过这类事情，只有在别人度量我们的时候，通过在我们身上量了多少尺，我们才知道自己有多高。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里所说的似乎是有知识和有感觉的人。这些人各自有着知识和感觉，而这些东西我们说是载体对象的尺度，有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却让人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1053 a 31—b3，苗力田译文，略有改动）

亚里士多德文中的另一普罗塔戈拉相关命题：语言

亚里士多德着意批驳了普罗塔戈拉的重要理论，并和柏拉图做法一样，认为普罗塔戈拉与更早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有相似之处。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态度往往更不明显。尤其是在《修辞学》（Rhétorique）中，亚里士多德重新解释了，在滥用了的谬误推理现象中，有人宣称可以让处于劣势的论证占上风。当初阿里斯托芬影射的是苏格拉底，但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却是普罗塔戈拉的典型特征。事实上，最根本的一个差异，也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明确指出的，就是区分正确建立的推理，即三段论（syllogisme），和只是表面显得合理的推理，即谬误推理（paralogisme）。在修辞方面（尤其在司法或政治领域的言辞方面），哪怕推理[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省略三段论”（enthymène）]建立在“似真”之上而非“真实”之上，也存在着“似真”的有益和有害两种用途。在墨伽拉学派哲人（又称辩论派哲人，他们费劲心思首先是要颠覆对手的命题）和一些演讲者那里，有很多都运用“省略三段式”，甚至是偷偷地在运用。

另一个是绝对与特殊混用部目。有如在诡辩术中，先把事情说成绝对的，然后说成非绝对的，即特殊的，这样造成一个假冒的推论例如，诡辩术中的推论：不存在是存在的，因为不存在存在于不存在；同样，在修辞学中，把不是绝对的可能而是特殊的可能混作绝对的可能，也可以造成假冒的修饰式推论。但是特殊的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不是像阿伽同（Agathon）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也许可以说这件事是可能的，

人们遭遇着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违反或然律的事情有时候发生，所以违反或然律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既然如此，那么不可能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并不是绝对可能发生的。在诡辩术中，由于不提情形、关系和条件，所以造成诡辩。在修辞学中，由于可能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特殊的，所以也可以造成诡辩。科剌克斯（Corax）的《修辞术课本》就是用这个部目编成的。如果被告不会犯他被控告的罪行，例如身体虚弱，却被控犯有暴行罪，罪行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如果被告会犯他被控告的罪行，例如他身体强壮，答辩也可以是：罪行是不可能有的。这两种情况似乎都是可能的。但是前一种情况是绝对可能的，后一种情况则不是绝对可能的。只有在上述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这种推论正好说明“无理变有理”一语是什么意思。因此人们有理由对普罗塔戈拉的这个诺言表示厌恶，因为这是欺诈，不是真正的可能，而是假冒的可能，只见于修辞学和诡辩术，而不见于其他艺术。真正的修辞式推论和假冒的修辞式推论已经讲完了。（《修辞学》II，24，1402 a 4—28，罗念生译文）

除了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些作家也都提到普罗塔戈拉对违反逻辑（antilogie）的偏好。比如Eudoxe de Cnide：

他把没理的说成有理的，他教学生如何赞美和斥责同一个人。

还有塞涅卡（Sénèque）：

普罗塔戈拉擅长于在任何一个主题上辩护和反驳得一样好，同样也擅长于解释，在所有主题上进行辩护和反驳是否可能。（《写给琉西里乌斯的信》LettreàLucilius， 88，43）

还有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ément d’Alexandrie）：

自从普罗塔戈拉以来，希腊人就声称，相对于任何一个论证，都存在着一个反驳的论证。（Stromates VI，65）

普罗塔戈拉偏爱分析语言，更正语言，尤其是涉及诗歌语言的时候。在柏拉图的对话里，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有关Simonide的诗的讨论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同样也举出了一些例子，并且一如既往地与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不无关系。

普罗塔戈拉批评了最出色的诗人和大师荷马（他自称是荷马久远的继承者）。他甚至吹嘘自己在《伊利亚特》开篇前两行诗里找到了两处错误。

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

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阿开奥人带来无数的苦难……（罗念生、王焕生译文）

错误在哪里呢？普罗塔戈拉指出，首先是动词语式的错用，向女神祈祷应用祈愿式而非命令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étique ）中完全不接受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作者正是通过自身的表达和发音，以表明此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求告。

有关言辞的研究题目之一是语气，例如什么是命令、祈求、陈述、恐吓、发问、回答等等语气。这门学问属于演说艺术与这门艺术的专家的研究范围。一个诗人懂不懂这些语气，不致引起对于他的诗的艺术值得严肃看待的指责。普罗塔戈拉曾指责“女神，歌唱这愤怒吧”一语，因为荷马本来想祈求，却发了命令——据普罗塔戈拉说，叫人做某事或不做某事是一个命令——但是谁能承认这是个错误呢？这门研究属于其他一门艺术，不属于诗的艺术，我们就略去不谈了。（《诗学》，1456 b 8—19，罗念生译文）

第二个错误在于形容词“致命的”用了阴性形式。荷马在此用的名词“愤怒”是阴性的，因此“致命的”以阴性配合，显然是合理的。可是，普罗塔戈拉认为，“愤怒”这一概念具有阳性的特质，一种雄性的愤怒，促使战争爆发。由此，荷马似乎是为一个本意为阳性的概念搭配了一个阴性形容词，因而犯了句法错误。对此，亚里士多德在《智术的辩驳》（Réfutations sophistiques ）中如此说道：

句法错误的性质得到过更深入的探讨。人们可能犯句法错误，也可能似乎犯了但其实没犯，也可能实际犯了但表面看不出来。例如，按普罗塔戈拉的说法，如果“愤怒”和“铠甲”均为阳性，那么采用阴性表达“致命的愤怒”，就是犯了句法错误，即便一般人都看不出来，相反，用阳性表达“致命的愤怒”，看上去是个句法错误，实际上却不是。（《智术的辩驳》，I，14，173b）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阿里斯托芬戏谑苏格拉底，其实是讽刺智术师们的实际论证方法。这也证明了智术师可能只是教授语法而已，正如《云》中所言。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也有一小段文字如是说道：

第四个要求，要像普罗塔戈拉那样，把名词分为男性、女性和中性。（《修辞学》III，5，1407 b 6）

不过，智术师也可能在教授诸如《普罗塔戈拉》中出现过的诗歌作品的含义和创作的过程中，插入一些关于语法的解释。《伊利亚特》的某个晚期注疏留下了这方面的痕迹。第21卷240行描述了特洛伊平原的河神与英雄阿喀琉斯之间的战斗，普罗塔戈拉对这段描述亦有评论：

“急流在阿基琉斯周围竖起可怕的巨浪”。普罗塔戈拉说，这个情节发生在克珊托斯与凡人们的征战之后，作为战争中的一个停顿，并将过渡到神们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这段描述也是为了塑造阿喀琉斯的形象……（《伊利亚特注疏》Scholieàl’Iliade ）

并非所有诗人都有荣幸得到普罗塔戈拉的批评。有这样一个传说：

普罗塔戈拉拒绝听某个诗人的作品并因此而遭到诽谤。普罗塔戈拉回答他说：“我情愿听见你说我的坏话，也不愿听见你的诗！”（Gnom .Vat .743）

选自《柏拉图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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