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看”法
这个班是个传播的班。大家的学位都比我高。这块我是一点都没学过。只是原来在阿里的时候干过一点公关的工作。那时候大家的KPI是要考核在头条、在微博、在抖音上的阅读量。要是能上新闻联播或者人民日报也算。这是平台类的公司对传播的需求。前几天从重庆过来，要写一个村子精准扶贫带来的变化，用村庄的故事讲中国扶贫的故事。这个好像也是传播，也是特别难完成的任务，被十几个乡镇干部批了一顿，收到很多修改意见。
今天来谈一谈《村庄的“看”法》。这个题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我自己对村庄的理解、认识；第二是，可以怎么去看村子。讲的都是一些个人的感受、经验，也还不成为知识，技巧都够不上。这次飞机落郑州机场，看到平原上有很多的村庄和绿地。这地形地貌，跟到宁夏到北京都不一样。转车看路两边的房子，第一个能想起来的是粮食和耕地。在现在，这两块都不能让农民富起来。河南有个作家叫阎连科。他有个看法，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你认识了这个村庄，也就懂了中国。”我觉得他概括的挺好。对从村里走出来的人来说：村庄是世界的中心，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最初的方式。
先从两张地图讲起
先看一张图，这是《突厥语大辞典》手绘的世界地图。比我们边上这座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的铁塔晚了没多少年。东边西边，这是两个世界。辞典的作者是马哈穆德·喀什噶尔（محمود بن حسين بن محمد كاشغري）。1076年，他把这部阿拉伯语作品献给了阿巴斯王朝第二十七代哈里发穆克台迪。中亚有流动着的，特别深厚的文明。在近现代，蒙尘的比较多，也不为东方西方的普通人所认识和推崇。它们也是我们文明里的一部分。这位学者的墓我去过。离喀什城区也不是特别远。2016年看见他的画像，我是特别诧异。圆的白色的墓群、完完全全的阿拉伯人的画像，就想，这位语言学家和中国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当初立刻反应过来的是：喀什不只是中国的喀什，也是中亚的喀什。现在喀什维吾尔族青年人脑子里的中国和江南西湖边上年轻人想象里的中国肯定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才成就了中国的丰富性。“多”和“一”并不矛盾。正是“多”的互动、交融才有这个“一”的生成。它们都是现在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村庄也是多样的，有自己的传统和变化。
我们知道中国地理上有著名的“黑河-腾冲”连线。人口和经济的重心都在这条线的东南边。又有划分“秦岭-淮河”南北线。中国的地形是分成三级阶梯的，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再到东部的沿海地区。每个地域的村庄都不一样。特别是在两级阶梯之间交界的地方，有很多地貌上的褶皱。褶皱形成山河沟谷。山上山下山腰山顶都有很多村子。这次脱贫攻坚的重点很多是在这些地方。它们也是生态特别丰富的地区。
中国有农区和牧区的不同。有温度的变化，降水线的差异和南北移动。历史上各个民族有互动，有战争。如果提一下农业史，我们国家小农经济农耕互补的状态是在汉朝形成，又在宋朝进入了成熟的状态。明朝又有玉米、番薯的从东南的传入，人口密度就更大了。人地的矛盾、村庄的形态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农牧区是有不同的。去年我在四川的藏区。在大片的草原上，却犯了一个错误，想着去找村子。后来才反应过来。草原上没有村庄。传统的游牧的生活方式它不需要村庄这么一种结构来完成它的功能。
中国的各个村庄形式是特别不一样的。地理空间会影响整个村庄的形态和文化状态。我们做乡村振兴，也是要明白村庄不同的形态。乡村振兴是要形成多种多样生活的样式，不是一个模板。就算农民工进城，买了房子，变成了城里人，村庄都荒废了。这也是乡村振兴。
就农业农村的印象，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错误。
比如新闻联播里那种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想象。拖拉机驶过一片广袤的金色田野，农民在卖完粮食后特别高兴的在那数钱。又或者有种粮大户、合作社理事长按照记者的意思在谈土地规模经营之后粮食产量就增加了。做新闻的人好多都不知道小农的单产一般会比规模经营要高。东北的农业农村是一种情况。贵州的是另外一种。不能把东北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的想象搬到云贵山区里来。比如湄潭，它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适合那时候那个阶段的情况，满足了一部分需求的。每个制度都有它特定的场景、作用。
可中国这么大，不一刀切不行，一刀切了也不行。
又有“返乡体”的问题，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回到家乡后，用学术规训后的眼光，把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当作客体，被描述、被分析、被评论的对象，给自己的导师、城里的领导们报告乡村的近况。这样的视角并不是站在农村农民自己的角度去讲故事，而是把乡村和农民问题化。这样的“看”法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症候。又把农村出来的读书人和自己的生活割裂开来，搞得很分裂。
人民大学刘守英老师原来用他自己的列子举过例子，不要以为自己读了一些农业农村经典的研究，抱了一些立场、观点、方法，就高人一等；觉得自己是农村的，就比城市出生的人更有研究的优势。他的建议是把书本的东西放下，进到村子里去，让别人接受你，去听明白农民说的是什么，学着与他们交流，不要只拿着问卷去问。
第一部分：对村庄的看法
村庄的定义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特定的对乡村的定义，《乡村振兴促进法》出来后有一个在乡村振兴操作上的对乡村的定义。
“本法所称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民族乡、镇)、村(含行政村、自然村)等”。这个定义两个限制，一是自然经济社会特征、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二是城市建成区之外。《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乡村的定义和一般经济学对城市和乡村的定义还不同。经济学里一般是按照人口的密度来区分的。觉得农村就要搞农业生产。美国那样大农业，人口在城市聚集是比较标准的样板。现在有新的说法，是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再要划出一块城镇的区域来，作为城乡交接的地方。
按照《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定义，我们的乡镇，甚至城市周边的村镇都是乡村振兴的对象。这里的很多业态不是农业，这些空间里的居民也不是农民。就像“淘宝村”它们种的大多数其实都不是村庄。这里的一个大背景是，县域范围内的统筹发展。而乡镇是连接城乡的节点。公共服务、信息和商品的流动都是在镇乡。镇乡这个空间范围、体量也是县域乡村振兴比较合适的一个试验场。现在要跳出村庄做乡村振兴试点。这样的试点也是需要从城市和乡村两头共同来推动。乡村让城市的生活更美好。但乡村振兴要体现出乡村的功能，它首先要服务于乡村和乡村的居民、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不能不要“原住民”的乡村振兴。
村国变迁中的权利视角
村庄是中国的村庄。它的变化是国家变化的一部分。它的问题也不是它自己生出来的，是中国现代转型中的挫折在乡村的体现。我们可以把乡村放在整个中国变迁的角度下来理解。理解变迁，我列了一个三角：从制度和结构上，从作为利益群体的行动者，从文化和认识的改变上。用这几个维度去理解村庄在国家中的变迁。
首先是制度结构的变化。中国整体有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治理上是从传统到现代。在关系上是工农城乡、党和农民关系的变化。党是现代化的发动机。党和农民的关系背后是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是利益群体，有农民、干部、城市居民。这里面重要的有粮食、土地、税收、人口问题。这几者的利益关系是不一样的。比如对农民和居民管理和服务是两套体制。以前也不让农民进城，现在市民要下乡也有困难。
第三是文化和认识上的。以前我们是一个乡土的中国。到建国后搞合作化，建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有被看重的路线斗争。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改造教育问题。到八十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是要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里面藏着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想象，觉得农民注定要搞农业搞粮食，然后靠卖粮食来挣钱。这是有问题的。而近十年来的一个新判断是农民从一种身份变成一个职业，农村则变成了社区，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
我自己前面五六年有想从“权利”的视角来写一篇村庄和国家变化的文章。先是从农民的个体权利，比如土地、公共服务方面。后面发现不对。因为这个视角特别容易陷入“公民社会”的那一整套话语里。其实权利首先是群体的权利。后面就想是不是可以用“村庄的权利”，从农户权利、集体权利、政府权利这三个集合的变化来切入。不过一直也没找材料来动笔。
被现代化的村庄
我现在对村庄和国家关系的理解认为它俩是一体同构的。村庄是国家里的村庄。从村庄里也能看到一个国家的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和家庭是“被现代化的”。当然用费正清“冲击-反应”的模型，中国的也是被拖到现代化里的。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扩张，国家的变化、战争和工业的入侵给了城市持续扩张以动力。城市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发动机。这里面有知识、组织和技术的更替。随着城市和国家机器的变化。土地、资本、人口流出，危机向农村转嫁，乡村呈现衰败。有高利贷、有农民的破产。同时国家又要教化村庄和农民，以汲取钱、粮、劳力、兵员，用来支持国家机器的现代转型和城市的扩张。而家族作为生命的共同体，也不断的在调整、应对。村庄的问题不是在村庄本身而是因为外部的因素造成的。在新的时代，村庄和国家关系的调整也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我们大概可以把村庄分成三个部分来看。一部分是物，比如房子、地、山，村里有的自然资源。但更重要的是村庄它是一个共同体，首先要看到的是人。村庄是有人的村庄。这些人是村庄的一部分。如果只看到物看不到人，就会有很多原来资本下乡时出现的问题。另外，村庄在我国它是国家和农民之间一套制度性的安排，一种结构。这个安排不断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和城市的变化、国家的变化都是连在一起的。
多重关系中的村庄
首先，一个村庄中有好几个村民小组。第二，党支部和村委会是村庄比较核心的政治组织。然后，每个村庄在产权制度改革后，在现在的框架里会有股份经济合作社。这是个经济组织，是一个特殊的法人。另外村内有宗族、村内企业等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亦有跨越村庄边界的组织和人群。比如乡贤、黑社会组织、下乡的专家学者。在村庄外部还有很多机构，比如中央政府、乡政府、县相关部门，涉农资本企业和其他服务方社会组织。乡村通过市场和城市发生物质、服务、资金土地等交换。
举个例子，对中央政府来说，它很多的合法性是在建立在农民对国家对党的认同之上的。今年的农业一号文件中提出，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农民对国家是有期望的。国家对农民有承诺。这是一种互动的政治关系。似乎是以前皇帝和农民关系的一种变体。另外这几年的新提法说绿水青年就是金山银山好。绿水青山怎么来呢？好像还得从村里面，或者是还得从我们乡村政策上规定的村集体出来。但是绿水青山的需求，有可能并不是村庄本身村民的需求。村里的绿水青山只有变成城里人的，或者跟国家发生关系，才能是金山银山，或者变成金山银山。因此，乡村振兴的各种政策在乡村落地时有很多复杂的关系需要处理。
乡村振兴里的利益群体
乡村振兴这些年每年会花几万亿。因此整个乡村振兴有很多利益群体在里面。这里面包括现代农业团体、农民、农民工、研究与政策团体、城乡建设团体、政府行政团体、市民、媒体等直接相关的8个利益群体，每个利益群体下还有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利益主体。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党、政府和农民以及城市资本的关系。我是把自然生态系统、山水虫鸟也作为相关利益者的。
以市民为例，市民或许是乡村的游客、租房者、农产品消费者，又或许是城市返乡人员。现在有很多市民下乡的情况。市民下乡和地产资本下乡还是不一样。
县域乡村振兴不仅有利益群体，还有以这些利益群体为基础形成的利益圈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说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为中心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我们也可以借用圈子的形态来看乡村振兴的利益群体。这个圈子基本都是围绕着县委书记展开的，和它比较近的有农业农村局、组织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平台公司、专家教授、宣传部等。
村庄振兴的调研与定位
做村庄的乡村振兴规划的调研，首先要调查了解该乡村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条件。前者包括建设用地存量、集体公共资产、区位条件、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村庄基础设施、房屋状况等。后者包括人口与人力资源、高中低三类农户生计状况、外出打工类型分布和返乡需求、本乡镇产业的发展状况、村民的能力与认识、家族与团体力量等等。
然后要了解村庄发展的需求矩阵，分析村庄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里其实都有着人和物两个维度，要把物的条件、人的条件和人的需求分开来看。基础设施、房屋、区位等物的条件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更难也更重要的是看到村庄里的人，比如村干部、乡贤、在村内或村外打工的人等，要看到他们不同的需求。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这些发展乡村的力量。
最后就可以确定村庄的规划定位了。需要注意的是找准村庄的比较优势、确定村庄发展的人力资源培养计划、在过程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村庄的组织与人力资本。可以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面向制定出村庄未来要发展的重点项目。
现在做乡村最重要的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开展规模化、成体系的试点。这样资源的利用会更有效率。在乡镇的基础上做县域的整合，也比较容易和金融资本对接。
同时新的数字技术作为新的软性的基础设施，能够在农村、农业、农民的再组织上发挥作用，减少组织的成本。这块浙江的杭州在做一些试点。
第二部分：怎么看村庄
前面讲的是对村庄的一些理解。到这个阶段，我给大家举几个“看”村子的例子。村庄有各种各样的，看村庄的方法也可以有很多种。比如把村庄当成一个研究的对象，当成休闲旅游的场所，当成自己作品展示的场地，当成一个死物，当它是生命体，或者也可以把村庄当成一个中介、一种方法，去看中国的变化。等等。这个就跟看的人、看的目的都有关系。我给几个自己还比较熟悉的村庄的例子。
民乐村
这个村我自己驻村工作过3年左右。它是在四川德阳的绵竹市，剑南春酒厂骑摩托车的话不到20分钟。2008年512汶川地震，村里损失也比较厉害。好些人遇难。我那时候在北京的一个小机构上班，刚领到研究生准考证。中国扶贫基金会选了这个村做灾后可持续发展的试点，要搞一个产业扶贫的模式出来。我就从北京搬到村里来住。先是盖房子修路，后面办合作社、搞产业。资助方是诺基亚。待了三年，工作也没做好。后面十多年，平均每年回去一趟。前面四五年回去的时候，都是要挨骂，在各个村民小组里走。有的就跟你要钱。里面的故事还有点曲折，更具体一点的内容，可以去看《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书里面讲了一些工作中的曲折、村民的反应以及项目的失败和对失败的理解。这是一本难得认真讲了自己失败的书。
怎么来看呢？这是因为地震这种突发的事件，在这么特殊的一个情况里，一个外来机构带着自己的想法、目标，进村搞建设的村。这么一种类型其实也不少，比如台湾921地震后有类似的例子。前面几年精准扶贫中也有很多社会组织、企业进村帮扶的村子，比如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老师在云南做的河边村。很多国际发展机构在非洲、在南亚搞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这种村子，最主要的有两方。外部援助干预者以及作为对象的村庄和村民。援助者带资金、带理念、带关系、带规则。村庄被组织、被干预、被引导、被发展。地方的政府往往是协调者、服务方，为外来者创造条件，协调各种矛盾。
它是一个被发展机构发展的村子。
开弦弓村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特别有名，是外国学术圈了解中国的第一入门读物。具体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我去年去这个村子，特别意外的发现是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对这个村子其实比费孝通更重要。村里的老人都还记得，说起这位女先生，也兴奋。这个人跟他们村子，跟他们人有关系。
但开弦弓的“看”法是费孝通塑造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人类学里一个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著作。费孝通说他在这个小村子看见了什么？“工业下乡。”他认为这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农民走出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不二法门。八十年代，他提出来“小城镇大问题”，延续的也是这个思路。中国的小农是个男耕女织、工农相辅的社会。农民离了农业生产之外的手工业和其他就业机会，是不能很好的生活的。就像现在说乡村振兴。很多人都说产业振兴是基础、是关键。但现在乡村最大的产业是打工业。1957年费先生二访江村，发现这时候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农民的生活反而不如日本入侵前的1936年。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的答案是：问题出在副业上。他把他的发现写成了《重访江村》。当年就被打成了右派。然后被撤销了民盟中央的一切职务。
但是就开弦弓这个村子来说，二十年代开始的新式的缫丝业即便是在文革期间也没断绝。附近的几个村子农民合伙又把缫丝业办起来了。八十年代有了不错的发展，到九十年代末私有化，后来又因为老板炒期货，最后倒闭。村里的妇女，也因为这一系列变化，起起伏伏。费孝通是把工业化的过程看成文化转型的一个过程的。人类学理解的文化范围要广一点，包含物质、生活、精神等好些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中和位育”的过程，是在生活中的，跟工业化的流水线式的教育不同。
然后怎么去看呢？曾经有人批评费，还是他同学，你写一个村子怎么能说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他第一个答案说，江村代表了一种类型。不同类型之间的比较可以凑出中国农村整体面貌来。晚年的时候，他理解更深了一步，说社科的研究跟物理学不一样，在一个村子就是一个整体，而不只是样本，能够反映中国的变化。
皮村
北京的皮村很多做媒体的应该都知道。它在五环之外，在温榆河边上，朝阳和通州交界处。2005年7月，“工友之家”来到皮村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并陆续开办同心互惠商店、打工博物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打工春晚等文化服务项目。因为媒体对工友之家工作的广泛报道，皮村在外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乡建院的李昌平说，皮村里有好多朋友在，“皮村！因为他们叫中国皮村。中国，是为他们叫皮村中国！”
我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第一次去。然后每年陆陆续续去住一两天。在那理发、在那吃饭、在那闲逛。我自己其实是想从村庄的角度去看皮村本身，想要跳出新工人的视角。比如它从一个城边村到城中村的转变，外来的住户从四五十岁的农民工转为北漂青年，房屋从一层的农房到四五层的出租公寓。从这个村里是能看出来北京的一些变化，北京市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公共服务供给的变化，治理中心的转移。
陈锡文主任说乡村有它特定的功能。皮村作为一个村庄，它的功能是在发生变化的。从农业村转到小工业，搞点工厂、装修，又从小工业转到主要为城市的流动的外来人口提供落脚之地，承担居住的功能。北京有很多的村子都承担过这样的功能。这些功能现在被限制了，或者这些村子也在城市的扩张中衰亡，然后被消灭掉。像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本地人、外来人，该怎么振兴，这就特别考验我们的“看”法。
战旗村
2019年我是在战旗村里住了一年。现在每个月还在战旗村住半个来月。村里有个“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我在那边承担一点咨询的工作，也跟村里的干部一块商量，现在村子是个什么情况，下一步可以做点什么。
这个村因为中央大领导去过，所以不太一样。参观调研的人也很多。现在各个省都有，或者准备要建拿得出手的乡村振兴的典型。一般这种村子，政府都花很多钱。五六千万都是前期投入，五六个亿也不是特别多的。战旗村不一样在于它本来就是个老典型。在改开以前粮食、副业都搞的好，农民家庭收入、生活并不比城里差。后来社队企业转乡镇企业，集体的这些企业又经过股改。村里的班子在2000年前后又挡住私有化的大潮，然后在新农村建设、成都城乡统筹试点里又抓住了机遇，把政治上的改革效应转成了经济效应，以土地为发动机，改变了村庄和产业的面貌。现在这个村子有点像个小镇。里面有学校、有体育馆，有好几个酒店，还要建电影院。完全是在村子里就享受到了城市的生活。
像战旗这种村子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看明白的。因为有很多媒体的报告、政府的总结、专家的研究报告。又因为还有其他的政府竖起来的典型，以及人们对这种典型的印象在，所以就有很多的干扰在。新中国经历的重大的农业农村的改革在这个村里都有留下印迹。要去理解这个村子，又不免要牵扯到对这些重大事情的判断。而这些变化又涉及到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和态度。我们每个人又有自己的取向和选择。所以怎么看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事情。
类似小岗村、华西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最基础和重要的，是要把实践的变化梳理清楚。
第三部分：小结
我们再把上面几个村子的特点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简单概括一下。比如在和外部关系上，可以分成工业下乡、项目下乡、人口下乡、城市下乡几种类型。在地理位置和产业形态上也可以做区分。在村庄自我的组织能力、治理水平上也有不同，有被治理的，有村庄主体性比较强的。然后在视角上，可以有从村子往外看的，也可以用媒体人抓冲突抓问题的角度，可以用人的视角，也可以用经济上的分析，或者又用一个城市的变化来看这个村子的变化。
今天我比较想推出来的一个视角，是我们可以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去看村庄和国家变化，它们的交往、冲突，它们相互间结构的变化。跟村庄有重合的集体，像是一种中介，是为这个过程服务的，是被描述为“现代化”民族复兴这个目标服务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是活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受外部的制约，里面的人、地、业都在发生变化。它自己作为一种结构，一套制度，也在发生演变。
这样的一种角度当然有点过于学术，对实务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
当然还特别要问的是：村庄和我，或者我和村庄，是什么的关系。我是谁？什么是我在乡村振兴中的位置、利益？
可能这个问题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想说的，是因为有这个在更新的“村庄”在，很多农民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容易，又或者在团体为主的竞争中，让自己多获得一些利益。现在土地对很多在“城乡之间分据”的农户家庭来说，是一种权利，一份立家的依靠。阎连科有“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很多老人的村庄就是世界。这十多年，中国的城市在兴起，村庄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慢慢地，这种感受也都变成了一种旧日的情感，正要逝去的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村庄是大秩序里的一个小世界。现在很多这秩序和小世界都在转变，一切都还在混沌之中。如何去理解这种转变，成了我们理解自己，推动工作的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新的任务。看见了不一定能理解。理解之后才可能看的更清楚，而表达又先于理解。所以“写村庄”变成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
前年我还编成了一个口诀，用来整理自己和村庄的关系。大概说出来，是这样的，跟大家分享。
以心思为田野，推己及人，求群己界线变；
借村庄作方法，伦常日用，写村国秩序生；
鉴转型转过往，立己生礼，寻美人安心路。
本文由“从全球到村庄：文化传播赋能乡村振兴”暑期班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