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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考·陈昂:《商鞅变法》一课的思考——大历史的回响 |北京

陈昂 高中历史教研 2022-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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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昂,北京一零一中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曾获全国历史教学比赛特等奖。陕西卫视《超级老师》节目“超级金牌教师”,深圳卫视《课间十分钟》经典阅读主讲教师。

教学思考

大历史的回响:有识于史,有见于人

——《商鞅变法》一课的思考

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 陈昂

摘要:历史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历史教学应关注现实的热度、提供多种角度、站在一定高度,才能让历史走进学生心中,让学生将历史史事变成历史的思维能力、思考方式。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老生常谈的重要史事,《商鞅变法》一课的教学探索,是“讲有热度、有温度、有高度的历史”这一教学理念的尝试。

关键词:历史教学 有见于人 商鞅变法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1912年意大利庞达尼亚科学院(Academia Pantaniana)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命本身直接跃出来的,那么我们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

克罗齐认为,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是将之纳入我们当前的精神之中,没有当代的精神,就没有历史,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已归于过去的存在本身并不会说话,说话者正是历史学人的思想。要真正认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只能不断地去思考前人的老问题,并且还要思考自己思想所面临的新问题。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每次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尽兴于历史时空中神游之后,都不由自主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还原,那么历史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作为历史教师,作为历史的选取者、审视者、讲述者,我的答案其实很清楚: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是联通古人之“事”与过往之“识”、自我之“思”的奇异桥梁。它纵横千年万里,绝地天通,从它作为“事”发生的那一刻起,我们便不能再把握它了,能把握的,就是记载者、评说者的“识”,最后与自我交融、碰撞,形成自我之“思”,在我们的思维之海中找到特定的位置,留下特定的投影,保存上特定的颜色,让古人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我们接纳了前人,前人也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塑造着我们。

今天的我们,都是历史的造物。

我们所欲见、所能见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正因如此,作为历史教师,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素材,我们的选取、裁剪、上色,我们的思维和认识,都会进入并影响学生们的“思”,都会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部分。这时,我们的视角、方法、高度,就会显得非常重要。

尤其在面对前人的老问题的时候。

商鞅变法,这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老问题。

面对这样的一个老问题,面对北京一零一中学人文实验班的高二学生,我的做法是:让学生认识有高度的历史,体会有温度的历史。换个角度走近历史人物,多个角度思考历史事件。

历史的热度

人情味儿总是能带给人穿透时间的感动。两千多年前的一封家书,更是让历史的温度触手可感。在导入环节,我放映热播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片段《黑夫家书》——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家信实物,林更新深情朗读来自公元前223年的这封兄弟家书,学生瞬间进入情境。信的内容是秦代士兵黑夫、惊两人写给家人的信:他们打仗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花的钱也要家里寄,借钱不还会出人命,冒死的动力全在于官府的封爵……接下来我引导学生分析书信内容:

“母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新地人盗,衷唯毋方行新地,急急急。”“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用垣柏钱矣,室弗遣,即死矣。急急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

这里涉及亲情爱情、秦兵生活状况、高利贷、军功爵制等一系列历史信息,从中我们还原了秦国士兵的真实面貌。学生们对这对兄弟之后的命运非常关切,之后我再补充信息:此家书为1975年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中作为随葬物出土,学生们很快分析出他们所担心的军功爵位是否落实,以及战场两兄弟的结局,不禁感慨。

之后我点出:家书中反映的秦国士兵状况之所以如此,可说都与商鞅有关。如何认识商鞅变法带给国民、国家、历史的影响呢?

《见字如面》是一档很温情的节目,在当下热度很高。用这期节目导入,结合考古发掘、文物证史,古今结合,情感的温度与专业的分析相结合,引发了学生共鸣,开启从历史现象的高度思考历史事件之路,起到了颇好的效果。

二、历史的角度

我们过去习惯于按人物传记的方式了解历史人物,这样的好处是人物形象鲜明、事件明确、线索清晰,但问题是容易忽视历史的多角度影响,忽视历史的复杂性。所以我通过对商鞅、秦国、秦君及商鞅变法政策的重新审视,试图从多个角度与学生们共同重绘商鞅的形象。

(一)重归历史——了解商鞅:

    出于卫、游于魏、成于秦

这部分围绕三个问题和一个细节展开。

1.问题:

蒙文通:“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

钱穆:“商鞅之政皆受之于李、吴。”         

李山:“一言以蔽之,秦国的落后和一些陋俗成全了商鞅之法。”   

依据问题与学生讨论,得出认识:

商鞅思想来源多元,成分复杂:商鞅思想最初背景:卫国的政治传统;商鞅思想和政策基础游仕魏国,吸收李悝、吴起思想和经验;商鞅的取舍和调整:秦国的风俗和现实要求。 

2.细节:

《史记》文本的细节——“奇”人:

秦孝公:求“奇技强秦”者。

商鞅:年虽少,有“奇才”。

《史记》情境的细节——商鞅四见秦孝公:

第一次:帝道,其志不开悟。——神话

第二次:王道而未入。——废话

第三次:霸道,其意欲用之。——真话

第四次: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对话

分析细节,与学生讨论:商鞅何以在秦成为商鞅?你从中能否看出商鞅与秦孝公是什么样的人?

认识:商鞅:智慧、目光长远;秦孝公:迫切、坚决;雄才、容忍。主择谋臣,臣亦择主。商鞅在秦国成为商鞅,是与秦国现实要求、孝公目标抱负、商鞅流落处境、用世立功心情紧密相关的。

(二) 重绘商鞅——于政窥人

这部分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蒙文通:“凡商君之法多袭秦旧,而非商君之自我作古。”

马非百:“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东方之新鲜空气使西人迎头赶上一步。”

梳理知识,讨论: 商鞅的新法,是完全原创的吗?商鞅的变法,是照搬东方诸国的政策吗?

以两段材料带领学生们比较商鞅变法与齐国邹忌改革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商鞅变法是变秦旧制,但创新颇多;以东变西,但颇有区别。

通过对战国其时、商鞅其人、商鞅其政的多角度分析,学生们认识到,对于商鞅和商鞅变法政策的认识必须要真正深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才能还原一个有传承、有改变、有卓识的丰满的历史人物,才能看清当时在各国变法互相影响之下的秦国变法的传承与独特。不止知道商鞅,还要知道群像(子夏、李悝、吴起、秦孝公对他的影响);不止了解秦国,还要了解天下(三晋、齐国的变法与秦国的关系)。 这样才还原了一个有来由的历史人物和有互动的变法过程。

三、历史的高度

我整理出商鞅变法之后十年到一百五十年的几件关键史事:

组织学生们从商鞅、秦民、秦国、天下四个角度分析商鞅变法的影响,学生们讨论认为商鞅变法有得有失。接下来我提出:秦的迅速崛起、一统天下与秦的迅速崩溃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这即是千百年来的历史之问:秦之成?秦之失?自贾谊、司马迁始,这个问题不断地提出,历代皆有不同的回答。

首先看秦之成功所在。我引用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的一段话: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从中可见,太史公是有疑惑的,他最后将秦之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天所助焉”。然而真的仅仅是这样吗?我们要开启自己的思考,对话太史公。

郑良树在《商鞅及其学派》中点出:“商鞅将军事的胜利建立在‘政胜’的基础上。”是什么样的“政”呢?从军功爵制等内容可看出,商鞅塑造了一个吏道独尊,君道独尊的新政治、新社会。阎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指出:

经由军国主义道路的专制官僚制度,在秦国获得了重大成功。法制、军制、田制、税制等等之改革皆始于山东,而最终收成于秦,这自非偶然。

秦国的相对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风貌,诸如其早期君权的强大、其民风的驯朴勇悍、其礼乐传统之淡漠、其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薄弱,都为商、韩法治学说之贯彻,提供了沃土,由其所孕育出来的强大军事专制官僚政权,山东列国难以抗衡。最终,秦政告别了周政,并以“六王毕,四海一"划定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的确,秦之成功并非偶然。秦之胜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政治行政中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和强权,一个巨大官僚机器的高度精密可靠的运转,本身就被视为最高目的。商鞅的制度成就,确实达到了 “片面的深刻”。而这种“片面”性,很可能既是此后秦帝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制度的层面来看,秦之失,就孕育在秦的成功中。阎步克先生接着指出:

在这种秩序崇拜和权力哲学之中,道德完善和道义价值、文化发展和学术研讨,几无意义可言。吏员不过是官僚机器的齿轮与螺钉,民众不过是人格化的力役和赋税:他们仅仅在数量和功能上具有意义。

当官僚制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形式上的合理性,就表现为实质上的非理性。当制度由为人服务到自成目的,人就成为了庞大制度的奴隶。所以,行政专业化到了极致,人就被制度异化了。

正如《史记·商君列传》中赵良对商鞅的分析,谓其“相秦不以百姓为事。” 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接下来我引用多则史料,与同学们在历史的高层次上展开探索。

——我们打量商鞅变法下的国民:商鞅以刑赏驱民农战的政策得到了有效的贯彻,秦民在君上和官府面前驯顺如牛羊,在敌人面前勇猛如虎狼。秦兵因此无敌于天下,而秦民之困苦也堪称天下无双。一言以蔽之,国富民贫、兵强民弱。

——我们分析商鞅变法下的社会:原来相保、相爱、相救与相鯛的聚落,所重视的德行是孝友、睦婣任恤;现在则一变而为猜忌、监视、防范、告奸。一言以蔽之,虎狼之国。

——我们思考商鞅变法最大的问题:正如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原道下》中所说:

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世之有人也,固先于国。且建国以为人乎?将人者为国之虚名役也?…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

一言以蔽之,有见于国,无见于人。

然而,这样的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天下?正如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所言:

以富家怯懦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

秦国暂时获得了成功。而秦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东方文明的失败?《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约法三章”时,有一处细节:

(刘邦入关)召诸县父老豪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余悉除去秦法……。”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从“秦人大喜”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看来秦人也无法忍受秦法了。

我们研究历史要知道,不是今人的看法,而是当时古人的爱恶,将对秦政权的命运发生影响。而时人之敌视秦国,并不仅仅由于它是敌国而已,那更在于他们对秦之政治形态,怀有由衷的厌恶和巨大的恐惧。所以,秦之法制,本是战国变法的最高成果之一;然而废止秦之苛法,在后来却成了一个一呼百应的政治号召。

回到最初的历史之问:秦之成在何?秦之失在何?正如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所指:

法家政治,是以臣民为人君的工具,以富强为人君的唯一目的,而以刑罚为达到上述两点的唯一手段的精密构造出来的古典的极权政治。任何极权政治初期,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但违反人道精神,不能作立国的长治久安之计。秦所以能并六国,但又二世而亡,皆可于此求得解答。

也即:秦之成在于——官僚制度;秦之失在于——其民不人。

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秦正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也许是最关键的十字路口。东周社会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剧烈分化之后也必然要求着新的整合,但是法家“法治”指导下的秦政,其排斥父道、师道而独尊君道、吏道的政治精神,最终不足以整合那个拥有其特定传统的社会。它在某些方面确实达到了“片面的深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那“深刻”终归是“片面”的——其成功的原因中也包含着失败的缘由。

而秦的兴亡,与商鞅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所言:

商君,秦之所以兴亡。

站在历史更高的高度上,我们将视野放大,再次倾听商鞅变法所带来的的历史的回响:

商鞅变法之后:

二百二十五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134年)

三百年:霸王道杂之 (汉宣帝时,前73-前48年)

二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变法之后三百年,中国历史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制度模式——霸王道杂之。

其见于《汉书·元帝纪》:

汉元帝为太子时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我将其整理为一个发展框架:

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到汉制,是官师政教的统一,融合了“周政”与“秦政”,糅合了儒家与法家,融汇了孔子与商鞅的理想,成为真正影响中国历史最为深远的制度模式。

历史的评价要站在相当的高度,历史的思考要能直指人心。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所说:

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汉娜·阿伦特也曾说:“历史从未死去,它甚至从未过去。”面对商鞅变法这样的“老问题”,面对今天的改革时代,我们要多角度、能深入、有高度地分析历史上的商鞅和商鞅变法,有识于史,有见于人。因为,人的发展,才是文明的方向!

汉娜·阿伦特说过:“历史从未死去,他甚至从未过去。”通过教师的努力,让学生走近历史,也让历史走近学生,是我们的教育理想。

历史是人事,历史事件的发展要还原到人才有温度。历史是事件,把事件的自身逻辑剖析清楚才能看清本质。历史是智慧,历史学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处的“位置”——既在“他处”,也在“高处”的“位置”,这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认识。而只有教师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认识有高度,才能让学生形成有高度的认识,掌握有高度学习历史的方法,才能真正形成历史对人生的启示。有识于史,有见于人,这大历史的回响,正是人文教育的心声。

 

参考文献:

1. 蒙文通《先秦诸子与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15年

3. 李山《中国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5. 《汉书》,中华书局,2016年

6. 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

7.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8.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

9.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1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

11.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2013年

12.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编者说

这是北京一零一中学陈昂老师结合《商鞅变法》一课实践撰写的教学思考经作者授权,本站组稿与大家分享,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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