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体实验」简史
先讲一则历史故事。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京城有一位名医，叫王清任。年轻的时候学过武，胆子大，好奇心强，他做了一件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
他认为，早先的医书中对人体脏腑的描述并不确切，于是走遍野冢、市曹诸凶秽地观察尸体，还去过瘟疫灾区，观察解剖了300多例未被掩埋的儿童尸体。
王清任将其所见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并得出结论：人体实际的脏腑位置、大小和重量确实与医书记载不同。
| 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
他还著有医书《医林改错》，试图改正古书的错误。
「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
如王清任一般，传统中医，并不缺乏动手做实验、查证、修正前人之谬误、继承修改前代医学的实践精神。
这种实践精神，与医学求真务实、追求疗效的精神是一致的。
治病救人，不能不讲求实效。中医虽然是在前现代社会诞生的学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
若要救人，首先要能诊断。传统中医在诊断病因，尤其致死原因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仵作。这种专门检验致死原因的传统，也就是当代所称的法医传统。
显然，仵作专门勘查杀人现场，并由尸体推断死因，是一件高度技术性的活儿，必须求真务实才能对侦破案件有用。
最有名的法医，要属宋朝的宋慈。
他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首部系统、完整的法医学著作，里面详细记录了宋慈验尸判案的方法，是一部理论性和实操性非常强的著作。
| 《洗冤集录注评》
作者：宋慈
注评：罗时润、关信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这部奇书一共有五卷，分为53条，详尽地写明了诸如勒死、重物压死、中毒而死、蛇虫猛兽咬死、溺水而死......各种死法下的验尸原则、流程和方法：验尸官需要本人到达现场，检查案发现场，然后亲自验尸；要有初检和复检；要对致死原因进行再三研究，要找到凶器......
除了对各种情形下的死法有具体的查验方法，宋慈还特别写了「四时变动」一条来介绍季节变动下，不同气温、湿度等对尸体造成的影响。
来感受下宋慈的细致：
「春三月、尸经两三日，口、鼻、肚皮、两胁、胸前肉色微青。经十日则鼻、耳内有恶汁流出。胖匹缝切，胀臭也胀肥人如此。久患瘦劣人，半月后方有此证。
夏三月，尸经一两日，先从面上、肚皮、两胁、胸前肉色变动。经三日，口、鼻内汁流蛆出，遍身胖胀，口唇翻，皮肤脱烂，疱胗起。经四五日，发落。
......
秋三月，尸经二三日，亦先从面上、肚皮、两胁、胸前肉色变动。
经四五日，口、鼻内汁流蛆出，遍身胖胀，口唇翻，疱胗起。
经六七日，发落。
冬三月，尸经四五日，身体肉色黄紧，微变。」
《洗冤集录》序言有这么一段话，「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尤其能说明，在面对受害现场尸体所能展现的证据上，宋慈的严谨与认真。
尽管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传统医学所信赖的种种手段，还差得很远，但宋慈在《洗冤集录》里所表达出来的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传统医学并不缺乏。
而且，不仅仅是验尸判案上的能力，在克服疾病上，传统医学亦有成就。
在前现代的认知水平之下，传统医学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当属对天花的治疗上。
中国在宋代，1022年前后，峨眉山有一位女道士发现，那些曾经得过天花并活下来的人不会再被传染，她由此受启发，发明了种痘之法。将天花患儿皮疹上结的痂或脓汁直接作为痘苗，吹入健康人的鼻孔里。结果发现，果然那些人就不容易被传染。
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人痘法」，用来接种的痂或脓汁，叫做「时苗」。因为方法还比较简陋，这种人体实验的风险极高，一不小心就感染重症，或是从轻症转重症，重症转死亡。
所以，「人痘法」刚开始时效果不稳定，所谓「苗顺者十无一死，苗凶者十只八存」，运气差的时候，种苗的人死亡率会到20%。
「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
从「时苗」到「熟苗」，安全性大大提高，可以达到「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的水平，算下来致死率降低到0.33%。
| 在清代医学著作《张氏医通》《医宗金鉴》里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种痘之法。旱苗法在明代使用最多。这四种方法，《医宗金鉴》有分析比较，并认为：水苗法最好，其次是旱苗法，痘衣法多不应验，痘浆法太涉残忍。
虽然使用「熟苗」接种已经大为降低死亡率，但接种疫苗依然有风险，不够完美。幸运的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对「人痘法」做了突破性的改进。
他在统计乡村天花患者之时，发现挤奶女工几乎很少感染天花，原因就是奶牛会长一种类似天花病毒的牛痘，而这些女工长期挤奶，不小心会感染牛痘，但症状很轻。女工痊愈后，再也不会感染天花。
詹纳从中得到启发，牛痘的毒性低于天花，如果用牛痘种痘，是不是就能大为降低风险？他将一位感染女工的牛痘接种到一个小男孩的胳膊上——实验成功了，小男孩从此获得天花的免疫。
詹纳的方法被称为「牛痘法」。
「牛痘法」是更为安全，彻底的对付天花的办法，这个方法很快又从西方传回中国，升级了中医的方法，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
从天花到「人痘法」的发现，再到「牛痘法」的升级，很典型的体现了中西方差别。
说中医是一门经验之学并无问题。
中医积累观察病患数千年，在治疗、病理以及药物上当然有原创贡献。但最后能被总结、升级为安全的方法，往往需要现代医学手段的加持。
天花痘苗如此，对药材的发现、认识、分类也是如此。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可算另外一个例子。
青蒿素对治疗恶性疟原虫疟疾有奇效，是如今所有药物中抗疟疾效果最好的。青蒿素联合疗法也是全球范围内治疗恶性疟原虫疟疾的标准疗法。发现青蒿素以来，数百万人因此获救。
将青蒿素成功提取出来，屠呦呦居功至伟，她也因此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过程，其实就是用现代医学手段升华中医古方的过程。屠呦呦以及她的团队，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传统中医里2000个左右抗疟疾的药方，筛选研究。最终的突破也是从古方里找到的灵感。
开始他们提取青蒿素失败，原因在于用煎煮的方法做中药方剂，但高温水煮破坏了青蒿素，直到后来屠呦呦想起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提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意识到可以用冷水萃取，于是改用乙醚低温提取，解决了提取青蒿素的稳定性问题。
而且，为了实验青蒿素的安全性，屠呦呦还以身试药。
在缺乏规范的现代医学手段之前，中医的原创进步，常常依赖的就是「人体实验」，所付出的代价相当巨大与残酷。
从传说中的神农氏开始便是如此。
神农氏为了把各种药材的毒性分辨出来，使用的方法也是拿自己做实验。亲身尝遍百草，饱受安全考验。
一天就吃到了70种毒物，真不知道他如何活下来。
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古人对药草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其宝贵经验总结在了《神农本草经》这本书里。
《神农本草经》一共收录365味草药，分成以养命为主的上药120味，多数无毒、以养性为主的中药120味，有些有毒有些无毒、以治病为主的下药120味，多数有毒，不可久服。
此后，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其临床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人整理编辑成《伤寒论》），是中医史上第一本实用型的医术经典，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基础，因此被称为「方书之祖」，更是影响了上千年中国医学理论。
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灾人祸爆发，传染病流行的时代。
《太平御览·说疫气》里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甚至连贵族阶层的「建安七子」都死了四个，中原地区更是十室九空，死亡率高达90%。
《伤寒论序》记载张仲景家族的遭遇：「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的家族人口不少，但遭遇疫情后，死了三分之二的人。
毫无疑问，张仲景的医学总结，背后是累累人命。他也是在这样一个遍地死人的时代，发愤治病，留下了医学经典《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开辟之功，让后人尊称他为「医圣」，他的伤寒论，要一直影响到明清，才有温病学脱离伤寒病论的影响而自成体系。
可见，张仲景在传统中医上的影响力与贡献。
毕竟，这是他在大量病死案例上总结出来的医学，其中每一点经验，在传统农业时代都是非常宝贵的。
客观地说，尽管今天的人对中医常有鄙视，尽管中医理论晦涩难懂，但他们临床治病的手段，以及对各种药物毒性的认识，都是在人命为代价、以人体实验为基础手段总结出来的。
传统中医的这些经验积累，充满了牺牲精神，也有以身实验的医德在其中，所以，虽然依然还受到前现代的认知框架限制，也不容小瞧，值得后人尊敬。
而且，传统中医一代代都能出一些大医师，考察、整理、归类、让中医理论贴合临床实验并继承发展，作出突破性贡献。因此，以中医发展历史来说，一直不缺乏实践精神。
到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共收集药方5300副，是继张仲景之后再一次对中医进行整理归纳。孙思邈还第一次完整提出了疾病分类辨析的方法。
孙思邈对良医的要求「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也成了后世医生行医准则。
到明代，有医学家李时珍，深感当时的草药记载不准确，名称繁多，毒性不明，于是决定重新整理中药材。
他深入山间野林，观察、收集药物标本。除了家乡湖北蕲州以外，李时珍还去过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考察，最终用了27年完成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共52卷，载药1892种，包括李时珍自己新增的药物374种。书中附有药物图1109幅，药方一万余首，将植物药草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五部，条目整齐精密。
不过，有意思的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传到了西方，被达尔文当作可以参考的「中国百科全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提到李时珍的书，虽不吝赞美，也将其当做一本博物学著作，并且称呼李时珍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但李约瑟唯独没把李时珍当作一名医生对待，也没把《本草纲目》当作一本药典来对待。
这与传统中医对待李时珍的态度截然不同。
的确，从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时很难将之当作一本靠谱的药典。
有些记载，近乎巫术。比如用绞死囚犯的绳子烧灰和药能治好一个人的狂病：「...取绞死囚绳烧灰，和药与服，遂愈」。
比如，《本草纲目》有「人部」，人体的乱发、头垢、耳塞、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小儿胎屎、溺白垽、秋石、淋石、人尿、人血、人精、唾沫、牙垢、人汗、眼泪、胡须等，都是李时珍眼中的药材。
而且其中功效，荒诞不经。
如小儿胎屎「除面印字，一月即瘥」，这去纹身的效果简直神奇。人尿能美颜：「小便降火甚速。常见一老妇，年逾八十，貌似四十。询其故。常有恶病，人教服人尿，四十余年矣，且老健无他病，而何谓之性寒不宜多服耶？凡阴虚火动，热蒸如燎，服药无益者，非小便不能除」。
还有唾沫能治鬼：「晋时南阳宗定伯夜遇鬼，问之。答曰：我新死鬼也。问其所恶。曰：不喜唾耳。急持之，化为羊。恐其变化，因大唾之，卖得千钱。乃知鬼真畏唾也」...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时代局限。
但在这些名医之间，依然顽强的继承一种实践精神，将一代代的医学认识，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好的中医，并不容易出现。
由于缺乏现代的知识系统，学医过程更多地靠自己去实践、去总结，并在这个过程中心领神会、熟能生巧。
所以，最终即使成长出李时珍这样的优秀医生，在他的知识体系里，也是乱七八糟的传说与严谨认真的药草药理学的混杂体。
至于治病的能力，更是需要在临床上摸索。这种摸索过程往往意味着他对病人的「人体实验」。
简直可以说，养成一个好中医，必然意味着很多病人成了他医术成长的代价。而且每一个好中医的成长故事，都无法重复。
中医医学典籍也很难承担一个稳定的知识传递的作用。因为中医的理论相当抽象，理解透彻需要「悟性」，悟性必然不是学医的人都稳定拥有，这意味着理论层面的知识传递，难度很大。
而在诊疗上，中医也强调因人而异的治病，这就意味着需要在行医上相当的经验积累，才能获得较高的医术水准。
这些特点，都构成了好中医成长的门槛。与现代医学稳定的医学知识、透彻的病症理解、标准化的医药以及治病流程相比，在效率与安全性上，尤其在服务大规模人群上，传统中医被现代医学远远的抛在身后。
现代医学，在生产出合格的医生上，因为有着稳定的医学知识传递，不需要如传统中医那样，要靠中医一路「人体实验」锻炼出来。对于病人来说，要少付出巨大代价。
药材的提炼上，现代医学所拥有的手段，更是传统中医无法比拟的。要是少了现代医学的这些发展，只有传统中医按照自己的原来方法发展，估计再过五百年，在遇到新药材时还得跟老祖宗神农氏一样，亲身试药，来评估药材的毒性。
如果遇到中医没有医德，甚至会拿别人来实验药材。就跟金庸小说描写的，神医与毒王，是一体两面。从药王变成毒手，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当然，一般来说，传统中医有医德上的坚持，非要实验药材毒性，多半会拿自己做实验。
拿别人来试毒，总归是一件无法启齿的事情。
在张伯礼研究之前，早就有比利时学者发现，关木通中含有的马兜铃酸是损伤肾脏的罪魁祸首，它使肾小管坏死并肾脏间质纤维化，导致肾功能衰竭。它还有强烈的致癌性。
张伯礼想要弄清楚的是，关木通的致毒程度究竟如何，有没有「安全剂量」。他的研究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回顾前人的研究。既然国外已经有病例和论文了，只要去找有食用过关木通的相关病例即可。他发现，不管是国内外，服用过含有关木通药物的病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肾损伤。足以可见关木通对肾脏的损害程度非常高。
第二步，张伯礼做了动物实验。他将小白鼠分为几个对照组，分别灌服了关木通单方和「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也就是含关木通的复方。结果发现，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都具有肾毒性。
到这一步基本上可以确定，马兜铃酸致癌伤肾的毒性很高，关木通没有「安全剂量」，一丁点都不应该摄入。
所以他进行了第三步：人体实验。
毒性实验与诊疗实验，完全不是一回事。诊疗实验到了人体阶段，对参与的患者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为了治疗而冒的风险。比如疫苗的研制，最后都需要人体临床实验阶段。
但毒性实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人体对药材毒性的反应程度。如果张伯礼选择在自己身上实验，如同中医鼻祖神农氏那样，或者如屠呦呦那样，那一定会赢来众人敬意。
但是，他选择的是拿别人来试毒。还不止一个。
他选择的实验对象是10位血虚寒凝患者，年龄最小22岁，最大59岁。说是患者，其实只有四肢、腹部发冷，痛经等小症状，肾功能都是健康的。
| 张伯礼论文《关木通肾脏毒性研究及对策》截图。论文发表于《中国药物警戒》，2004年02期。
实验过程与动物实验相差无几。「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颗粒，每天服用2次，每次一袋。张伯礼在论文中也清楚写明了，每袋内含关木通0.3克。
实验时间呢？
8周。
实验开始没几天，就有3名实验者出现不良反应而停药。但实验并没有停止，其他实验者的吃药时间最短39天，最长108天。
三个多月的时间，本来肾脏健康的患者在张伯礼面前成为活体实验对象，最后张伯礼总结实验结果：大剂量、长期、不辨证服用马兜铃酸会损伤肾功能。
| 张伯礼论文《关木通复方肾毒性的临床前瞻性观察》截图。论文发表于《中国药物警戒》，2004年02期。
就为了这个结论，有必要在健康人体上试毒吗？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张伯礼做人体实验来试毒，是否把他的实验目标告知给患者，征得他们的同意？
论文中只字未提。
这就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张伯礼有没有严肃对待医学伦理，有没有给予患者知情权。
二战以来，出于对战时纳粹施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的恐惧，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制定了多部医学伦理的守则和宣言。
其中，纽伦堡审判后形成的「纽伦堡守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被实验者「知情后的同意」。
| 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的签署现场。
图片来源：sutori.com
出于常识，很难相信一般的患者，会愿意配合医生做「毒性实验」。如果是为了配合一个新的解药，或者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患者配合医生尚可理解。
但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为了测试「关木通对人体到底有多毒」，而自愿赌上自己的健康？
何况，张伯礼医生自己都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实验，他选的这10位患者居然愿意替代张伯礼医生作出牺牲？
事出反常必有妖。
退一步说，以传统中医的医德来要求，就算这10位患者愿意位为张伯礼医生牺牲，张伯礼医生也不能同意。
「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
「用生命以济危急」，还要「有一人向隅，满堂不乐」的仁心，如此才能为苍生当大医，反之，则为「含灵巨贼」。
以他人试毒，显然是「含灵巨贼」之属。
即使再退一步，不认为是人体试毒，而是临床治疗。那么，患者在治疗前是否有权知道，服用那些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张伯礼医生应该都清楚。
张伯礼应该去好好读一下前辈王清任的故事。胆大如王清任，为了做研究而阅遍尸体，至于活体实验，想都没想过。
或者重温下医学界共识之《希波克拉底誓词》：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
还有，同样是世界医学会（WMA）通过的《日内瓦宣言》：
「生命从受胎时起，即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面临威胁，我的医学知识也不与人道相违。」
「汝当以苍生大医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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