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4日，波兰南部，奥斯维辛集中营。
47岁的天主教神父，马希连·国柏（Maximilian Kolbe）死了。
他是自愿代替别人而死。
14天以前，有一名囚犯逃走，作为惩罚，党卫军要从集中营里挑选十个人，关到地堡（underground bunker）里活活饿死。
在一排一排的犹太人之间，党卫军人随机挑选，当他们停下来，用手指向队伍中的某个人说：「Du！」（你）时，死亡便降临在那人的头上。
这天，德国人伸伸手，指向了加容尼策克，一个41岁的波兰犹太人。命运被屠夫判决，他哀嚎：「耶稣，玛利亚，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耶稣和玛利亚没有回应，可是国柏神父听到了，那是无辜者的绝望。于是，他站出来，对德国人说：「我要代替他死」。德国人停顿片刻，找来翻译，询问「这只波兰猪在说什么」。
听明白之后，德国人看着眼前这个人——他戴着黑镜框眼镜，穿着统一配发的条纹囚服，脚上汲拉着木鞋，开口说了声「Gut！」（很好）。
18号牢房里，神父带着其他九个人祷告。在他们挨饿、断水两个星期后，最后只有神父还活着。于是，党卫军给神父注射了致命的苯酚。据说，临终一刻，国柏神父举起左臂，平静地等待着致命的注射。
| 一副描绘国柏神父在纳粹刽子手下的图画。马希连·国柏（1894-1941），波兰天主教神父，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逮捕。国柏神父代替犹太人加容尼策克，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1971年，国柏神父被封为圣人。63年后的同一天，2004年8月14日，91岁的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死了。
作为诺贝尔文学家得主、国际知名文人，波兰政府在米沃什死后为他举行国葬。
按照国葬的标准，米沃什的遗体被政府安置在克拉科夫宫瓦维尔大教堂的地下墓地，与逝去的波兰文豪们同享安息之地。
但是，有人不买账。一群爱国的天主教徒，为了阻止国葬，打算要以十字架的方式躺在克拉科夫的街道上。所幸最后被教宗阻止。
在这群爱国天主教眼里，米沃什既不够波兰人，也不够天主教徒，因此不够格获得国家荣誉。而且他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在斯大林时代担任过外交官。
说米沃什不够波兰人，是因为严格说，米沃什乃是1911年出生于立陶宛的波兰人，他的出生地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附近的谢泰伊涅（Szetejnie）。
说他不够天主教徒，指的是他虽然信奉天主教，但享受生活，更像一个诺斯替教徒，与波兰天主教有点格格不入，对波兰天主教狂热的民族主义有很严厉的批评。
实际上，米沃什身上矛盾的地方还有很多。他说过：「我所有的智力冲动都是宗教的」，但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是怀疑论者，因此左右不讨好。
1951年，因为与波兰政府决裂，米沃什选择在巴黎滞留了10年。然而，在二战后的巴黎，他不够左；随后他流亡到美国，但对冷战时期的美国来说，他又太左了。
不过，米沃什如果活着，听到这些爱国的天主教人士的批评言论，肯定会不以为然。
他看不起他们，一辈子都讨厌这些人。
而国柏神父，却属于这批人，被这批人热爱，是他们的象征性人物。| 立陶宛为纪念米沃什诞辰100周年发行的邮票。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生于立陶宛，波兰诗人，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隔63年，相同的死亡日期让神父和诗人重逢了。
和诗人米沃什一样，神父身上也背着复杂与矛盾。
（A man’s unavoidable contradictions are his purgatory.）国柏神父身上的炼狱、他的矛盾，在于他是方济会神父，爱国、反犹排犹，却最终死在纳粹手里，而且被捕前他的修道院还收容了数千名犹太人。
神父身上体现的民族主义宗教品牌，将天主教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简直是米沃什所厌恶的国家教会的一切。
然而，生死关头时，神父毫不犹豫的站出来，替犹太人死了。
而经历了同样的岁月，同样见证了一切，米沃什却还活着。
他讨厌的人，勇敢的为别人死了，而他却继续带着自己的懦弱生活着。
他后来写道：带着自己的懦弱生活是痛苦的。
在精神上，他未必想跟神父和解，但他痛苦的是，他没法跟自己和解。
如果把二人的经历拍成电影的话，他们的死亡场景应该是一组平行蒙太奇。国柏神父周围是堆叠的犹太人尸骨，以及掉落在地上的医用针管；米沃什周围有热闹的人群，他们或无关紧要，或满怀敬意，或愤愤不平。
前一个场景是奥斯维辛阴气逼人的集中营，后一个场景在克拉科夫明媚的街头。
这组镜头穿越了二战、冷战和冷战后的全部岁月，将两个经历波兰历史的人交织在一起。
| 除了米沃什和国柏神父，人类还有这些群星在闪耀。「这些政治家塑造了现代秩序」从不同国家入手，选取了各国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再现他们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体会他们指引各国走上现代化扩展之路。
人们常说，波兰是个不断被占领的国家。在1918年，波兰共和国成立时，情况的确如此。这里的民众经受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德国普鲁士式、波兰式和俄罗斯式。在当时全国2700万的人口中，69%为波兰人，17%的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还有10%的犹太人和2.5%的日耳曼人。虽然国家独立，但是波兰内部阶级意识、民族态度的分裂并未弥合。「20世纪20到30年代的欧洲政治展示了一幅令人厌恶的画面，其中充斥着由阶级仇恨和种族主义引发的冲突及黑帮活动和街头暴力」。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而言，提高国家认同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但年轻时，米沃什是个不折不扣的左派青年，他反对波兰政府强行推行罗马天主教，反对民族主义者。
他在大学期间还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Żagary，因为传播「灾难即将来临」等对未来的悲观论调，这个诗社还被戏称为「灾祸派」。
| 1936年，米沃什与灾祸派诗人特奥尔多·布日尼茨基在维尔纽斯电台。
图片来源：《米沃什词典》广西师范大学版，2014年1936年，25岁的他，在维尔纽斯的波兰国家广播电台地区台担任文学节目主持人，这是他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当他在电台工作时，右翼人士在《小日报》（ The Little Daily ）上攻击他，宣称他是电台内部的共产主义分子。
《小日报》是波兰国内非常受欢迎的主流报纸，发行量一度高达20万份，而它的创办者正是马希连·国柏神父。神父还经营着另外一家有天主教背景的报纸《圣母骑士》（The Knight of the Immaculata）。
可以说，国柏神父的刊物所鼓吹的天主教爱国主义，正是米沃什最厌恶的。天主教与波兰爱国主义者相结合，最终两者，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波兰爱国者，都充满了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
| 披着囚衣，手拿《圣母骑士》的国柏神父形象。
当右翼的主要刊物《直言评论》提出建立「天主教国家」的设想，提倡所有波兰国民说波兰语、信仰天主教、将犹太人驱逐到国外时，《小日报》成了这一设想的簇拥者，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此类思想。而且不久后，整个波兰的反犹宣传就开始了，政府要求电台节目增加爱国主义宣传，并加大驱逐犹太人的消息量。由于《小日报》的猛烈抨击，米沃什于1937年被维尔纽斯的国家广播电台解雇了。因为神父的报纸所造的舆论，导致他被解雇，这对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在自传里写道，当时他「发誓要向民族主义者报复」。可是，没等他的报复开始，二战开始了，整个世界局势大变。
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闪电战，占领了波兰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14日占领华沙。9月17日，苏联攻入了波兰东部地区。
这两个世界上强大的政治体根据战前合谋，迅速的瓜分了波兰领土。在波兰，德国人开始对犹太人开展前所未有的种族清洗。期间，约有40万犹太人死于疾病、屠杀，或被投入集中营。那一年，米沃什28岁，被派往前线担任无线电话务员。1943年，米沃什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菲奥里广场》（Campo dei Fiori），描写华沙的犹太人聚集地被轰炸之后的场景。这首诗开头是这样：
菲奥里广场是罗马一处规模不大的菜市场，广场中央安置着布鲁诺的雕像，以纪念这位因宣扬日心说而被教会处死的英雄。布鲁诺死后343年，在罗马1300公里之外的华沙，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菲奥里广场。
图片来源：From Home to Rome米沃什敏锐地嗅到了两次事件之间的联系：生存与死亡、观看与盲视、热闹与沉寂、日常与反日常，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以柠檬和橄榄的自然香气作为底色，冷静地记录下血腥的味道。
显然，这首诗是从一个观看者的视角写作的。
米沃什是屠杀的经历者，而不是亲历者。这场屠杀带给他的震惊体验化作冷冽的诗行，他用克制的语调，将华沙城中的平常生活与时刻发生的惨案放置在同一的叙述视野内，用旋转木马和尸体灰烬的对比来比较死亡的轻与重。与之相反，国柏神父却身处大屠杀之中。《小日报》标榜反犹主义立场，但是，神父本人却用修道院庇护了2000多名犹太人。1941年2月17日，国柏神父不幸被盖世太保抓获，随后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当中。后来的事情，如开头所讲。当犹太人加容尼策克面临死亡时，国柏神父用性命践行了「为友人而死」（约翰福音15:13）。如今，国柏神父的拥护者都极力撇清他与《小日报》立场的联系，声称他忙于宗教事宜，根本无暇顾及《小日报》的日常编辑，所以《小日报》的反犹太立场，未必代表神父的立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神父看到华沙这座城市的普通人在屠刀下流血时，在他眼里，应该所有的主义都消失了，都变得不重要了。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他为何甘愿代替一个哭嚎的犹太人去死呢？「真正的冲突是人内心的冲突。除了占领波兰的军队和集中营的墓穴，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两个不可调和的敌人:善与恶，罪与爱。如果自我都被打败了，那么战场上的胜利又有什么用呢？」
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之子
1944年，波兰人民起义反抗德军，但立即遭到镇压。为了报复，德国人摧毁了整座华沙城，造成25万人遇难，城中建筑悉数毁灭。米沃什是亲历者，他的众多朋友都死于这场屠杀中。在很久以后，那些梦魇一般的情节仍然影响着他的认知。一年后，二战争结束，波兰虽身在胜利一方，却成了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600万波兰人在战争中丧生，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在米沃什著名的长诗《欧洲之子》（Child of Europe）中，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幸存者焦虑：我们选择后者，冷静想着：让它快点实现。
知道明天要比昨天更加令人难熬。
米沃什用漫不经心的语气，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毫无道德感的幸存者。这位幸存者在战争中抛弃了信仰，成了「生存至上」的动物，在战后带着自己的懦弱，浑浑噩噩地活着。
如果按照《欧洲之子》的划分，米沃什是内心彷徨无依的幸存者，国柏神父则是义无反顾牺牲的欧洲之子。因为死亡，国柏神父缺席了20世纪后半夜的历史，成了指控人类战争残酷性的纯粹殉道者；因为生存，米沃什将要面临战后波兰的新秩序，面临20世纪最严重的的意识形态倾轧。米沃什无法像国柏神父那样，坚定地为信仰而死，因而在今后的岁月中，成了扭曲历史的人证。从1948年开始，信奉共产主义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了波兰执政党，但是在这一政党之上，苏联实际掌控了波兰的局势。1952年苏联领袖斯大林修订了波兰新宪法，并将波兰改名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在这样的局面下，波兰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改变：作家们被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遵照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文学理念进行创作。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格拉西莫夫画作，1938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是苏联文艺的指导思想，后被引入中国，影响深远。
图片来源：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在《被禁锢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中，米沃什提到了一种名为「穆尔提-丙」的药丸。他说：「人吃了这种药丸之后，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就会获得安详和幸福，心满意足。」他形容，波兰作家接受苏联「新信仰」的过程便是吞食「穆尔提-丙药丸」的过程。
吃了它之后，人会变得格外平静满足，思考和批判能力渐渐成了身体的重负。为了维持目前的稳定生活，人会把自己调节为一个接收器。这个接收器接受了从上而下的指令，并逐渐把这一过程视为自然。
| 《被禁锢的头脑》，由法国著名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于1953年首次出版。在当时的巴黎，无人认同米沃什对波兰现状的描写，只有加缪和雅斯贝尔斯在为这本书的出版给予帮助。雅斯贝尔斯还为这本书的德文版写了序言。
作者：[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者：乌兰、易丽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
在这种形势下，也有不少同行离开了波兰，但米沃什始终不想走到这一步。他毕生的愿望就是用波兰语为波兰人写作诗歌。为此，他放弃了从前略显晦涩的诗歌探索，面相更广阔、覆盖度更广的波兰历史创作。如果就此离开，那意味着他失去了母语和理想读者。于是，米沃什踉踉跄跄地在波兰政府内寻找机会，比如去华盛顿、纽约、巴黎等地担任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夹缝中寻求一点写作空间。但是，这样的日子显然不能长久。1950年，在当时担任波兰驻巴黎大使馆秘书的米沃什被政府没收了护照，他向法国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开启了为期10年的巴黎郊区生涯。此时，巴黎的文化界处在最热闹，也是左翼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等人对苏联的「美好」想象，对东欧地区不切实的看法，米沃什都不能认同，因而他在巴黎受到冷遇。1960年，米沃什收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聘书，于次年前往美国，在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担任教授。对于这段流亡经历，米沃什并没有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强调自己反暴政的英雄主义姿态。尤其是在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迅速与苏联意识形态割席，米沃什与他们决绝地划清了界限。他很实际地说，自己并非因为反抗苏联政权而流亡，仅仅因为写作和未来选择，迫不得已才离开了波兰。这个决定充满了犹豫和不舍。他看到了苏联集体主义之下的种种问题，目睹了文化官员对文学与知识的强行拆解，对辩证法的诡辩式使用。他认清了此时波兰上下的荒谬面貌，却无法确认一条明朗的道路——波兰的未来在哪里，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因而，无论是滞留巴黎还是去美国，「生活」总是走在他前面，迫使他做出选择。这份怀疑和犹豫，是知识分子思考的必然阶段，但是在冷战中，米沃什成了靶子。因为离开波兰，他成了左派攻击的对象，当他在美国教书后，又因为曾经在苏联控制的政府内供职，而遭到了重重质疑。可以说，在米沃什身上，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以最具象、最挣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与米沃什的情况相反，波兰天主教却有不同的命运发展。在战争中，天主教神职人员与医生约有三分之一丧生。战后，教会的财产被国有化，学校里的宗教课程也被取消，甚至连红衣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大主教本人也被投入监狱。但是在严酷的宗教压制下，教会人士反而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徒与牺牲者，民众的信仰热情普遍高涨，约有90%的民众皈依天主教。1978年，出生于波兰的嘉禄·若瑟·沃伊蒂瓦成为第264任天主教宗，即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这一事件令所有波兰人振奋。
1971年，已在美国伯克利教书的米沃什，突然收到了一位波兰神父的请求。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那个若干年前死于奥斯维辛的神父马希连·国柏，将要被封为圣人。这位波兰神父想将米沃什翻译的颂歌用在国柏神父封圣仪式上。这个要求被米沃什当即回绝。他始终无法认同国柏神父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观点，也无法忘记当年右翼对他的猛烈抨击。但是，他对神父的态度非常微妙：这位他讨厌的神父，其实从未离开他的头脑。根据美国诗人莫顿·马库斯（Morton Marcus）的回忆：1970年，伯克利的学生们掀起了反对政府入侵柬埔寨的游行。面对这些声称为了「爱与和平」游行的人群，米沃什突然变得很愤怒，他朝他们吼道：
「你们懂得什么是爱吗？等你们被排成一列，被人挑出来去死的时候，会有朋友能站出来代替你去死吗？」
| 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入侵柬埔寨，扩大越南战争，引发学生游行。
图片来源：AP Photo
也许，在那个脱口而出的瞬间，才是他对神父的真正态度。
他对国柏神父的牺牲充满敬意，但他难以面对的，正是神父对待死亡的果决与坦然。这种由纯洁的宗教信仰支撑起来的信念，让米沃什的重重思虑显得懦弱而贫乏，他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
两人都经历二战，神父以纯粹决然的牺牲者姿态成为人们回忆战争残酷、赞扬人类崇高性的圣徒。他的一生，很短，却很有力量。
而米沃什是幸存者，虽然他的生命轨迹更广，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连接起左右政治、意识形态对垒等多重命题，但是他却一直带着自己的懦弱与惶恐。
也许要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米沃什才最终与自己、与自己身上的炼狱——无可逃避的矛盾——达成和解。他在晚年的一篇小文章这样写到：
「......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半夜醒来，我体验到了一种强烈而完美的幸福感，以至于我一生中只感受到它的预感......仿佛有一个声音在重复：「你现在可以不用再担心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发生了。你做了分配给你的事情，你不需要再去想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在于殉道、不在于挺身而出为受难者而死，而是用诗歌为人类见证，为人类的和解服务。然而，2004年米沃什以93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时，人类未必变得更好。这个世界，有过殉道者，有过为人类和解努力的诗人，但依然没有变得更好。19世纪、20世纪的帷幕已经落下，21世纪的帷幕也会落下。不仅仅诗人与神父在死亡中重逢，人类都会在死亡中重逢。■参考文献：
[波兰]米沃什.冻结时期的诗篇. 林洪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波兰]米沃什.着魔的古乔. 林洪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波兰]米沃什.米沃什词典. 西川 北塔（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波兰]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 乌兰、易丽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英]亚当·扎莫伊斯基.波兰史. 郭大成（译）. 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
Joshua Mazrin. The Knight of the Immaculata: St. Maximilian Kolbe. Asc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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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点点星光，他们改变着国家的命运走向，也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这些点点星光就是那些政治家的身影。
这些政治家是如何走上政治之路，引领国家接纳现代秩序？现代化的火种是如何经他们之手传遍世界？「知鸦」有一门通识课《这些政治家塑造了现代秩序》，专门讲述政治家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以及他们如何指引各国走上现代化扩张之路。我们带您来认识一下约翰·马歇尔，这位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是如何真正让司法与行政、立法实现三权分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