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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养正 | 专题
童蒙養正教育的基本理念
《易經．蒙卦》說：「蒙以養正，聖功也。」意思是，從童年開始就要施以正確的教育；童稚蒙昧之時最容易接受引導，此時應該用來導向正道，這就是造就聖賢的偉大功業！所以古人說「三歲看八十」，童年時扎下的善根，會影響他一生，到了八十歲也不會改變。
過去我們注重講解中國古人對胎教的重視，以及出生之後一千天的保護：母親在懷孕期間，一切的行為、言語、思想都必須端正，讓胎兒稟受正氣。出生後的三年內，大人要保護小孩，讓小孩所看到、聽到、接觸到的，都是正面的言語與行為。這三年的根扎下去，小孩就具備判別是非善惡的能力，一輩子不會改變。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探討三歲之後的童蒙教育。
兒童時期記憶力強、理解力弱，所以應該帶著小孩背誦聖賢典籍，例如《聖學根之根》所收錄的二十三種童蒙書籍。也可以將自己所讀的聲音錄下來，然後反覆播放，同時跟著讀；這樣不但提高興趣與積極性，還能養成邊讀邊聽的好習慣。每次只讀一種教材，反覆熟讀，漸漸就能背誦；要背誦到滾瓜爛熟，通常是讀了幾百遍，甚至上千遍，就不容易忘記了，然後再讀下一本。《聖學根之根》背完之後，就可以背四書五經。背書的目的是讓小孩的心安定下來，培養定力，不胡思亂想，這對小孩日後智力、能力的發展至關重要！
二十世纪初，欧洲有许多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一个问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和中国，此乃人类文明之摇篮），其中三个都已经消失，唯独中国还存在，这是什么原因？欧洲学者讨论的结果，可能是中国人注重「家庭教育」的缘故。这个结论非常正确。师父上人说，家庭教育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之根，是以五伦、八德的伦常之道，落实「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以此蔚为后世典范。
中华民族家庭教育的核心是「父子有亲」，首重孝敬父母，并将此发自於天性的孺慕之心、亲爱精诚，终其一生保持不变。进而推广之，能够爱兄弟、爱家族、爱邻里乡党。《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由此扩大到爱社会、爱国家、爱全人类，此乃「亲亲而仁民」的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爱的教育。
甲、志在圣贤的童蒙教育
清代大儒陈弘谋先生在《养正遗规序》中说：「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成，自儿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为蒙。而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於是乎在。故蒙以养正，是为圣功，义至深矣。」这段箴言指明了童蒙教育的重要性。
诚如师父上人所言，童蒙养正的家庭教育首重父母尊长的以身垂范，其目标是成圣成贤，是正知正见的智慧教育。《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语阐明了童蒙养正教育的真谛。人性本善的「善」是指圣人，是纯净纯善的。圣贤教育教人从习性恢复到本性本善，是超凡入圣的教育。中国自古至今，为人父母者都是希望把孩童教导成大圣大贤，并不希望他做大官、发大财。民国以降，时至今日，圣教衰微，物欲横流，名利竞起，此乃社会动乱真正根源。若不能恢复圣贤教育，此动乱将永无止息。
远在四千五百年前，尧舜使契为司徒，来主管教育，敬敷五教，五教就是指五伦之道。宋朝的朱熹夫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一开头就揭示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此言道出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原则与纲领。
众所周知，圣贤的学问是大自然的法则，它运行不辍，永恒不变，超越时空。五伦是道，天然之道、自然法则；五常是德，五常是「仁义礼智信」，随顺道即是德。五伦五常细说，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此十二德目与道完全相应。若能依教奉行，遵守自然之道，则能生活得幸福、快乐、美满，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至善至美的道德。
乙、周朝皇室的童蒙教育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家庭教育的民族，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代出贤人。周朝的三太，太姜、太任、太姒，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胎教典范。
周文王母亲太任，十分注重怀孕之时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因为这会直接影响胎儿。因此她怀孕之时，眼不看邪曲不正的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她从不歪著身子睡，也不偏斜著坐，亦不曾跛著脚站；她不吃气味不正、切割不正的食物，不坐摆放不正的席子。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的贤明，圣德卓著。中国古人知道，婴儿一出生，睁开眼睛就会看，竖起耳朵就会听，大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都在学习和模仿，并且深受影响。此时父母应当以正面教化之，施以德教，则孩子必然受用终生，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是也。
周文王的夫人太姒，是有莘（音伸）国姒姓的女儿，她仁厚和顺、生活俭朴、恭敬老师且深明大义。文王十分仰慕太姒的美德，亲自到渭水去迎娶她。太姒效仿祖母太姜和婆婆太任的德行，勤勤勉勉，相夫教子，恪尽妇道，培养出一代明君圣哲——周武王和周公旦。
在中国古代，帝王培养接班人可谓是用心良苦。皇帝登基后首要大事即是立太子，并延请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培养接班人。这三师即是太保、太傅和太师，合称三公。太保主要是教饮食起居、卫生保健等生活教育；太傅是教导伦理道德，及礼法的制定与颁行；太师是教导如何治理国家，即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周武王过世时，儿子成王才十岁，所以是由周公摄政，延请圣贤人来教导成王。据《大戴礼记》记载：「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成王的太保是召公奭（音是），召公是周武王之弟，在他的治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成王的太傅是周公，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为崇拜的圣人，他曾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注重制礼作乐，《周礼》相传即是周公所作；成王的太师是姜太公吕尚，周文王、周武王都是拜姜太公为师。蒙受父母的栽培、老师的教导，周成王果然不负众望，将国家治理得很好。他在位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成就了周朝最为鼎盛的「成康之治」。
周公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好父亲，对儿子伯禽谆谆善诱。当成王封伯禽於鲁之时，周公语重心长的对儿子说：虽然鲁国的文化鼎盛，但是你千万不要以自己是鲁国人而骄傲。周公说：我听说，「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真正有德行的人表现在外都是恭敬，这才是真正的荣耀。孔老夫子一生恪守五德，温良恭俭让，待人恭敬，绝不敢轻慢任何人，成就了万世师表的盛德。
周公诫子说：「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拥有很多的财富，能守之以节俭，才能得到平安；反之，如果拥有财富而却生活奢侈，祸害就会随之而来。「禄位尊荣，而守以卑者贵。」身居高官厚爵却愈是谦卑，不敢在人上，自卑而尊人，这才是真正的贵人。「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周公诫子的金玉良言，是告诫子孙的真实之语，是自己一生智慧经验之谈，教导我们如何立身处世，保全功名富贵，深值世人学习。
丙、言语步趋中的真实学问
在陈弘谋先生《养正遗规》所选录的朱夫子《童蒙须知》序文中说：「夫童蒙之学，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童蒙养正的家庭教育，都是从日常生活的穿衣吃饭、读书写字、洒扫应对进退等杂细的事宜之中，培养孩子的至诚恭敬之心，成为日后进修上达的阶梯。如同弘谋先生所说：「凡一物一则、一事一宜，虽至纤至悉，皆以闲其放心，养其德性，为异日进修上达之阶。即此而在矣。」
在教导子女穿衣吃饭、言语步趋等童蒙养正教育方面，宋朝二程的母亲侯氏蔚为典范。侯氏自幼德才兼备，聪慧好学，「好读史书而不为词章」，且於政事颇有见地，深得父亲疼爱。侯氏七、八岁时，读到古诗：「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烛。」从此之后，她日暮就从不走出房阁。长大之后父亲将其许配给河南青年才俊程坰，程坰乃名臣之后，史称其「温恭待人，率以清慎」。
侯氏于归之后，对公婆非常孝顺，与夫君相敬如宾，虽小事未尝自专，必禀之而后行。且治家有法，对晚辈仁爱宽厚，对庶子视若己出。侯氏前后育有五子一女，但仅有程颢、程颐存活，她亲自教育二子，对其严加管教，未曾溺爱。据《近思录》记载，二程小时候刚学走路，走著走著就跌倒了。家人唯恐孩子啼哭，就走上前去把他扶起来，侯氏呵责说：「汝若安徐，宁至踣乎？」你们如果举止安定徐缓，怎么会跌倒？吃饭的时候，侯氏就让儿子坐在自己身边，见到儿子常常把盐、梅加於羹中以调味，侯氏就训斥、制止说：「幼求称欲，长当如何？」从小就贪图美味，长大后怎么得了！
侯氏训诫儿子不可恶言骂人，曾说：「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儿子有过失时，侯氏从未曾为之掩饰，她常说：「子之所以不孝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因此，程氏兄弟一生都不挑剔衣服、饮食，从不恶口骂人，这都是得力於童蒙养正之时，母亲优良的母教。
在母亲的教导下，程氏兄弟都成为贤德之人，且名扬天下。程颐十八岁就上书宋仁宗，希望「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引起朝野震动。后来二程都师从周敦颐求学。宋仁宗嘉佑二年，二十六岁的程颢金榜题名，出任主簿官职；二十五岁的程颐以布衣之身在京师授徒讲学，以致「斯文大兴」。后来，他在宫廷中出任经筵讲官，成为宋哲宗的老师，可谓是备极殊荣。仁宗皇帝追封程母侯氏为「上谷郡君」，以示表彰。
由此可知，母教确实是为天下太平之源，仰观前贤，为人父母者怎能不深思与反省！
丁、启蒙教育的成功典范
当今之世，习近平主席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家庭教育。二０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习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此乃真知灼见，古今皆然。家庭教育须从胎教始，且於童蒙养正之时，即以身教化之、言教导之，循循善诱，厚积德本，则三岁、七岁前所涵养的纯净纯善性情，尽其一生都不会改变。
十年前，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曾经感慨的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并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各界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在民国以前，中国人的德行、学问是如何培养出来的？首先是自小於童蒙养正时期，即施以德行教育，使其品行端正，恪守伦理，深明因果。於此基础上再「一门深入，长时薰修」，奠定传统学术的根基，目的是回归自性。其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以此开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学者能依此行之，则一生道德学问必有真实成就，成圣成贤亦是指日可待。
中华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民国时期的许多家庭之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於一九一一年出生於湖南的书香世家，父亲终身研究朴学，擅长天文算法。张舜徽禀受家学，由父亲亲自授业，后转益多师，虽未曾上过一天学，却成为当代著作等身的国学家，并於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四十年。
张舜徽七岁时，父亲就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其发蒙读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十六岁后，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於十七岁撰写了《尔雅义疏跋》一文，奠定了文字、训诂学的深厚功底。父亲去世后，十七岁的张舜徽负笈出去寻师访友，他的姑父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四库提要辩证》作者，时任教於辅仁大学。张舜徽住在姑父家中，广泛求教於京城名流学者，这段期间成为他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的时期。
张舜徽先生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自己一生的治学，始於仰慕干嘉诸儒，从而潜心研究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而后才进一步的研究儒家经学。因此，小学和经学是他一生研究国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正是在家庭教育的浓郁国学氛围中奠定的。因此，他才得以为《说文解字》作《约注》，为郑氏经学作《丛著》，且博治子书，匡正旧史，辨章学术，这不能不归功於父亲、姑父所施行的家庭教育之效。
中国传统童子功的教学方法，曾引起现代众多教育者的深思。为此，热心於为民族培养人才的吴鸿清教授曾经感慨的说：「无数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教育曾经为中华民族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启蒙教育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汲取、继承，让它在现代社会重放光芒。钱学森之问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需要用实践来证明的问题。」禀承著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理念，吴教授在大西北的偏远乡村办起了伏羲班，取得明显的成效。他深深的相信，用童子功的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
戊、勤俭节约的家教德范
中国自古至今的家庭教育，十分注重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三国时期的蜀国名相诸葛孔明，曾经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短短数言，尽述一生修德，父母之爱，发自肺腑至诚，是传之后世的箴言良鉴。
习仲勋老先生，年少之时很喜欢学习古文。自入小学起，擅长古文背诵，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典，都倒背如流、熟谙於胸。他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世的风范，培养出忠孝友爱、勤劳俭朴的优良品德。
夫人齐心回忆，习老先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虽然身兼要职，但是在家庭中，他不仅利用业余时间亲自照顾孩子，帮孩子洗澡、洗衣服（这是父子有亲的真情流露）。而且他自己言传身教，对子女从严要求，注重教育孩子自小养成节俭的好习惯，培养了勤俭节约的家风。在穿著上，孩子们的衣服、鞋袜都是接力著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在吃饭上，掉在桌子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吃完后还要用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在用水、用电方面，习老先生是用浴盆洗澡，洗完后留给孩子们接著再洗，然后还要用澡水洗衣服。厅堂的灯晚上很少打开，习老先生要求，只要房间里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
习家俭朴的作风对子孙产生深远影响。习仲勋老先生给孙女起名明泽，就是希望她将来能够清清白白的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习明泽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的教育方式使她受益匪浅，连过年所收到的小红包，都是爷爷从疗养院积攒下来的小牙签，她感到很高兴，至今还保存在家里。和父亲习近平在一起的时候，习明泽从不让父亲多点一盏灯，餐巾纸也时常撕一半给父亲，一半给自己留著用，这都是得力於爷爷身教的影响。
在写给父亲八十八岁「米寿」的贺信中，习近平写道，自己与父母的感情久而弥深，从父亲那里继承和吸取很多宝贵与高尚的品质：学父亲做人（坚持真理），学父亲做事（从不居功），学父亲的信仰（心中始终有一盏明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博大的爱），学父亲的俭朴生活（勤俭持家）等。父亲的高尚品德，使子女终生受用。
诚如古人所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都深以为借镜的历史经验。「俭以养德」这是明智的父母留给子孙最为珍贵的传家之宝，也是习老先生以身垂范、福佑子孙的纯朴家风。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教育，是千百年来的祖先智慧经验的总结，是代出圣哲的不二法门，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它跨越时空，纵贯古今，行之当世仍是深具实效。普愿华夏子孙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家庭教育为核心，进而扩展至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乃至宗教教育，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延续亘古永恒的灿烂文化，为世界缔造长治久安的永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