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彩票史:曾把妓女当奖品,也被政府多次“严打”
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把买彩票作为一种致富手段,乐此不疲。
■文|杨津涛
大年初七,福建晋江一位小伙子因为彩票没有中大奖要跳楼……
原来,他年前买了彩票,初六看到公布的中奖号码,感觉与自己放家里的彩票号码一致,中了500万巨奖。当晚便呼招呼朋友大肆庆贺,第二天早上醒来核对号码发现自己记错了,只中了500块。看看昨夜自己透支信用卡的8000多块账单,于是走上天台去跳楼,所幸被救……
彩票,是过去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发财梦的一个缩影。
如果你走在晚清上海的大街上,很可能遇上妙龄推销员,向你娇滴滴地兜售彩票,“先生买张发财票”“头彩尚在莫错过”。街上卖彩票的店铺那是鳞次栉比,打着“飞来福”“明日开彩”“快请发财”等招牌;打开名刊大报,上面《速来夺宝发财各彩俱全》的广告同样比比皆是。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你肯定忍不住去买一张彩票,做个小小的发财梦。
那么,近代中国如此兴盛的彩票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一,晚清彩票:买中头奖,名妓领回家
中国近代彩票是“华洋混血”,首先本土有“闺姓”和“白鸽票”,前者很具中国特色,猜的是科举上榜者的姓氏,有点像现在押注诺贝尔奖得主;后者是要在庄家给出的80个汉字中选若干个,玩法像是现在的数字型彩票。其次,西班牙在菲律宾发行的“吕宋票”传入中国,每张6元,每期销售数千至数万张不等,购买者凭彩票上的编号兑奖,头等奖是现金6万元。吕宋票风行晚清三十余年,从沿海都市到内地乡间,人们趋之若鹜。
吕宋票
白鸽票
后来地方官府发现吕宋票的畅销,直接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于是下令禁止销售,使彩票行业一度出现较大市场空白;士绅们则逐渐了解到,菲律宾售卖吕宋票所得资金,是要用来做慈善的。于是,上海1879年诞生了中国第一种近代彩票——“变资助赈彩票”。当时一家慈善机构为尽快将募捐到的衣服、书画等物品转化为善款,“仿泰西之法设立彩票”,发行2000张,每张1元,奖品那些人们捐赠的物品。
面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彩票市场,中外资本纷纷进入,德商、英商等由上海工部局批准,发行彩票;地方督抚为筹集资金,偿付庚子赔款及办理铁路等新政,从张之洞在湖北发行“签捐票”开始,南洋筹捐彩票、福建全省彩票、川汉铁路彩票等官办彩票相继出现。
签捐票
晚清彩票种类繁多,有的公司破产后,就拿所剩资产充当奖品,通过彩票偿还债务。上海泰昌东、同泰丰两家钱庄倒闭时,发行彩票6万张,头奖是坐落在英租界内的辛家花园,占地23亩,“园内楼台亭阁二十余处,围墙走廊池沼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妓女彩票”,奖品是“名妓领回家”;要是妓女本人中奖,就相当于给自己赎了身。
清末十年间,全国彩票泛滥,不少人一夜暴富,如四川“以贫而得大彩,立刻成富翁者,无期不有”。购彩者最普遍的心理就是“以小博大”,希望不付出什么努力和成本,只花一点小钱,就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在发财梦的刺激下,江南“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之处也;儿童走卒,立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业”。当然,更多的人不是致富了,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买彩票要是上了瘾,花光积蓄,以至家破人亡,都不少见。
其实中了奖,有可能也是悲剧收场。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舅舅凑钱买了一张彩票,中了1万元大奖。周恩来的父母拿着一半奖金,一边给亲友买礼物,一边纵情游乐,不仅很快把钱花光了,全家还要举债度日。周恩来后来回忆,“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
彩票的社会危害日益显现,加之官营彩票舞弊丛生,公平难以保证,屡屡有丑闻曝光,舆论多倾向于禁止彩票发行。最终在各省咨议局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相继放弃这一敛财手段。在灭亡前颁布的新刑法中,清政府明令禁绝彩票。
二,民国彩票:政府主导,集资做好事
民国建立时,清末流行过的各种彩票,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但是随着湖南大水等一系列灾害袭来,人们又想起高效的彩票筹款法,于是历史重演——湘赈慈善救济券、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等彩票纷纷出现。主办者登报勉励购彩者,“未中签者,其购券所费亦涓滴,及于灾黎,与乐捐助赈者无异,仁人君子热心救济、乐成善举者,必以先购为快也。”意思就是说,买这个彩票即使没中奖,也是为灾区捐款,做了善事,钱没白花。
流风所及,民间彩票再度兴起。1924年,鲁迅因教育部拖欠工资,又要装修房子,四处找朋友借债。或许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也花11元买了一张“竞马彩票”,并寄给三弟周建人,可惜没能中奖。黄侃的运气比鲁迅好,他先用《易经》占卜,然后去买彩票,竟然拿到头奖。他得意对人说:“今日所获,稽古之力也”,用这笔钱起了做新宅子。
国民政府1928年颁布刑法,规定未经政府许可发行彩票,要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及3000元以下罚金;1935年刑法修订,规定“办理有奖储蓄”也和私发彩票同罪。此后,市面上常见的只剩下“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几种彩票。
其中,航空公路建设奖券由国民政府发行于1933年,目的是为经济建设筹款。第一期每张售价10元,发行50万张,包括一等奖1名(50万元)和二等奖2名(10万元),中奖率10%,返奖率50%。老舍的小说《买彩票》描绘了当时的销售盛况,“我们那村里,抓会赌彩是自古有之。航空奖券,自然的,大受欢迎。”老舍还道出了购彩者兑奖时的心态,“开奖了……房子铺子……随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头五奖没有,难道还不中个小六彩……六彩是五百,弄几块做件夏布大衫也不坏……”航空公路建设奖券一直发行到1939年,共募集到航空公路建设资金6960万元,成为中国近代发行量最大的彩票。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是另一种畅销彩票,由河北省政府主持,从1934年—1938年共发行34期,销售总额488万元,除去50%的返奖及10%的发行费,有约183万元充作救灾善款。彩票开奖时,会有十余位社会名流到场监督,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
三,当代彩票:八十年代,迎来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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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彩票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留,加之周恩来个人的厌恶,“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我要报复旧社会的彩票”,导致彩票在中国消失了数十年,几乎被人们遗忘。
直至上世纪80年代,救助残疾人、孤儿、孤寡老人的各项福利设施严重不足,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才在听取一位华侨的意见后,认为利用彩票筹资,不失为一个好办法。1986年12月,国务院同意发行福利彩票,但也指出,“必须看到,有奖募捐活动有其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
随后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也表示同意。崔乃夫主持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1987年成立,财政部仅仅借给他们5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还要求三年内必须全部还清。
1987年7月27日是中国彩票史上极为的重要一天,“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首发式”在石家庄举行。为表示支持中央政策,副市长、“中募委”的领导和河北省民政厅厅长等按序买走了前几张,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也分别让秘书为他们代购了100张。
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彩票
即使有领导带头,“募捐券”最初的销售情况依旧惨淡,不得不采用摊派的形式,甚至直接从企业职工的工资中扣除1元,然后发给一张募捐券。当时“鸭子5毛4分钱一斤,猪肉6毛8分钱一斤,大米1毛6分钱一斤”,1元能买很多东西。宋传忠回忆,“很多同事都骂人了,有人当场就撕了。”这样,第一期“募捐券”才销售完毕。
当年8月开奖,一等奖2000元的获得者中,有一个是河北医学院的临时工温国斌,他当时为没钱结婚发愁,正好拿这奖金办了一场大型婚礼。当这样一些例子广为流传后,募捐券的销售额稳步提升,1987年不过1740万元,1988年即达到3.76亿元。在人们了解,并接受募捐券后,终于在1995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名实归一。
收藏网站上的早期体育彩票
全国统一的体育彩票至1994年才产生,比福利彩票要晚,但是此前有过地方性实验,如1984年的“福建体育中心建设纪念彩票”、1985年广东为举办第六届全运会在省内发行的运动会奖券等。按照设计,体彩所得盈利,将用于补助中国体育设施建设等。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销售额双双突破2000亿大关,前者2169.77亿元,后者2096.92亿元。由此,百年前的彩票热再度出现,只是没有了当年数百种彩票各出奇招的盛况,有的只是福彩和体彩的有序分工。
参考文献:
闵杰《论清末彩票》、刘力《晚清彩票述论》、朱浒《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彩票的起源》、冯百鸣《民国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述论》《民国时期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陈瑞丽《民国时期公益彩票探析》、多吉才让《福利彩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编《中国福利彩票20周年回忆文集》等
(作者为青年历史学者,腾讯网“短史记”栏目编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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