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痼疾:天津拔根易 全国铲除难

一个风华正茂背负全家寄托的大学毕业生，以一种非正常方式突然凋零，令人唏嘘之余，让传销这个已在大众意识中见怪不怪的社会顽疾再次回到大众视线,并瞬间引爆舆论。

全运会即将开幕之际，静海不“静”，接二连三被推到风头浪尖上，静海乃至天津主政官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飞一天多的时间内两次到静海部署打击传销行动可见一斑。

法治菌相信，大事件产生的倒逼效应，在天津地方政府的雷霆手段下，二十天将传销赶出静海、甚至赶出天津的“军令状”是可以兑现的。也相信，随着全运会的开幕，随着下一个社会舆论热点的出现，李文星事件会逐渐冷却。

一条生命不能白白逝去,我们在该事件余温尚存的情况下，探讨下传销屡禁不绝的诸多因素，亡羊补牢,从制度上、从整个社会层面，铲除其生存土壤。否则，即使天津连根拔起，传销也会在天津之外死灰复燃。

1．

存在即道理。近三十年来，传销作为一个舶来品，由一种正常的营销模式异化成一种骗钱的手段，根源于一个贪字，泛滥于管理不到位。

21年前，第一次从一位作教师的同学那里听到传销这个字眼，他用那句“做不了总统，就做传销”的业界名言鼓励法治菌兼职传销，跟他一起发大财。法治菌自知笨嘴拙腮，发不了这个财，也没干成兼职。这位同学由兼职干成专职，把亲朋坑了个遍，最后消失在我朋友圈中。

去年冬天一位移民美国新泽西网州的老乡突然来津找我，东聊西扯，最后说到正题，希望我推销一种进口保健品，即使不发展下线,自己用也大有益处。他说他仅有三个下线，每天给他带来的收益以数百美元计，这收益还在手机上随时能看到，就像余额宝理财一样。当看到他手机上不断跳动代表美元的数字，我的肾上腺素飙升，也有马上跟他一起做“大事”的冲动。可另一种理性声音告诉我，不论是什么销，必须有投入才能进入门槛，只有让更多的熟人成为你的下线，你才能发财。而我还有自知之明，只能吭哧吭哧靠码字赚钱，如今虽不是大富，但也小康，至于传销直销这样的钱不能眼馋，更不能去赚。

无论传销，还是各种庞氏骗局，之所以此起彼伏，是大多人心中都有个想最短的时间发大财的贪念。这种贪念对那些生活环境一般、困顿,想急于改变的年轻人是致命的，他们会轻易陷进骗子编造的谎言中去。

当然，传销组织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他们会审时度时，根据形势不断发展进化，传销会被传销组织穿上各种马甲，改头换面继续骗人。

也有一些并非抱着赚钱的目的年轻人被诱骗进入传销组织的，这些人多以找工作、旅游、找朋友玩等理由被熟人诱骗进来，但骗进来传销骨干还会以很快就以能发财、成功的老套路来给新人洗脑。

贪念人人都有，就看能否控制。法治菌也希望我们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都要给年轻人灌输一个理念，天上可以掉下大雨、有冰雹、沙尘暴、雾霾，就是没有馅饼，馅饼描绘得越诱人，背后的坑就越深。

2．

传销在静海猖獗十多年，不出事是偶然，出事是必然，以前也不是没出过命案，只是这次因自媒体的介入整出大新闻。当然，人们有理由指责警察、政府对传销的忽视，再看看反传销人士绘制的传销地图，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出现过传销，不少地方也如静海一样疯狂生长，也出现过命案，如果要骂，只能骂得口干舌燥也于事无补。

在众多调查、批判、责骂中，法治菌更认同环球时报的老胡，虽然其“离庙堂更近、到江湖更远”，但对李文星事件分析得准确、理性、到位。他说，当前国民对社会安全要求已与发达国家看齐，但对社会安全的投入却远远不够，单从警情与警力的配比就可以得出结论，出现诸多矛盾也是情理之中。

看他说这段话时，法治菌刚从静海传销“重灾区”回来，也接触了一些传销人员、基层民警、附近群众，据了解静海传销“重灾区”，其最基层的管辖公安单位——静海城关派出所，全所已共十多个警察，分三班倒，一天就几个警察在岗，这几个警力每天接几十起警情，还要配合政府各个部门各种出警要求，打击传销仅仅依靠地方警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不是替警察开脱。正如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说的那样，即使传销警情报上来，只要不出大事也顾不上，有限的警力总会分配到警察认为最需要出警的地方。

正如胡锡进所说的那样，群众有要求，政府不能以资源短缺来拒绝。民之所呼，权之所用。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有责任满足群众的呼声，解决社会难题，历史的欠账都要补上。

从各地传销发展来看，哪里打击的严厉，那里就发展不起来。这说明只要打击，传销就会得到抑制。被全国聚焦后，静海等地方政府拿出这十多年来，特别最近一年来他们打击传销的战果，用来证明他们不是白吃饭，而是一直在行动。但屡打不绝，越打越多，还出现命案，就说明打击的力度还留了余地，打击的决心没有到背水一战。走访发现村里的群众都一眼能认出传销人员，看到他们聚集，知道他们的出没规律，媒体记者能用无人机航拍传销人员活动场景，了解传销组织的动态，我们的政府部门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做？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共产党看家本领，为什么在打击传销上不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成为打击传销的战斗堡垒，让每一名群众成为打击传销的有生力量，如果人人喊打，传销组织哪还能轻松生存。

3．

正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只要天津政府部门狠话撂下，行动跟上，把传销组织赶出天津不是难事。但打击传销不是一时一地之战，赶走不等于消灭，如果传销的土壤还有，传销组织就如一颗种子，在天津生存不下去了，就会转移其他省份。事实也如此，据报道，随着天津的严打，不少传销组织已向天津附近的沧州、廊坊转移。

因此，打击传销要全国一盘棋，应从制度性做出安排，对地方政府有追责要求，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喊打的氛围，压缩传销的生存空间。

虽然从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到2005年颁布《禁止传销条例》，四年后，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让整治传销告别此前的运动式打击，逐渐走向法治化。但 “打传”的法制建设滞后于网络传销新形式，比如难以适应跨区域、网络化的特点；刑罚只是针对传销团伙的组织和领导者，对大部分参与人员以遣散、教育为主，缺乏法律震慑力。“打击网络传销很难连根拔起，即使拔掉根，传销人员往往换一个名目，再次‘活’过来。”

（传销人员上课笔记）

另外如何“教化”那些被遣散的传销人员也成为难题。法治菌在静海接触了一些被清理的传销参与人员。不管他们在进来时是误入、还是骗入，是被控制还是处自由，但在已拥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愿意回家，而是愿意继续呆在传销组织，这让我们难以理解。

再看看他们的生存状态：早晨不吃饭、中午白菜米饭、晚上方便面，天天如此，一个个面如菜色，进来都真金白银地交了一笔钱，传销头目许诺赚得大钱一个钢蹦也没见到，白天东躲西藏，三更半夜在田地里上课，在正常人看来，这哪是人过的生活，但这些传销人员非常满意这种集体生活，还有人认为在此得到锻炼，长了见识，提高了能力，更相信不久就会发财成功的。被“解救”出来，也不想回家，因为回家父母也不理解，回家也没意思。

看到这些，我们立即想到一个词：洗脑。确实，传销组织有一套训练有效的洗脑手段，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些或涉世未深，或想成功赚钱却生活工作不如意的年轻人很快相信传销组织所说的一切，进入传销组织想要的模式，这一点非常可怕。如果这些年轻人思想上不能重新进入正常人的思维认识，即使把他们送回家，他们也很有可能被另一个传销组织吸引去。

管理、法律、教育，打击传销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不是一阵运动。

在中国很多事件的处理和发展都会经历所谓的节点，而每个节点都常常以生命为代价，希望这次李文星悲剧能让政府、国民，从上到下重视起来，不仅铲除这一社会顽疾，要连其生存土壤一并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