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阴影之下如何离开上海
这个4月，与绝大多数在上海的人一样，我们被困在房间里，几乎错过了整个春天，想起古人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诗句，直到逃离上海远赴昆明，隔离结束之日正是昆明蓝花楹满街之时，诗句中的惜春之感在将要恢复自由的我读来潸然。
避居异地的想法虽然一直就有，真的付诸行动还是女友提出来的。作为外国人，此时在上海反而更脆弱。一方面在上海缺乏资源人脉和社群，以及不熟悉这些中文APP小程序，很难能够主动觅食，如果语言不通无法与邻居抱团团购生存本身都不容易，如果年岁大了或者有孩子，再或者没什么本地中国朋友可以倾诉支援，处境尤为困难。在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了自由与免于匮乏，习惯了公共政策的可预期性，习惯了政府派钱赈济，对于解封的遥遥无期，对于越来越严苛的隔离政策，对于毫无基本礼貌每天不分时段捶门的支弄堂大叔大妈带来的惶恐，以及长期隔离的困顿，造成邻里之间时常有情绪爆发，住在一楼的我们隔窗可闻，加之她又听不懂中文平添担心，如此下去几乎无法再忍受。
总会想起，1931年1月，因为柔石等作家被捕，鲁迅同许广平携海婴避居花园序，除夕之夜只能托亲戚“制肴三種，于晚食之”。
1932年1月30日，因为“一·二八”的战火，鲁迅全家“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鲁迅与周建人全家在这一天下午又“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在新年中逃难，这是有家室的责任。我有朋友玩笑“百囤不如一润（Run）”，确实如此。
请注意：上海的“静态管理”从未禁止离沪。这一点与武汉的封城略不同。即便身在上海的很多人，也从未了解离开上海是可行的，更没有做过研究如何离开。比起移民，离开上海虽不容易，却要简单得多。
在朋友圈贴出离开上海的消息后，几十个朋友来问我具体离沪的步骤，甚至有亲人过世需要离开上海回乡送别的。
第一步，找居委会申请离沪；
第二步，搞定票；
第三步，搞定去机场/车站的车（如果不想骑共享单车去），即便在封控区也可以走。
此外在机场/火车站需要48小时核酸，24小时抗原（如核酸24小时以内可以免抗原），目的地健康码是绿码就可以乘机。
其他准备工作：关注各个候选目的地，并电话咨询目的地疾控部门或防疫指挥部的隔离政策，遵照当地隔离政策做好准备。通常是7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健康检测起步，昆明的政策是14+7天，我们原本寄予期待很高的厦门是7+7天。
每一步都不容易，第一步的前提是你的楼没有阳性，没有被封或者硬隔离；搞清楚居委会能够批准何种离沪理由。居委会要求上海解封及社区解封之前不要回来（申请回小区比申请离开麻烦多了）。
第二步，通过航班/高铁等交通工具前往其他第三地隔离，或者自驾车（前提是有通行证）。
目前上海始发的高铁仅两趟上海-合肥的G7376和上海-北京G10，以及少量过路车，主要发往江苏与浙江。不知是不是受诸如在苏州有人抢票抵制上海人来苏州（这类之前的传闻很可能只是段子），更重要的原因是本身供给量比起需求量实在有限，离沪高铁票很难抢，我分别在放票之前，加了最高60块钱“光速”抢2趟全座位类型（从商务座到二等座）的高铁票，居然都没有抢到，一票难求可想而知。
目前上海每天虹桥+浦东离港航班1-5班，通常为1-3班（窄体机）航班；无止境的航班取消，意味着要多买几张机票，才有可能有一张成行。因此具体能去哪个城市，不是你的选择，而全凭运气。查询近30天以来曾经执飞率较高的那些航班，再次执飞概率也较高。这一规律也无从保证，以我买的上海飞昆明FM9451为例，4月1号封城以来至今，上海飞昆明仅有14、17、19号3班次执飞，我侥幸买到了最后一班19号机票（撞上了10%的概率）。同机的一对近90岁来自昆明的老夫妇美国探亲回国在上海中转隔离，每人买了6张回昆明的机票，而另一位阿姨为了回昆明竟然买了10张不同的机票。不过她原本买到了4月17号执飞的一班，提前2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却被告知必须提前5个小时值机，因此只得改签19号。
我当时准备了3套方案，周二飞昆明（当时是取消率较低的航班之一，1周取消了5天，这一班与另一班飞北京的航班是当天虹桥机场仅有的2班离港国内航班），周四飞厦门（之前7天到周三全部取消），最坏周五上午十点高铁去济南（因为预计我们最后一次核酸是周三上午，虹桥机场不提供核酸，距离虹桥机场最近的核酸检测点超过5公里，还要再找车前往，因此再晚的火车基本不能选）——真是如同疫情期间归国的游子们。
有朋友分享了多位出租车司机的经验贴，以及通过其他慈善机构分享的司机的联系方式，比价之后，去虹桥机场14公里行程，400元包车已经算不错的价格。有外卖小哥用电动车载我们一程，开价5000，因此网传外国人花1万多去浦东机场也并不意外。即便纪实摄影大师刘香成4月下旬去浦东机场也只得在外国记者协会微信群求助。
比我早两天离开上海回国的德国女邻居与我们彼此惺惺相惜，我们都想到了一本讲1949年前后上海历史的书，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我离开三天后，社区被“硬隔离”一周，栅栏把每条支弄堂拦在里面，我和她又不约而同想到这如同当年二战时期的犹太隔离区（日本侵略军于1943年5月在德国方面压力下在虹口用铁丝网设立犹太难民隔离区，离开必须持有日军所发的通行证），庆幸能够及时离开。
我们一早不到六点半出发，2位睡眼惺忪的门卫把门，一位是物业的保安，另一位看起来像是下社区的干部，说并没听说居委的准许，我只得出示了我和居委的聊天记录。
以洋房别墅区和精品咖啡馆、西餐厅集中而闻名的愚园路，地面飘散着垃圾，所有店家都大门紧闭，一路萧条。往日时常堵车的延安高架内环以内路段，几乎看不到车影子。听司机说他载客从来没被拦下来盘查过，而且他有跨黄浦江的通行证。
通往虹桥机场T2航站楼的高架出口被封，因此司机只能把我们放在虹桥高铁站再步行去航站楼，幸而并不远。
清晨六点三刻高铁站外几乎没什么人影，前后不足10位同行的乘客下车步行前往航站楼，偶尔还能看到骑着小蓝单车一路骑过来的旅客，后来听一位同机从事地产中介的杨先生说，他骑了40公里到机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两个在休息的保洁人员。航站楼外的分类垃圾桶，尽管旅客每天估计只有两三百，垃圾依然溢出，还有残余液体顺着垃圾桶在人行道流淌。
比起网上分享的浦东机场的图片，虹桥机场大厅19号早晨没有那么多滞留打铺盖过夜的人，只有持当天机票的人才能进入，早七点左右大概只有十几个人带着被子坐在大厅椅子上，而且没有看到有自助售货机，真不知道如何解决一日三餐。
诡异的是大厅几乎没有服务人员，也没有其他旅客（所有的旅客都是同一航班的），没有任何商铺营业，如同灾难片中规模宏大的废弃建筑。仅有机场入口、办理登机、安检以及登机口有服务人员在岗，仅有一个E入口开放，一排办理登机的柜台，一个安检口加上一个登机口还在运营。自助值机设备都没有开，所有人都需要通过柜台，VIP贵宾室均不开放。除了进入机场大厅要检查48小时核酸，24小时抗原；排队办理登机牌时候，也被航司服务人员要求首先填写信息获取云南健康码，云康码只有是绿色才能登机，似乎有一位女性乘客因云康码问题被拦下。
在登机口前的休息厅，人们主动分散各处保持社交距离，然而临近登机时间，又挤挤挨挨排起了队。登机口的航司服务人员大声喊着，昆明隔离21天，似乎想要提醒并劝退逃难一般离开上海的旅客。
同机有不少拖着大箱小箱刚回国的游子，离境回国的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上海的解除隔离报告并不管用，来到昆明视为从疫区来，不得不继续隔离。有一位台湾大叔3月20日左右入境上海，解除隔离之后，迟迟买不到离沪的机票，已经事实上在上海隔离了1个月。
不少人全副防护装备，拒绝一切机餐和饮品，不上厕所，全程躲在防护装备下。同机有香港人、台湾人，也有藏胞，女友可能是惟一一个明显的外籍人士。年纪最大的有参加过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的老兵，已经近90岁（在隔离酒店他的血压高压一度超过210，他在微信群开玩笑没死在朝鲜战场却困在了隔离中）；最后登机的是一位独自离沪的老奶奶，几乎无法自己走路，空姐一路把她搀扶到经济舱第一排的空座位休息，直到飞机起飞平稳之后，再把她搀扶到后排的座位，不知为何她一人独行，而且她要像我们一样隔离14天，不知如何能照顾自己。
全机128个座位，商务舱8个座没坐满，有人希望升舱到商务舱，但POS机坏了，乘务员没法收钱。除去前排2个用于工作人员座位，及疫情以来一般后三排预留的隔离观察区，乘客一共约100。这么算来除了国际航班，每天能乘坐国内航班离沪的最多也就300个左右幸运儿。据出色WSJ中文版报道，“在（虹桥）火车站，每天会在下午2点左右放票，每个班车有40余张，但据张华目测，他到火车站的时候，滞留人数已经超过200人”。
我们坐在经济舱第二排，恰好靠窗的座位空出，给人带来莫大的安全感（事实上，14天之后，我们航班上幸而没有一例阳性）。每次有人上洗手间，乘务员都会花几分钟时间彻底消杀。飞行全程约3个半小时，乘客们都很安静。
机场降落又是约1个小时的漫长等待，通知是等待防疫人员的准备，后来知道行李车直接开到停机坪上装卸行李，等待直接开往隔离酒店的大巴，一共3辆大巴车我们上了第一辆。很多人原本订了在昆明转机的票，跟司机与防疫人员理论，结果只能是退掉下一程乖乖在昆明隔离。
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连大巴司机都说不知道将开往哪个酒店，说会有车带队，直到快出发，才有同行的乘客传出是哪一家酒店。我们地图一看，距离机场80公里的石林县，着实在荒郊野外。
全封闭的旅行巴士，司机与乘客之前被透明塑料膜隔开；大概由于担心空气流通，司机既不肯开空调，也不肯开车门，漫长的等待中车内一度闷热，进一步激化了不少乘客的情绪。
最终等来带队的，是警车，一路两辆警车开道和断后。14天结束隔离后，再度带我们离开的是公路局的车而不是警车。随着大巴的开出，车上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尽管大巴空气也不流通，却不同于在机舱中的安静，不少人电话与家人朋友报平安，与公司沟通。一路上，乘客们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分享各自的遭遇，如何买到飞昆明的票，以及隔离之后的计划，有同行旅客原本打算办妥了工作从上海回深圳，家里还有先生小女儿，然而飞深圳的航班一直取消，从未执飞过（另据消息转机来深圳行程卡凡带上海星号旅客会被劝返）。
台湾大叔与我同车在同一排右手边，他刚好有朋友在之前上海飞昆明的航班上，因此向周围人分享了不少有用的关于隔离情况的信息，虽然据说酒店服务没有效率且时常一问三不知，同一个需求要重复很多次才可能有回复，但至少相对心安一些——可以收快递，有酒店超市可以选购东西送上门，这两点比当时只能依靠团购和政府救济的上海好很多了。
大约有32名同行乘客申请回户口所在地，约占总旅客的1/3。他们只是将昆明作为回家乡的中转站，大体可以想见，疫情期间急于离沪返乡的比例，其他乘客则有来云南公干的，如大企业采购、技术人员甚至基层政府公务人员，然而都要隔离21天才能投入工作，来昆明旅行的反而很少，原本是昆明的旅游旺季和最美的时节。
下了大巴车依然是漫长的等待，在酒店一进门的停车场等待一车一车乘客排队，填表——明明填表这个事情可以前置在大巴上进行。从飞机落地约中午12:10到入住酒店已经是下午5：30，其间除了1小时车程，剩下的时间都花在等待与各种程序上。
接待我们的分为酒店服务团队与防疫人员两队人马，防疫人员隶属于地方应对新冠疫情领导小组指挥部，又具体分为医疗组、转运组、信息组、核算组等。一个个穿着防护服，对着我们从头到脚以及行李都拿着喷雾消杀一遍；然后通过一个个桌子就不同表格签字，付款，领取毛巾，消杀药品及体温计等（这些都属于强制性购买），领取房间门卡。我们航班旅客分住在3层、5层、6层和8层，与前序的2个航班具体分区情况不太清楚，但有所交叉。一旦有一个房间出现阳性，则周围6个房间的住客从下一次核酸阴性开始新的14天。酒店为每一个航班开了微信群，在微信群里提交需求，以及每天两次体温测量结果。信息组要收集所有住客的需求，一开始3个航班有300人左右，他们时常被海量信息淹没而漏过需求信息。
酒店空调是中央空调因而不能使用，刚到的时候天还有些冷，我烧了热水，把矿泉水瓶做热水袋裹上毛巾。原本是地毯的地面被铺上了装修用的防水塑料布，如同居住在内装未完工的房间，除此之外我们的房间对着天井，只能见得到太阳的反光，如同是环形敞视的监狱（按照高德地图这家酒店在全县排名第一，然而酒店采光方面的设计本身有很大问题）。结束隔离回到居家住处第一次出门在外觉得特疲惫，已经需要适应阳光对眼睛的刺激。
自费隔离的收费，如果是一人一个单间，14天约4800元每人（含三餐与水，洗浴用品，纸巾等基本用品，以及7次核酸和大巴车等费用），一家人可以申请共同隔离，按照房间算+多出一人的三餐和核酸等费用。我和女友两人一共付了5828元住标准间，每天约416，这个价格在石林县相较我们获得的服务不算便宜了。离开石林县的5月3日，正是五一黄金周，偌大石林景区竟然很少有旅游大巴进出，选择成为隔离酒店，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生意。虽然距离石林景区近在咫尺，由于全程闭环，没有一个同行的旅客能前往石林。离开酒店依然需要提交接收的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电话，由指挥部电话确认之后，从酒店派车送往机场高铁站或者长途汽车站，对于回昆明市区的旅客则由大巴送达社区由社区签字领人。
到了第十天左右，不少邻居的耐心似乎到了极限，时常能听到有人在吼叫，也有女邻居一展歌喉，还在住客群中获得打赏。
最后一天，大家似乎都很兴奋，相继在隔离酒店群里分享结束隔离告知书，似乎成了一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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