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你好死,我赖活
来源：节选自刘瑜著《民主的细节》
前一段《纽约时报》上有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在美国的头号大报上登一篇洋洋洒洒十几页的文章，已经够神奇了。但是更神奇的是，我竟然把它给读完了。
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个女人，一个残疾女人，一个残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坐轮椅只是我的问题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经过四十多年的肌肉萎缩症，我的肌肉已经完全消失，我的身体就是一张皮挂在一堆骨头上而已。现在我的脊椎成了一个扭曲的S形，为了支撑我的上身，我把肋骨倚在大腿上，将胳膊肘支撑在我的两膝之间。”
正当我打算掏出手帕，为一个身残志坚的故事洒下热泪时，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叫哈丽雅特.约翰逊的女人，虽然身体状况比较不幸，竟然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律师。但“身残志坚”不是她要讲的故事，她要讲的是她和一个普林斯顿教授之间的一场较量。一个围绕着残疾婴儿是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较量。
这个教授叫彼得.辛格。他被很多人，尤其是残疾人和基督徒，称为“邪恶一号”。原因很简单，他支持下面这个观点：对于有高度残疾的婴儿，在其出生28天之内，在医生的核实与协同下，父母有决定对其进行安乐死的权利。当然了，如果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就是长成一只恐龙也认了，那他们就养着好了，彼得.辛格也不会拿着刀追杀他们的孩子。他倡导的是父母选择的权利。
辛格自称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接班人。功利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别扭，在西方哲学里，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社会越快乐越好。其实用跨世纪的著名偏好功利主义大师——我外婆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太受罪了。他的意思是，这些残疾婴儿长大了，活得很痛苦，给国家、社会，尤其是父母带来很多麻烦，与其大家彼此麻烦，不如趁早掂量掂量，反正28天前的婴儿还混混沌沌，生和死对他们来讲都没啥意义。
一个社会越快乐越好。听上去似乎也没错。但是要把它诠释成人有安乐死甚至有对他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还是很多人不同意。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于上帝，是“神圣”的。美国有一个残疾人组织叫“还没死呢”（NOT DAED YET），其主席就宣布辛格和希特勒其实是异曲同工，都是倡导杀死“品质低劣”的人。辛格到普林斯顿大学就任的时候，残疾人组织、反安乐死组织、宗教组织等浩浩荡荡就去示威游行了，试图把他赶出普林斯顿。
这些很不乐意的人中，就有哈丽雅特.约翰逊，这个按辛格的观点可以不存在的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争吵。不如我把他们的争论压缩成下面一段对话吧。
约翰逊：你为什么觉得多年他们杀了我也没什么？
辛格：因为你活得痛苦，也给别人带来痛苦。
约翰逊：你怎么知道我痛苦？你又怎么知道我爸妈痛苦？我虽然坐着轮椅转来转去，但快乐着呢，我爸妈也高兴着呢。
辛格：你要是不坐着轮椅转来转去，你和你爸妈没准更快乐呢？
约翰逊：何以见得？
辛格：你没见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吗？就算是领养的孩子，也都要健康的。
约翰逊：那人家领养孩子，还都想领养白人孩子，而不是黑人孩子，难道黑人孩子更低劣？你说的那些不过是一种市场的偏好，而市场是充满偏见和歧视的，不能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准。
辛格：给自己和别人造成痛苦，就是不道德的。
约翰逊：子非鱼，焉知鱼不乐？
辛格：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不乐？
约翰逊：子非我，焉知我不知你不知鱼不乐？
总的说来，辛格先生和约翰逊小姐的争论集中在两个焦点：残疾和快乐的关系；快乐与价值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我残疾，我就一定不快乐吗？第二个问题：我不快乐，我就一定没有价值吗？这两个问题就大了去了。前者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涉及到科学的局限性：我们能在一个充满感情、宗教、历史的世界里测量“快乐”吗？约翰逊可能会因为更健康而更快乐，但有没有可能更健康的她反而没有动力奋斗，因而没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更不快乐呢？而后者则涉及哲学的痛处：只有快乐的生命才值得度过吗？那为什么苏格拉底说他“宁愿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也不做一头快乐的猪”呢？这滩涉及到科学和哲学最基本困境的浑水，我还是不去搅和吧。
但到现在，我还只说了故事的一面，另一面还没讲呢。如我们前面所说，“还没死呢”组织极力要搞倒辛格，把他饭碗砸掉。但是要妖魔化辛格，有一定难度，原因在于辛格教授是西方动物权利运动的鼻祖。就是从他1975年出版《动物的解放》开始，动物的权利才从一种“妇人之仁”上升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政治运动。
婴儿都可以杀死，却喊什么保护动物。这个彼得.辛格，可能有人要说，真是太伪善了。嗤之以鼻的人当中，约翰逊当然算一个。她的轮椅上，铺的就是一张羊皮坐垫。
其实仔细想来，辛格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还是那个“最大快乐，最小痛苦”的出发点，只不过边沁的功利主义用到动物身上而已。
但人是人，猪是猪，这怎么能混淆呢？不，辛格可不这么想。不如我们再来设想一场辩论。
约翰逊：你为什么连人命都不稀罕，去稀罕阿猫阿狗？
辛格：为什么不能稀罕阿猫阿狗？
约翰逊：因为它们是动物啊！
辛格：你说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就象是说：我们歧视女人，因为她们是女人啊。等于什么也没说不是？
约翰逊：但是它们智力低下啊！
辛格：一个聪明的猴子比一个白痴还聪明呢，难道我们也应当养殖白痴然后把他们全屠杀掉，端上餐桌？
约翰逊：哎？你不是主张对白痴实施安乐死吗？
辛格：如果是对动物们安乐死，我也没啥意见。问题是你知道那些动物养殖场的条件有多残忍吗？五只鸡养在一页报纸那么大的地方，连一个翅膀都抬不起来；还有动物实验，大公司为了实验化妆品，把兔子的眼睛弄瞎。
约翰逊：算了吧，我们讲人人平等，难道还人狗平等不成？
辛格：人狗为什么不能平等？人人平等本来描述的就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既然是理想，为啥不可以实施于动物？
在辛格和约翰逊论战之际，我不禁陷入深思。我深思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啊美国人。
我的感慨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私人对话，而是美国的两个政治运动：婴儿/胎儿权利的运动和动物权利的运动。注意这两个运动的性质，与一般的政治运动不一样的是：它们不是出于一种利益的斗争，而是一种伦理的自觉。有人说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冲突的一个和平的解决方式，但是这两个运动说明它还有更大的用途，它对于道德的用途。民主制度是为了让不同的人发出声音，但是阿猫阿狗、婴儿胎儿发不出声音，而这个制度仍然不得不倾听这些无言者的声音，可见政治不仅关乎利益，还是有伦理的一席之地。
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美帝国主义才可能用它全世界掠夺来的钱财支撑起这样的民主。这也有些道理。比如，美国人民普遍发胖，该减肥了，决定吃素了，于是成了动物权利主义者。或者，人口增长率不高，所以他们不鼓励打胎，也不鼓励安乐死，让这些老弱病残来拉动内需。这些“国情论”的看法也许有些道理。不过辛格教授似乎也不是需要减肥的胖子，约翰逊女士似乎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在这些人的诉求里，还是有些真的叫做“信念”的东西在里面，这些真的东西给政治以希望，而好的政治也给他们以希望。
读完那个万字长文，说实话，我把两个人的问题都看出来了。约翰逊认为“所谓自由选择是由偏见引导的”，这倒没错，但我以为由此得出“我们不需要自由选择”，这就过了。而辛格，一边倡导“人人平等，人畜平等”的思想，一边以人的脑力水平来判断人的价值，也算是自相矛盾。
不过还是暗暗地欣赏这两个人，觉得他们为无言者说话，算是两个好人。不，我的意思是说，为无言者说话，两个多么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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