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何怀宏推荐：大卫·休谟《英国史》六册
近来还是特别喜欢读历史，包括啃一些大部头。休谟的《英国史》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是一本六卷巨著。英国开始有上千年不断的攻伐，打来打去，最后是三个条顿民族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加上原来英国土著的混合，以及国王、贵族、教会、平民的争斗和妥协，形成了现在的英国民族和宪政历史。如果说对前面的迷信、杀戮和混乱印象深刻，再读卷首休谟回顾他一生经历和著述的、清明与平和的自述，会吃惊这之间不过就隔了几百年。即便在1215年国王和贵族们签署了权利大宪章，后面还是经过了不少重申、流血和权力的博弈才比较稳固地确定下来，且将权利保护的范围扩大到社会所有成员。
阅读此书可能会涉及到对译文的争议。其译文可能会有些人很喜欢，觉得够味；也可能会有些人很不喜欢，觉得离谱。译者刘仲敬的风格比较古奥，因为要适应这种文体，可能有些地方会有疏漏，即为了“雅”，或许会稍稍损“信”。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风格，一种让人想起清末民初几个高手译著的风格，至少对于我来说，现在难得重睹，反而别有滋味。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书名：《英国史》
作者：（英）大卫·休谟
译者：刘仲敬
出版机构：吉林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3年11月
页数：2616
定价：516.00
休谟《英国史》译者访谈
刘仲敬
问：请您从译者的角度给读者们介绍一下这本休谟的《英国史》吧。
答：十七世纪是英国政治哲学的鼎盛期，十八世纪是英国史学的鼎盛期；后者对前者有一种近乎概括总结的意义。思想演变的背景是十七世纪登峰造极的宪法危机和内战。用图解化的方式解释：政治哲学是宪法危机进行时的预案；史学是宪法危机完成时的总结。
行时意味着争夺未来设计权，这是霍布斯和哈灵顿的工作。完成时意味着争夺历史解释权，这是克拉林敦和休谟的工作。休谟的著作一推出就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你是哪一派？对查理国王和斯特拉福德伯爵，你支持还是反对？”《英国史》的主要“问题意识”是：英格兰自由宪政在历史中的起源和发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党派性：辉格党喜欢尽可能提前下议院的起源、夸大其早期作用。托利党倾向于重视国王和贵族的宪政平衡，对下议院估计不高。《英格兰史》从头到尾都在这个问题上跟两派对话。不过从历史上看，托利党的观点更接近史实。休谟很留心地考证：早期国会或国会前身其实没有下议院和人民代表。他虽然自认为不偏不倚，但主要受到辉格党攻击；这是原因之一。
问：您力举此项译业的初衷是什么？
答：我的想法跟休谟撰史的初衷差不多，就是要厘清英国从封建式“混合政体”到立宪君主制的历史脉络。这条线索对近代世界和“中国问题”有莫大的意义。《自尤利乌斯•凯撒征服到1688年革命的英格兰史》是“英国宪法史计划”的一个侧面。
问：为什么此前中国没有出版社引入这本著作？
答：不仅休谟没有；他以前的摩尔、雷利、培根，同时的克拉林敦，以后的柏克、麦考莱、卡莱尔都有传世之作；都是空白点。世界史的空白点极多，举不胜举。所以正确问题应该是：这一次为什么有出版社引入这本著作？答案是：因为我在豆瓣网上鼓吹，正好碰上他们。
问：为英国写史立传的著作应该不少，休谟的这部《英国史》有什么不同和特别之处？
答：休谟是“博雅之士”业余撰史传统的最高峰。这个传统从波多利尔•维吉尔和沃尔特•雷利爵士开始，到丘吉尔（很可能）结束。现在已经淹没在专业历史学家的乾嘉之学当中。两者的差别可以用韦伯的经典论述概括：前者是“为学术而生”；后者是“靠学术吃饭”（从学术这个面包篮子里拿面包）。附带的后果之一是：前者的著作有文学经典价值，后者只有查资料的人才读。
休谟作为史家是宗师级人物，苏格兰历史学派几乎是他个人的遗产，弗格森等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创造了传统，大部分同僚（包括吉本和《衰亡史》）只留下孤立的经典著作（如果还能留下经典著作的话）。
问：我们注意到出版社并未按照休谟本人的写作顺序进行出版，而是遵行了传统的年代顺序，您对此如何评价？
答：休谟象司马迁一样，主要是“今史学家”（傅斯年称《史记》详于近世）、而不是博古考据家，都铎以后（相当于司马迁的战国以后）才是他的重点。关于内战的五、六卷首先推出，跟他的政论文配合，吸引了当时的视听。然后是关于都铎时期的第三、四卷。最后是关于罗马不列颠和中世纪的第一二卷。前几卷不牵涉内战问题，不太吸引同时代人的眼球。
不过18世纪中叶以后的版本都已经改为：根据时间顺序排列。这样做完全正确；因为当时的政治敏感问题早已不再敏感，重现历史脉络才是著作的意义所在。
问：您觉得休谟会如何看待发生在18世纪的英格兰帝国事件，比如七年战争和英格兰内部的经济变革？休谟为什么放弃了书写18世纪的历史，而这正是他本人生活的时代？
答：《英国史》结束于1688年光荣革命，这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宪法斗争在此告一段落，而宪制演变正是《英国史》的主要内容。休谟本人是18世纪政治斗争的参与者，生前作为政论文作家的声誉高于哲学家。对他而言，已经不需要专门论述当代问题的作品了；因为他的看法已经众所周知。
《英国史》的英格兰是欧洲的英格兰，殖民帝国只是商业、贸易、进步（这三者都是正面价值）的一个附属部分。不过，休谟（和苏格兰历史学派）是历史经济动力的第一批认识者。在他以前和同时的名士（例如伏尔泰和吉本）一点没有类似的认识。休谟对都铎时代经济变化的重视是破天荒的，他也是第一个以经济进步、而不以王朝更迭为时代进步标准的史家。
苏格兰历史学派的进步观是休谟本人的直接延续。他们相信商业和贸易是进步的直接原因，对风俗和道德水准有可喜的影响；显然他们会力主维护海外贸易，但不可能拥护把贸易帝国改组为官吏直接管理殖民地的主张（法国人是这么做的，后来的费边派也赞赏吏治国家）。
问：您觉得休谟会对英格兰第一帝国的终结和第二帝国的开启有何看法？
答：就休谟的宪制理论看，他厌恶国会武断统治更甚于国王武断统治，对国会自居唯一主权者的宣示不可能有好感。他很可能跟柏克一样，认为北美殖民地更忠实地维护了英格兰古老宪法的传统。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休谟和斯密的理论不分彼此，不大可能同情帝国贸易保护主义。
帝国是海外贸易的附带产物。他们会在支持海外贸易的前提和范围内支持殖民帝国，但不会认为帝国本身可以成为主要政治目标。
问：你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过困难吗？是什么样的？
答：西欧封建的专用术语，很多在中国历史和汉语言中没有确切对应物，必须自我作古。当然，开创前例是很得意的事情；可以造成以后的初始条件敏感性和路径依赖。
问：整个翻译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小细节可以给读者们说说吗？
答：把古英语文献变成中国的古文和古体诗。
问：在读英国史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如此轻易的就能接受一个不是自己国家的人（邻国的国王、公主等等）成为自己国家的国王？能说说英国人的思维范式吗？
答：这不是英国的特征，而是欧洲封建制的特征。哈布斯堡家族同样不是西班牙人，萨克森家族更不是波兰人。君主应该具备被统治者的民族属性，这是19世纪以后的观念。中世纪所有邦国都没有民族和领土概念；君主、贵族、臣民的关系是个人效忠和保护的关系，不存在后来所谓的公共领域。
问：在翻译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有什么收获可以分享吗？
答：我觉得自己象清末民初的译者，例如严复；或是魏晋南北朝的译者，例如谢灵运；分享了创造历史的过程。因为他为汉语文化圈引进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释体系。同时我也预感到：这种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边缘化、望文生义的中国化解释。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法律体系跟欧洲大陆的亲和力较大；因而历来引进的西学都是这个传统，并非偶然。经验主义产生的盎格鲁保守主义、习俗和前例产生的判例法系统，都是中国人难以把握的东西；他们总是用绝对理性和普遍价值去误解这些概念。
严复当年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引进的英国自由主义概念迅速被法国激进主义替代，然后遗忘。谢灵运到玄奘的佛经译文在中唐以后落到了同样的下场。如果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如既往，休谟所属的传统多半是误解或遗忘的对象。如果这个传统一变为显学，那么中国思想传统和历史路径一定已经发生了明治维新级的剧变。
严复曾经说过：只要废除科举，中国社会就会发生废井田、开阡陌以来从未有过的剧变，超出了他的预测能力。假如英国经验主义和宪法传统居然能在中国站住脚，剧变的程度一定不亚于前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照中国式历史逻辑是不可能的），那么所有相关人士都将进入历史摄像馆。
问：在整个英国史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个阶段？为什么？
答：英国宪法史可以分为四段：
部落-封建式混合政体（各等级共治时期）：都铎时代以前，君主、贵族和人民的不稳定平衡。
绝对君主制：都铎和斯图亚特的君主独大时代，英国最接近欧洲绝对主义、甚至东方专制主义的危险。
立宪君主制：1688年光荣革命到一战前夜普选制完成，混合政体的稳定平衡和黄金时代。
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党化时期：（一战至今的）人民单一主权的政体逐步侵蚀混合政体，1999年工党对上议院的打击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我自然会喜欢第三个阶段；但“喜欢”对历史的意义就是：我喜欢果树的秋天，因为我喜欢吃果子；但我讨厌种树，也讨厌春天和冬天。大多数中国人的中西比较观都是这样。我很清楚：增加摘果子工人的待遇，一点也不会增加果子的产量；除非自己有果树而且自己的果树正在秋天。但显然不是；如果是，就没有多少人会关心中西比较；正如欧洲人不关心欧洲-拉丁美洲比较。
问：翻译对您来说是一项怎样的工作？
答：相当有趣，有半娱乐的感觉，不完全像工作。（假定你接受一般的看法，工作=受罪；因此待遇是一种损害补偿。）
问：为什么现在很少有如此杰出的写史者？
答：这不是个人问题，而且文明发展进入冬季，社会结构扁平化的结果。休谟、吉本这样“为学术而生”的博雅之士（就是英国工党和极左派想消灭的对象）渐渐消失；“靠学术吃饭”的职业学术人取而代之（学术无产者只关心个人计件工资，不会关心老板和企业产品的长期声誉）。
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对应于春秋时代的东亚。这个问题等于：为什么商代以前和汉代以后再也没有诸子百家？
问：把古英语文献变成中国的古文和古体诗，能提供一个例子吗？给我们一小段中英对照版。
答：“The barbarians, on the one hand, chace us intothe sea; the sea, on the other, throws us back upon the barbarians; and we haveonly the hard choice left us, of perishing by the sword or by the waves.”
“蛮夷逐我兮沧海涛，波臣逐我兮夷狄饕，饮血锋刃兮眠鱼腹，何以异兮，哀遗黎！”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Liberty Fund ,Inc. ,2004,p.25
这一段是作者从拉丁文翻译成十八世纪英语的。这时英语的拼字法还没有固定（这是十九世纪晚期的事情），人人根据自己的口音拼写；但已经比莎士比亚的英语顺眼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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