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柯克：成见与习俗
“我们首先尊崇那些最为伟大的东西，其次尊崇那些最古老的东西，其中的原因是，前者是最接近无限本质（infinite substance）的东西，而后者是最接近上帝之无限连续性的东西。”伯克可以凭记忆重述胡克的这段话；它展现了这两人的习俗哲学的灵魂。
在理性的时代，伯克不得不重申那些对持久的生活秩序怀抱信心之人立论的前提。道德与政治权威的根基是什么？人们可以凭借什么标准断定某一具体举动是否审慎，或者断定其正义性？依靠上帝的启示不足以应付生活的常规事态：我们不可能要求超自然的世界去应对自然世界的日常关切。伯克的答案是，上帝已借着成千上万年的经验和思索将一种集体智慧教导人类：结合着便宜行事的传统。一个人在做出必要的决定时应该恰如其分地尊重人类的习惯；他应该谨慎地便宜行事，将此一习惯或原则应用于他具体的处境之中。虽然不喜欢抽象教条，伯克却也远远谈不上要拒绝一般的原则和公理（maxims）。他有关上帝意旨的理论让他的“便宜行事”与马基雅维利的投机取巧有巨大的差异，并且就此而言，该理论让他有别于孟德斯鸠以及自己的学生丹纳（Taine）的地理和历史决定论。个体是愚蠢的，然而种群是明智的；成见、习俗和论断（presumptions）是种群智慧用以防范人自己的激情和欲望的手段。伯克有时会非常趋近于一种人类集体智识的理论——这种智识部分地是本能的，部分地是有意识的，而且每一个人都继承了此类智识——这既是他天赋的权利，也是对他的保护。由于意识到人类本性中的各种奥秘，并且对联结理论（associationisttheories）无法解释的那些复杂的心理冲动感兴趣，伯克在无形中就拒斥了洛克的白板说，视其为不足以解释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本性上的个体差异以及想象的能力。伯克说道，人类有份于他们不计其数的先祖们积累的经验；其中很少被完全遗忘。不过，此类知识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文献和有意识的教导正式化；更多的则内嵌于本能、共同的习俗、成见和古老的惯例之中。如果无视或者轻率地摆弄族群的这一浩瀚的知识体系，那么人们就只能在情绪和野心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而且能够维系他的就只剩下正规教育的可怜储备和微不足道的个人理性能力。人们通常体会不到他们的源远流长的成见和习俗的意义——实际上，就连最明智之人都不可能有希望去搞明白传统道德和社会安排的所有秘密；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以人类的试错为行动中介的上帝已培育出古老的习惯，其中每一种习惯都对应着某些重要的目的。如果人们不得不让这一继承而来的观念结晶适应于新时代的迫切需要，最大限度的审慎就是必要的。原因是，成见并非偏执或者迷信，尽管成见有时可能会退化成后两者。成见是预先的判断（pre-judgment）；在一个人缺少时间或认知能力来凭借纯粹理性做决定时，直觉以及先祖们的意见共识便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回应。
在20世纪中叶，思辨型心理学家们正开始愈益认真地探究人类和动物的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的理论；伯克的这些先知性观点，连同他与此相联的对习俗在社会生活中之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人类日常事务中习惯性或本能性动机超越理性的主导地位的强调，都已经表现出广泛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在柯勒律治、梅因（Maine）、白哲浩、格雷厄姆·沃勒斯（Graham Wallas）、A.N.怀特海（Whitehead）和其他十几位重要思想家的观念里能够不同程度地追踪到。今天的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可能相信人性像孔狄亚克（Condillac）之类的人认为的那样单纯。伯克非但不是正在消失的迷信的老派辩护士，反倒击穿理性时代的面具，直抵人类生存的黑暗复杂的现实，如此一来，他仍对思想有着持续鲜活的影响力，而他的激进派对手们大多仅仅在思想潮流的历史中留下空名。
浪漫派人士在这方面是伯克的追随者；可是在19世纪，由于他的心理学被认为是以洛克的简单算计为基础，以故，其被当作某种类型的功利主义者而获得大多数评论家的赞誉。对伯克基本立场的看法没有比这更肤浅的了。伯克明白，在现代人的外表之下，野蛮、残暴和恶魔蠢蠢欲动。几千年的惨痛经验已教会人如何将就着约束他更为狂野的本性；这种担惊受怕的认知体现在神话、仪式、惯例、本能、成见之中。教会也一直明白这一真理——正如保罗·埃尔默·摩尔（Paul Elmer More）在他研究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论文中带着浓浓的敬佩之情所提到的那样——并且以狐疑的眼光看待科学理性主义的到来，因为它可能会向现代人揭示他野蛮渊源的骇人听闻的秘密。
不过，伯克被误认为是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先驱，主要是因为他下决心要探讨的是处境问题，而非抽象概念。巴寇积极关注凭空想象出来的伯克的这一个性侧面，说伯克抵御住依靠自己的归纳概括的诱惑，并“让他的想法屈从于事态的演变；而且他承认政府的目标不在于保存具体的建制，而在于普通大众的幸福……伯克不知疲倦地攻击这一广为人知的论点：既然某个国家已在某个特定的习俗下享有长期的繁荣，那么这个习俗一定不错”。
巴寇在这里强解人意了，将伯克的特例当成他的规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检验标准，以及以即刻的效用来查验每一种习俗是隐居避世者边沁的特色，与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无干。伯克之哲学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以原则和习俗为自己的门面；伯克攻击的是抽象化和误用，而非原则和习俗。“我们不会将抽象观念从任何问题中完全排除出去，因为我非常清楚，按照那种说法，我应弃原则于不顾；而如果没有了原则，所有的政治推论就像一切其他推论一样，不过是具体事实与细节的稀里糊涂的大拼盘，缺少得出任何理论或实际结论的手段。”
原则是以永恒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正当理性；抽象化则是对它的误用。便宜行事是将一般性知识明智地运用于具体的环境；机会主义则是对它的贬损。人们获知原则的途径是理解自然与历史，将它们看作上帝旨意的体现；人们获致审慎的途径是耐心观察和细心探究，而它则成为所有美德的“指导者、规范者、准绳”。便宜行事将原则落实，却绝不会取代它。因为原则体现了我们对上帝旨意的认可。
历史［伯克的历史知识为吉本（Gibbon）和休谟所敬重］是某一终极蓝图（supreme design）逐渐展示的过程——我们眨动的肉眼通常无法看清，不过它微妙、不可抗拒而且是良性的。上帝以人为中介创造历史。伯克与黑格尔的绝对律令式的决定论（Categorical-Imperativedeterminism）毫不相干，因为忠于基督教自由意志论的伯克认为，引领历史的不是某个独断、不讲道理的冲动，而是人的品格与作为。上帝的护理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发挥效力。如果这一宏伟蓝图的指向清晰可见，那么抗拒它就可能是不敬虔之举；不过，我们很少能够全面理解上帝的目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必须了解除历史之外的东西：他们必须了解自然。伯克的“自然”是指人的自然，是文明人所共有的行为的原动力，不是指浪漫派准泛神性质的自然。对伯克精准的认知能力来说，“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这一短语让人反感；他不承认卢梭和潘恩所主张的“自然权利”；但是，西塞罗所谓的“自然”习俗也是伯克的用语。在了解历史和自然之后，一个人就可以谦恭地争取理解上帝护理下的时代秩序（Providentialdispensations）。
不过，对历史和人之品性的研究从来都不可能囊括多数的人类智慧。人类经验主要被珍藏在传统、成见和习俗之中——一般会惠及多数人，有时会惠及所有人，而且它们是比书本和理论更为靠谱的行为和良心指南。习惯和习俗可能体现了目不识丁者的智慧，不过它们源自健全古老的人性精华。即使人类中最明智者也无法仅仅靠理性生活；高高在上的纯粹理性否认基于成见的主张（这通常也是良心的诉求），结果是一片没有上帝和人，却满是破灭的希望和悲戚的孤独感的废墟：比起知识界摆脱了传统和直觉的贫瘠膨胀的浮华，撒旦引诱基督的旷野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在前一处境下，现代人被自己的骄傲所诱惑。
我们惮于让人凭借自己个人的理性能力生活和交往，因为我们觉得每个人的这种能力都是有限的，个人最好还是利用各个民族和时代积存下来的所有资源。我们中的很多思想者没有颠覆一般的成见，反倒将他们的才识用于发掘普遍存在于这些成见中的智慧。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所寻找的，而且他们很少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便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沿袭这种成见以及其中内含的理性，而不是抛弃成见的外壳，只留下赤裸裸的理性；因为内含理性的成见有动力将这一理性付诸行动，而且有一种赋予其永恒性的性情。
顺便说一句，对习惯和习俗的这种推崇是伯克与浪漫派人士的主要分歧之一。正如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所说，浪漫主义（那些直接受伯克影响的作家除外，而且有时这种影响是以他们的一致性为代价的）“显然敌视习惯，因为它看起来会导向一个僵化的世界，也即一个没有了勃勃生机和意外的世界”。伯克担心毁灭性的个人主义；习惯和成见会带来顺从，而如果没有这种顺从，社会就无法持久。因新花样的缘故而鼓励道德上的放纵之举，是人所能做的最危险的尝试。
“成见”——让人无须逻辑推理便能面对生活难题的半直觉性知识；“习俗”——从前后许多世代的惯例和协定中发育出来的习惯性权利；“论断”（presumption）——依据人类共同经验的推理：运用这些机制，人们就能在一起生活，并享有某种程度的繁荣与和睦。英国宪制是习俗性的，而且“其唯一的权威就在于它从远古时代以来就已存在。你们的国王、你们的贵族们、你们的陪审团（无论大小）都是习俗性的”。习俗、论断和成见足以引领个人良心和诸位议员。没有了它们，唯一能拯救社会免于毁灭的就只有武力和征服者。“意志和欲望一定要在某个地方受到节制，而且内部的节制越少，外部的节制肯定就越多。”人类经过几千年才从原始状态中痛苦地爬出来，并且伯克（尽管他在大多数问题上与霍布斯争论不休）也明白那种生存状态是“可悲、肮脏、残酷和短命的”；如果那些节制被废弃，能够阻止人类重新跌回原始状态的就只剩一个手段。这个剩下的手段就是合理性（rationality）。在伯克看来，18世纪自我感觉良好者所钟爱的理性最多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手段，经常靠不住。伯克隐含的意思是，人民大众很少运用较高层次的理性，而且从来也不会这样做：没有了民间智慧（folk-wisdom）和民俗规则（folk-law）——这两者就是成见和习俗，他们也只能为煽动家们鼓掌助威，给江湖骗子奉上钱财，并顺服于独裁者。普通人并非无知，不过他的见识来自某种集体智慧，也即无数代人缓慢积累的智慧总和。一旦失去这种智慧，他就要依靠自己个人的理性能力，并承担灾难性的后果。哪怕是最聪慧之人，一旦试图让他们的理性成果对抗千百年来的共识，他们也会因虚荣而自我膨胀。伯克承认，时代在某一方面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变得无效，别出心裁者就是正确的；不过一般说来，人们的论断与之相反；不管怎样，下述两种做法中，前者可能更为明智：延续旧有的做法，哪怕它好像是谬误的产物；或者出于对严格准确性或整齐划一的教条式的喜好，与习惯一刀两断，并甘冒毒害社会肌体的风险。“先生你看，在这个启蒙后的世代，我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我们通常都是有着天然情感之人；我们非但不会抛弃我们所有的旧成见，反倒非常珍惜它们，我们更要大言不惭地宣告，我们之所以珍惜它们，是因为它们是成见，而且它们持续的时间越长、普及的范围越广，我们就越珍惜它们。”
伯克对成见与习俗的喜好在英国思想中并不新鲜。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曾评论说：“成见绝非谬误（尽管它通常被认为如此）；相反，成见也许是最无疑问的真理，尽管它对那些未经审视便凭信任或习惯接受它的人来说，不过是成见。……大多数人既没有闲暇，也没有足以进行恰当推理的知识；为什么要教导他们去推理？比起半吊子的推理，难道诚实的直觉不能更好地提点他们，合宜的习俗不能更好地指引他们么？”这恰恰就是伯克的意思。［正如卡尔·贝克尔（CarlBecker）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国之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一书中所提示我们的那样，］休谟表现出对成见及其社会价值的浓烈敬意，因为对道德源头的沉思让他感到震惊，促使他问道：“可是此类想法非常有用么？”接着他就将自己的笔记锁进了书桌里。不过，伯克对大行其道的理性的攻击与他那个时代宏大时髦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驰，而百科全书派则代表着那场思想运动的成色。公开声言维护成见的做法需要勇气；换个差一点的人，这种立场会被有文化的公众鄙视。然而他们无法蔑视伯克，因为伯克身上的理性不逊色于英格兰的任何人。鉴于他那敏锐广博的思想，他竟能成为普通人之直觉的代言人，反对天才之士的浮夸自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伯克身上基督徒的谦卑的力量。
伯克知道，人类欲壑难平，凶残嗜杀；我们称成见、传统、习俗性道德为集体性的不朽智慧，人类便受这种智慧的约束；仅靠理性从来就不可能让他们忠实于义务。一旦成见与习俗的外壳在某一处被刺穿，熊熊大火就会从下面窜起，令人恐怖的危险还在于，裂痕可能会扩大，甚至会毁灭文明。如果人们不再敬畏古老的习俗，他们几乎肯定会将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为满足他们的感官享受而将它消耗干净；于是，他们将因自己享乐的欲望而毁掉未来世代的财产、他们自己同时代人的财产，甚至他们自己的资本：
共同体及其法律所据以获得尊崇地位的那些最优先、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防止其中暂时的占有者和终身租借者（life-renters）因为对已从先祖处继承的东西或者将要留给后世的东西漫不经心，而像一切的主宰那样行事；他们不应将剥夺继承权或糟蹋遗产视为自己的一项权利，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原初的整个结构；冒冒失失地将一片废墟而非聚居地留给后人，而且很少教导这些后代去尊重他们的新花样，正如他们自己也很少尊重先祖的建制一样。由于他们根据各种流行的空想和时尚经常毫无原则地轻易剧烈地改造国家，共同体的整个链条和连续性就会被打破。任一代人都无法与其他代人相连。人就变得比夏天的苍蝇好不了多少。
消失的森林和被侵蚀的土地、被浪费的石油以及冷酷无情的采矿活动、肆意增加直至被拒付的国民债务以及持续被修订的实证法——这些现代景观表明，一个没有了敬畏的时代会给它自己及其后代造成什么结果。伯克洞见到未来，而孔多塞和马布里只看到他们自己空想的玫瑰色内景，并将其误认为先知性的灵感。
尽管——或者毋宁说因为——年深日久，成见与习俗却是细微增长的结果，它们缓缓地出现，容易受伤害，几乎不可能再生。意图洁净社会的抽象的形而上学者和狂热的改革者可能会发现他已彻底消灭掉社会：“一个无知之人不会蠢到胡乱摆弄自己的钟表，不过却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他能拆卸并随意组装有着另一种样式、重要性和复杂性的道德装置——构成这一装置的有迥然不同的转盘、弹簧、平衡轮以及反向与协同动力……他们虚妄的美好愿望不能成其自以为是的借口。”
那么，顺从成见与习俗会让人永远都只能追随其祖先的脚踪吗？伯克不奢望人会隔绝于社会变迁，也不奢望某种僵化的形式主义是合宜的。他说，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上帝为更全面地延续社会而命定的；被适当加以引导的变革是一个更新的过程。不过，应让变革因普遍感受到的需要而产生，而非来自构思精妙的抽象理论。我们的任务是拼出并优化事物的旧秩序，试图找出深刻、缓慢、自然的变化与某些一时的心醉神迷之间的区别。大体上说，如果变化是良性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独立于人的有意识的努力的进程。如果它们被本着尊崇的精神加以利用，并对它们自己可能的错谬保持警觉，那么，人的理性和思想可以有助于旧秩序因应新事物的调整。在实证性知识的冲击下，就连古老的成见和习俗有时也必须退缩；不过，雅各宾党人的大脑无法区分略微的不便与实际的衰朽的差别。敏锐的改革者将改革能力与守护意愿结合在一起；鉴于强烈的渴望，热爱变革之人完全没有资格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推崇传统以反对抽象理性的论述之前从未获得如此有力的表达。然而，伯克几无可能阻挡他那个时代的这一趋向：让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见识根据转瞬即逝的环境和不完美的知识形成自己的观点。识字率的提高、廉价的书籍报纸以及个人主义信条对普罗大众天然的吸引力——这些影响因素是伯克的说服力远远无法匹敌的。伯克确信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明智地行动，格雷厄姆·沃勒斯领会到了这一点：“但是，伯克所提倡的审慎地遵从习俗的做法有所不同，因为它是过去出于不假思索的忠诚选择的结果。那些吃了知识树上果子的人无法忘怀。”白璧德认为，维护成见和习俗的斗争已经失败；“深思熟虑之上的智慧”（awisdom above reflection）不再主导工业化时代无数人的生活。“已经不再可能的是，将现代派人士仅仅当作一时之间嗡嗡作响的虫子赶走，或者反对某种不健全的智识活动，只将其视为对思想无动于衷之物——在英国橡树的树荫下反刍的老牛。”这些评论相当笼统；毕竟，在那些城市化和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支持地方性权利、私人财产权和生活习惯的习俗，支撑旧礼节的成见、家庭以及宗教信条都还有很强的能量。比揭示伯克论辩的弱点更难的是提供某种替代体系，以抵御具有腐蚀性的知识原子主义（intellectualatomism）。一旦个人判断开始取代传统的看法，个人品性与公共生活就遭到破坏，就连极其昂贵的国家教育体系都没能成功地弥补这种伤害。
不过，伯克在一个方面胜过了任意的创新冲动。他教导英国的政治家们如何以勇气和机智应对变革，弱化其影响，并通过调和创新者与旧时代最好的东西以保存延续后者。自伯克退出政坛之后，英格兰没有出现过一场可怕的叛乱——没有什么比骚乱和古怪的阴谋更糟糕的了；如果伯克针对爱尔兰的建议被付诸实施，那里的社会状况可能同样让人赞叹。在当下的这个年代，英格兰政府在互相严重敌视的党派之间轮换却没有动乱，因为英国人明白，如果变革不得不发生，它的到来在保持和平的情况下危害性会更小。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遵从变革的大法则。它是最为强有力的自然法则，而且可能还是自我保护的手段。我们所能做的也即人类智慧所能做的，只是确保变革以让人感受不到的方式到来。这样，就能享有随变革而来的所有可能的好处，而非任何变异的不便。一方面，这种方式会防止即刻剥夺旧有的利益集团：那样做会在那些立即被剥夺影响力和报酬（consideration）的人中激起难以排解的严重不满。另一方面，这种渐进的过程将阻止长期受压迫的人因新获得的大量权力而被冲昏头脑，因为他们肯定会放肆嚣张地滥用这样的权力。
保守主义在为普遍和解之目的而欣然接受那些它不认同的变革时最让人佩服；急性子的伯克是所有人中为确立此一原则做出最大贡献者。
本文摘自《保守主义思想》第二章。
《保守主义思想》，[美]拉塞尔·柯克著，张大军译，汉唐阳光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
-版权声明-
图文仅供思考与交流，感谢作者原创，如涉版权请联系小编处理。（联系、交流、合作请加编者微信：ding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