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一文道尽“皇帝”
作者：王学泰
明代有个笑话，说某文士去世以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这位文士活着的时候逢迎拍马，时号全能。来到阎王殿前，不由自主地便大拍阎王的马屁，果然阎王爷很高兴，对他说：“你想托生到什么地方？提出要求，我尽量满足你！”
文士说：“希望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人间的福份都要享尽，要有娇妻美妾和无数的金银财宝，要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得到所有人的崇拜和喜爱——”
他还没有说完就被阎王爷打住了，“别说了，要有那么好的地方我还去呢，就轮不到你了！”
这个笑话意在告诉人们，世间都是有缺欠的，十全十美是不存在的。这虽是个世俗的笑话，但却有点哲学意味，只是小民未必理解。在小民的心目中，皇帝的位置和生活不就十全十美了吗？虽然很早就有亡国之君悲鸣：“愿世世代代勿生于帝王之家！”可是这些早被那些极度张扬的皇威掩盖了，用北京的一句俗话说，人们总是看见贼吃香喝辣，看不见贼挨打。在人们心目中，皇帝是人间富贵的极致，是精神领域的巅峰，是能够解决人间一切问题的全能人物。天下的幸福之门都在向着皇帝开放，但皇帝的位置又不是不可企及的。因此对于皇帝，老百姓是又羡慕，又觊觎，又崇拜的。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有散不开的皇帝情结。
一、皇帝情结
“情结”是个心理学的名词，是指一件事人们老摆脱不了，总是念兹在兹，不释于怀。皇帝在中国消灭快一百年了，但人们说起话来，办起事来，总免不了还有种皇帝的阴魂在四周闪烁的感觉。电视、电影、文学作品成为各种各样的皇帝汇聚之地，毛泽东1965年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那是冤枉的，那时文艺作品没有多少写皇帝的，而且说到皇帝时态度都不是很恭敬的。如果把毛的这个话移来说现在，是不是有点像？但这些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到荧屏上奴才高耸肥臀、五体投地，向皇上礼敬时，观众早就以为理当如此。连我家的小孩看皇帝戏入了迷，在纸条上写了“太和殿”、“养心殿”、“御膳房”等字样，贴在几间的房门上。皇帝也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所不在的各种广告，左一个宫廷秘方，右一个皇帝御用。当然这些多是欺骗，自不必说，但从广告的背后可以看到国人对皇帝垂涎三尺的形象。在广告的设计者看来，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想过皇帝一样的生活！
清末章太炎先生，特别讨厌康有为。两人在政治上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保皇派；在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有一次章批评康说，有人说康有为想当皇帝，名字叫“有为”(大有为之意)就是证据；我看这没什么，皇帝谁都想当，可恶的是他想做圣人，古往今来圣人只有一个，康有为不是太狂妄了吗！
想做皇帝的例子太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宣称想做皇帝的，就是楚霸王项羽。当他看到秦始皇的车队，看到得意洋洋的秦始皇时，不由得激愤说“彼可取而代之”。与项羽差不多同时，刘邦也见了秦始皇的车队，他也激发了同样的想法，不过他脱口而出的是“大丈夫当如此也”，透露出其人格的卑琐。这种“皇帝迷”可以说是充斥中国二十四史中。清末民初的学者张相文，写了一本《帝贼谱》，本着中国“成王败寇”的传统，统计历代打天下的“帝”(成功的贼)和“贼”(不成功的帝)共有七百余人。可见想做皇帝者，“天下滔滔皆是也”。
不仅古代有，现今也不少。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也写了一个关在狱中的“皇帝”曾应龙。这个人想“做皇帝”，犯了颠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无期徒刑。虽然他因性格乐观、服从管理，警察、犯人都对他印象不错，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识没有什么改变，仍然自称“真龙天子”，张口“朕”，闭口“口谕”，说自己的过去是“顺应天命，回乡登基”，建国“大有”，可笑又可悲。我也亲眼见过几个“皇帝”，1975年身陷囹圄，所在中队为反革命中队，其中就有两三个“皇上”，其经历都很可笑。有个知青还是个高中生，在生产队中任赤脚医生，学习、劳动都很认真。其房东，过去可能是个神婆，说他将来“贵不可言”，有当皇帝的命，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当皇后，为他配备了丞相、将军之类的官员。后来“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揪了出来，定为“反革命集团”，神婆被判了无期徒刑，知青被判20年。这还是从平原地区出的“皇帝案”，虽然荒唐，但还都有正常思维能力。那些山沟里出的“山皇上”似乎有智力障碍，连自己的事情都说不清楚，还在做皇帝梦。
二、老百姓眼中的皇帝
1 幸福的源泉
我们说的“皇帝情结”，不单纯是说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且也指人们对皇帝的迷信，特别是对“好皇帝”的迷信，认为只要出了“真龙天子”(凡能够通过“打”而挣来的皇帝，都被老百姓视为“真龙天子”)，苦难就会一扫而光。不用说古代，就是现今，许多人心中也还有个“好皇帝”的情结，荧屏上的大多数“皇帝戏”都是阐释这个道理的。这种思想的中心就是皇上多是好的，什么事情都是被下边人弄坏了。不论是“戏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还是冒充正剧的《雍正王朝》，都是讲皇帝全能的。一切社会问题，冤案、错案、假案，只要皇帝来了都可以昭雪，都可改正，正义从此大白于天下，我们就安静地等着吧。即使是犯了罪，只要皇帝高兴，也会被一风吹掉。鲁迅小说《风波》中写到宣统复辟，七斤嫂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吧！”人们总把皇帝看成人间好事的源泉，怎么能不欢迎皇帝呢？直到如今，这种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例如困难时期，一些中央大员到各地调查，有位到了陕北探访民众，老乡握着他的手流着泪说：“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了？要不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说毛主席听了这话也很感动。其他如“歪嘴和尚念错经”之类，议论的背后都是皇帝情结。
2 金口玉言
在老百姓眼中，皇帝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老百姓认为皇帝说的都是“金口玉言”，只要说了就要实现，也就会实现。阿Q把“金口玉言”通俗化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当然包含有皇帝说话应该负责的一面，说话要算数，所谓“君无戏言”，许多戏曲中的情节就都是利用“君无戏言”这个台词把一些荒诞情节合理化。豫剧《杨八姐游春》中，皇帝看上了天波府的杨八姐，非要娶她。这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能拒绝的，杨八姐当然不愿意，她不能直接反抗，而是提出皇帝须满足她在嫁妆方面的要求，否则她不嫁。皇帝心想我富有天下，什么没有？就说，你要的嫁妆如果我拿不出，就不娶你。杨八姐说“君无戏言”，于是击掌为誓。杨八姐要的是“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皇帝傻眼了，拿不出来，于是“君无戏言”，娶杨八姐的事只好作罢。这是通俗艺人的想像，但也真有形诸史实的，如初周成王(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做游戏，用梧桐树的叶子为信物封其弟为诸侯，周公马上祝贺成王，于是一个玩笑使得这个小弟弟成为晋地(春秋时代的晋国)的第一代诸侯。
由于皇帝无戏言，在现实中又做不到，那么就会有鬼神来帮忙，因此武则天可以在冬天令百花盛开(见《镜花缘》)；北宋末年康王赵构(南宋的高宗皇帝)逃避金人的追杀，跑到一个庙中，后面追兵已至，结果他骑上神像前的泥马，飞渡长江；朱元璋小时候与群童一起为地主放牛，朱元璋带头把牛杀了，大家分食，把牛尾巴插到山坡上，说牛钻山了。地主来要牛，朱元璋指着牛尾巴说钻山了，地主当然不信，用手一拽尾巴，尾巴牢牢地根本拽不动，因为天子发了话(尽管朱元璋以后才做到皇帝，但他生下来就是真龙天子，有了皇帝的身份)，土地爷、山神爷都要在地下拽住牛尾巴不使其出来。这些虽然都是小说家言，或民间的传说，但天子的威力和老百姓对于天子的理解都显示出来了。像这样“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老百姓只想用它来打击自己所厌恶的力量，别对自己，如果针对自己又怎么办呢？老百姓也想到了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
3 红嘴绿鹦哥
别以为老百姓“愚昧”，老百姓也曾经想过如何使得皇帝不由着性子乱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管理”和“监督”皇帝。
鲁迅讲过一个故事，幼时，他家仆妇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椅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比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菠菜，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谈皇帝》)鲁迅先生说这是从皇帝那里学来的，皇帝有“愚民政策”，老百姓也自有其“愚君政策”。老百姓天真地设想，如果把皇帝训练成为专心吃“红嘴绿鹦哥”的痴呆症患者，天下就会太平了。皇帝成了傻子，不作为了，还有什么用？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皇帝受自己的愚弄的同时，还保持可以“随便杀人”的能力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这是既取其利又避其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间哪有那么便宜事！这终于是幻想。
4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红嘴绿鹦哥”只是天真的幻想，阿Q得意洋洋所唱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就透露出用强力制约皇帝的信息。这句唱词是《龙虎斗》中郑子明唱的，他是与赵匡胤一起打天下的，后来看到赵匡胤是非不分，不顾念功臣，所以郑子明发了怒要打赵匡胤，赵匡胤只好屈服。这是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臣民监督皇帝的一个范式。那就是靠掌握大权的贤臣，而且这位贤臣手中掌握着先皇或皇帝的母亲、祖母亲赐的一个权力的象征，这个象征或是尚方宝剑，或是金鞭、金锏。这位贤臣掌握了这个权力，在皇帝胡闹、不顾及国家和百姓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超级“权力”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从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个发明是属于江湖艺人的，似乎有点“二权分立”的意味。说明古代老百姓也懂得：“权”只能靠“权”，而且是对立的“权”来监督、制约。
在许多小说和戏曲作品中，江湖艺人运用这个模式处理故事中发生的矛盾，要限制皇权，以保证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例如东汉的马武对汉光武帝；《说唐》中的程咬金、尉迟敬德对唐太宗；《杨家将》中的八贤王对宋真宗；《狸猫换太子》中的包拯对宋仁宗，等等。包拯所执掌的钢鞭还没有敢打皇帝，打的是“龙袍”，只是“臣打君”的一个象征。这种监督是诉诸武力的，在舞台上正直的臣子高举钢鞭，吓得皇帝浑身颤抖，满台乱跑，很解气，可惜不是事实，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的“二权分立”只有过一次，即周厉王之后、周宣王之前的周召“共和”，共14年(当然也有争议)。但这种幻想有一更高权力来制约皇帝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这就是宗法制度下“家法”在最高政治层次上的表现。自汉代以来，舆论强调“以孝治天下”，王朝统治者注重祖宗家法，以为天下榜样，因此开国君主的做法对一个朝代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人们在批评当今皇帝的作为时，经常抬出“祖制”如何如何。江湖艺人们把“祖制”具体化为一个象征物，并赐给一个贤臣，以保证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以安慰受众。不过这也反映了江湖艺人还是相信力量在监督中的作用。
三、儒生们的思考
1 君王权力的来源
先秦的学者对于君王、君主的存在及其权力的来源都作过思考。商周以来，认为君王受命于天，其所分封的各种诸侯的权力来源于天子，天子以及各诸侯国的君主都应该无条件地受到上天的监督。自春秋以来，民的力量和利益逐渐被发现，孔子在这方面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所开创的儒家对民生也比较关注。孟子是很爱谈“民”的问题的思想家，他特别明确地指出 ，“ 天”的实质应该是“民”。孟子用《泰誓》中“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阐述民本思想。他认为“民”至少应该是“天”的中介，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天为了民，才“作之君，作之师”，君王、国家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荀子用更清楚的语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不仅在政治运作中老百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君主权力是来源于民的，没有民，要“君”和国家何用？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关系的思考中最进步的认识。即使到了明末批判君权最严厉的黄宗羲、唐甄(唐甚至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理论，仍然不能从民心的向背转化出权力在民的思想，从而得出“君”应该来源于“民”的结论。“天”这个概念阻碍了“民生君”这种理论的出现，当然也更不会产生来源于“民”的“君”应该通过一人一票产生的思想。
2 汤武革命
既然是为 了老百姓而设立“君”，那么其自然的延伸是：如果“君”不能自觉地与民众在一起，甘苦与共，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反而虐待民众，残贼百姓(伤害仁谓之贼，伤害义谓之残)，为上天所不容，这样就自动失去了作为君王的资格。有德之君，得到上天的眷顾，可以“革”残贼之君的“命”。孟子指出纣王不行仁义，可谓“残贼”，他被周武王推翻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更进一步说：“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鬻)其城，倍(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荀子·富国》)这已经有点鼓励人们背叛和“革”君主“命”的意味了。儒家强调“为民立君”，他们警诫君王不要胡来，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否则就会失去一切。
《易传》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这种思想应该是先秦儒家各派的共识，而且通过荀孟得到张扬，并在当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呼应，并以此震慑君主和提高士人的自觉意识。战国时期策士们对于君主朝秦暮楚的态度(与春秋时代大有区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君主的神圣性在人们心目中的消失，再加上孟子所强调的圣人与民同类，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些提高了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在距离孟子还不算远的秦末(孟子去世之年距秦末约百年)，项羽、刘邦，乃至为人佣耕的陈涉，在这种氛围熏陶下，都觉得“革”当代天子的“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做皇帝的味道自己尝试一下，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这种宣扬“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并对当代统治者形成震慑的思想意识，在儒家看来是对君主最有威慑力的，皇帝最害怕的莫过于下台，所以战国中期以后，儒家用这个道理来警诫各国君主，使他们的行为有所节制。
这种“革命意识”也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到了汉代，它不仅没有进一步发扬、发展成制约皇帝胡作非为的系统思想，反而逐渐被消解了。学者们越来越少讨论这个问题了。
3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是打算从自己起一世、二世、千世万世地做下去，成为万世一系的，绝没有想到它二世而亡！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相约，废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可是后来还有“族诛”，还有“挟书律”，说明大部分秦法还是没有废除。汉初楚文化替代了秦文化，诞生于楚的黄老思想成了统治思想，黄老是法家思想的基础(《史记》把老庄、申、韩安排在一个传中不是偶然的)，道家与法家是有一致之处的。
汉代有过一次著名的学术争论。《史记·儒林列传》为汉景帝时的“齐诗学”博士辕固生作的传中，记录了他与信奉黄老之学的学者黄生之间的一场争论。黄生提出，商代的开国之君汤与周代的开国之君武王，并非是受上天之命才能建立新朝的，而是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们都是弑君的逆臣。辕固生不同意，他说，夏桀、殷纣虐待人民、扰乱天下，天下的百姓之心都归向了商汤和武王，汤武代表天下人民的共同的心愿来讨伐夏桀、殷纣，桀纣之民不为桀纣所使，而归向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称王，这不是受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反驳他说，帽子再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要有上下之分。桀纣二君虽然失去了为君之道，但他们仍然还是君王啊！汤武就说是圣人吧，他们也是桀纣的臣下啊！君主有失德的行为，作为臣下的汤武不能在朝廷上以正确的言论矫正君王的错误，使他回归正确，反而借着其所犯的错误，起兵诛杀他，并取而代之，自己做天子，这不是臣子所应为的。
不能说黄生的话没有一点道理，但用一句俗语来形容，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昏君暴君允许你说话吗？殷纣王时期杀了多少劝谏他的大臣！不过黄生这种议论不仅倚仗着信奉黄老之学的后台窦太后，也是用以影射当今，以争取汉景帝的支持。辕固生有点说不过黄生，就直接联系汉代的发迹史了：如果按照你黄生的道理去推理，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的提出真是一个两难选择。肯定或否定“汤武革命”，变成了或者是倡导人们敢于反对当今，或者是否定过去打天下时的理据(这有些令人想起前几年李泽厚倡导“告别革命”时所遇到的尴尬处境)。这个“两难”命题，以旁观仲裁的汉景帝看得最清楚，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个“仲裁”很技巧：学者不用争论这个问题了，不争论照样承认你们有学问，一样评职称。但作为千古良史的司马迁最后写上了一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这个惟一一项还能对皇帝有点震慑力的儒家思想，从此就很少有人讨论了。
后世主变的今文经学派认为，儒家的精华就在于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这些断绝了，其精华便失之大半(蒙文通的意见)，皇帝的权威就没有能够制约的了。儒家越来越为现存的秩序辩护，这是不符合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面貌的。我想如果就“汤武革命”这个问题本身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玄妙的，只是个历史事实。但如果深入探讨这个命题，就会引申出如何建立预防机制和限制皇权的问题。不许讨论和争论，自然也谈不到发展出制度机制了。“道统”在“治统”面前再也神奇不起来了。
4 左手管住右手
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限制皇帝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也就是“天谴说”。人间施政的错误会在天灾人祸中表现出来，所谓“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但这是模糊的，往往是无针对性的。所以不能算是有效监督。
另外还要受到“道统”的监督，道统和治统之间原本是存在一些张力的。汉代有些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劝他下台，但最后皇帝没下台，儒生自己先没了脑袋。这种憨直儒者后世就很少见了。有些儒者把“圣人”的高帽给当今皇帝戴上，曲学阿世。皇帝成为道统的代表，治统和道统合一，使道统的监督作用流于徒具虚名。难道自己能监督自己？仿佛小偷左手要偷东西，右手不让他偷？皇帝头顶上“圣人”的高帽，等于占据了政治道德的制高点，变得更不能批评了。你一批评皇帝的错误，不仅不是批评错误，而且也不是批评皇帝了，而是批评至高无上的道统了。你把皇帝捧上神坛，自己匍匐在皇帝面前，在制高点上的皇帝就时刻可以用你交出的道统来打击你。
其次还有左右“言官”(即古代政权建构中的监督制度)、史官的监督。这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建立时就设计好了。周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而且史官所记有其褒贬含意在其中，这一点到孔子作《春秋》而集大成，是用客观的记载和善恶是非的评价来实施监督。后来的历代王朝里都有“言官”，如御史、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都是法定的具有监督皇帝职责的。可是这种监督职责一面对皇帝的绝对权力，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专制者握有无限的权力，那些有责任感的言官，送命者不知凡几。
“记言记事”的皇帝“实录”也可以改来改去。清代康熙末年的《实录》就被雍正改得一塌糊涂，为的是掩盖其谋篡的真相。后世的史官也很少有像春秋时代董狐那样的直笔了，董狐宁肯死，也要记载真实的历史，后代史官惟上意是承(即使有董狐那样的史官，也是被杀了，而且后世不得闻知)。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软监督。有的史学家认为，这些监督制度不过是专制主义的补充，甚至变成对专制主义的赞美机制。
四、好皇帝，坏皇帝
1 贤者固若是苦耶！
皇帝有那么大权力，又不能监督，那么皇帝无论是好是坏都只能由自己负责，埋怨不得别人。《韩诗外传》中有个故事说虢国亡，虢国国君流亡在外，一路上，他的车夫似乎对这次流亡早有所准备，国君很奇怪，问车夫：你似乎早有所准备啊？车夫说，看您所作所为，早就知道您要亡国了。国君说，那你为什么不劝诫我呢？使国家不亡呢？车夫说，您喜欢奉承而讨厌直言，我要劝诫您，恐怕我会死在虢国亡国之前！国君勃然大怒：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会流亡？车夫连忙改口说，因为您太贤明了，所以流亡！虢君转怒为喜：难道贤明之人就不容于世吗？车夫说：举世皆不贤，您这位贤明之人就要流亡了。虢君悲喜 交织 ，“嗟夫！贤者固若是苦耶？”许多事都是旁观者清，虢君在位时的所作作为，指不定引起了多少人的怨恨和愤怒，可是由于专制极权，人们敢怒不敢言，最后导致了亡国。此时虢君应该有些反思了吧？不是，车夫刚一说实话就被他打了回去，车夫只能抛弃他，让这位至死不悟的君主独自受苦了。
2 评价皇帝的着眼点
评价皇帝与评价一般人不同，他们权力极大，“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千百万人的生计。评价一个统治者如何，关键是看当时大多数人们的感受，这是基本的；另一点就是对于后世的影响。个人私德或无关于国计民生的行为，不是评价皇帝如何的着眼点。
给学生讲课时，我说如果从勤政和处理政事的手腕(只是对内，不包括对外)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都能打四分以上(以五分为满分)，就连西太后也是如此。她碰上了“千年未有之奇变”，如果她生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其用人和处理政事的手腕，起码是个中主。而明代的除了开国的朱元璋、第二代永乐皇帝朱棣等少数几个皇帝之外，大多数不能及格，但是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为，他们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小一些，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农村一些新经济因素的诞生就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官员缺了也不补，甚至言官痛骂他的奏章也懒得处理，留中不发。政治仿佛停滞了，但经济社会有其发展规律，仍然发展。明末东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东南一带士人思想的活跃，就与皇帝不管有关。
3 千秋难说误国罪
现在人们开口闭口就是清代的康雍乾，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实际上满洲入关南侵，是以落后民族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其野蛮的屠戮大大破坏了东南一带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明(年初北京电视台做的“北京八百年”纪念专题片中，竟称满洲入关占领北京后，马上挥师南下，消灭“南方的分裂政权”，不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还是从文明与野蛮区别的角度来看，把南方人们反抗入侵、反抗民族压迫说成是“分裂”，都是极端错误的)，造成社会大倒退。康雍乾三朝的皇帝，作为个人来说都是有学问、有能力、有手腕、谙熟统治技术技巧的皇帝，但其核心就是加强专制极权，用各种方法阻止新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康乾太平盛世里，东南一带经济的发展长时间内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这些精明皇帝的严格管制措施，使得中国膨胀出的大量的人口(这与“永不加赋”制度有关)，南面不能下南洋(当一些闯南洋的华侨在那里受到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的迫害杀戮，因为杀戮过多，荷兰统治者很担心，向清廷请罪时，乾隆竟认为出洋的老百姓都是“莠民”，这些“莠民”不顾“祖宗庐墓”，死在海外是罪有应得，荷兰殖民主义者替大清做了件好事)，在东北，柳条边政策限制了国人向北方发展，结果把几亿人紧紧地控制在中原、东南、中南这几块土地上，严重限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内部的自我发展停滞，走出国门寻找更广泛的世界的道路又被堵塞，中华民族怎么能不走下坡路？这些在当时被大多文明民族所采用的发展方略，清统治者都拒绝采用。
从康熙元年(1662)至乾隆末年(1795)，这134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1688年英国政变，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统治的确立；1689年英格兰临时议会发表“人权宣言”；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开始，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美国成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个期间，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更是突飞猛进，而中国这三位大帝都缺少新思维。1793年英国派遣使者马嘎尔尼访问中国，请求互市，乾隆根本不懂贸易为何物，以天朝上国自居，说“天朝无所不出，无所不产，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奉送一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人们谈到清中叶以后的统治者，常说他们“卖国”，我以为清统治者之罪不在于“卖国”，而在于“误国”。大清国是清统治者的，难道他们不爱？可是他们头脑冬烘，妄自尊大，不学习进步的文化，没有世界眼光，与洋人打交道一误再误。清统治者的预防重点在于他们统治下的汉人，汉族士人只要有一点点民族意识(如乾隆初的杭世骏)，都被视为“心腹之疾”，受到严厉的打击，而西洋不过是“癣疥之疾”。慈禧很坦率地说过，“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满洲贵族头脑僵硬程度远过于汉族士人，由这帮人控制的对外政策，不误国才是怪事。所以说清统治者的“误国”之罪远大于“卖国”，而“误国”早在康雍乾时期就开始了。
4 好大喜功，百姓受穷
“好大喜功”的皇帝不少。人都有好表现的本能，但普通人没有表现自己的本钱。当了皇帝就不同了，他不仅有了本钱，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皇帝的荒诞妄为。皇帝的“好大喜功”给他自身带来许多自我实现的愉悦，于是便乐此而不疲。所谓“大功”又是青史留名的公共事业，能给皇帝脸上贴金。可是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花钱，而且它是无底洞，多少钱填进去连个声响都听不到。秦皇汉武被人们吹滥了，但他们都是好大喜功的始作俑者。在此以前，亡国之君、暴君的特征是多吃多占，为政暴虐，如桀纣无非酒池肉林，炮烙菹醢；从秦皇汉武开始，亡国之君和给社会带来巨大震荡的暴君的特征多是“好大喜功”了。秦统一六国后，本来可以给中国一个大发展的机会。但秦始皇没有心思弄生产，整天到处巡游玩乐，光他那个巡游车队，没有几十万人供给给养，那是不可想像的。秦始皇还实施了几个大工程，为此他调动了数百万劳动力，修长城、修驰道，戍守南粤，戍守边塞，修阿房宫，修骊山坟墓，造兵马俑……这些工程至少征调劳动力达300万人，再加上100万的军队，近400万人。而当时人口总共不过2000多万，被征调的占全部人口的1/5，这些还都是壮劳力，家里的日子怎么过？战国时人们就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为什么叫“虎狼之国”？除了秦国在征战中以野蛮的武力杀戮为主外，其对本国老百姓也是如此滥用暴力，大规模屠戮，用今天话说就是“反人类罪”。为什么会有孟姜女的故事产生(孟姜女故事的核心就是控诉秦统治者的反人类的罪行)？因为这是当时老百姓的感受的集中表现。
汉武帝频繁地兴师远征，不时地登泰山封禅，劳民伤财，还好神仙之术，求长生不老药，糜费金钱。如《史记·索隐述赞》所说，“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汉武帝总结一生时，也说自己是“袭亡秦之迹”，把国家弄到危险的边缘，这是他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文景时代数十年的积累，被汉武帝消耗殆尽。从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这种铸就了一代辉煌的皇帝，给老百姓带来的却更多的是苦难，他们其实不如汉文帝那样兢兢业业的皇帝。汉文帝能够约束自己，节省开支，不搞大工程，不接受贡献，与民休养生息，奖励农桑，降低赋税，除诽谤罪，删除部分肉刑，与汉景帝共同造就了“文景之治”。生活在“文景时代”，要比生活在秦皇汉武那样的时代容易一些。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同清末怪人辜鸿铭《爱民歌》中所说：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作者简介：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2018年1月12日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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