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的过去在哪里？
不。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五年后，我会亲自去为保存台北的古迹而作战。我上法庭控告古迹的破坏者，我让警察二十四小时守护可能遭破坏的古迹，我把被纵火成灰的古迹一砖一石重建起来。别人说我“凶悍”现在回首“野火”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啊，那个未来的轨迹造就在这里画下。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读“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台湾自称是中华文化重镇，怎么可以不努力制造一个文明的“国际形象”？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人讲究人权，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的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一切一切的努力，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公民人权获得保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没呢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没呢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的工业发达，现在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让我们暂且直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问树下那个正在爵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
卖茶的老头大概会说：嗯宰样啊！爵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的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得等有学问的话。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阿福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筑说，“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福瑞要我走到墙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圣诞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孙子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
我伸手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背，拄着拐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着他的父亲。石板路在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福瑞自己，几丛玫瑰随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似的玫瑰，可是你说，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在苦干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里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我嫉妒八十岁的阿福瑞，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的石板路，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颗陈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的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做的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村，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理由切掉那一村，一堵墙哪能经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灰墙没错，错在执行小组长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借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在我们台湾地区，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源的神社，高雄的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吴志旺达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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