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秩序的概念及其两种渊源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德语：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秩序之概念

在本章的讨论中，我们将转而关注秩序这个核心概念( the concept of order)，尤其要探究两种秩序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暂时把这两种秩序称之为“人造的”( made )秩序与“增长的”( grown )秩序。就讨论任何一种复杂现象来说，秩序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或者说，在复杂现象的讨论中，秩序概念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发挥规律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在分析较为简单的现象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

在我看来，“秩序”乃是我们用以描述复杂现象的最为妥适的术语，尽管“系统”(System )、“结构”( structure )或“模式”(pattern)等术语偶尔也可以用来替代“秩序”一词。当然，“秩序”这一术语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已沿用了很长时间，但是晚近却遭到了论者们的普遍拒用；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下述两个原因：一是该术语的含义相当含混，二是该术语常常与各种威权主义的观点(authoritarian views)存有关系。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撇开这个术语，我们就无法进行讨论；当然，我们在采用这个术语时还须采取一些措施以使该术语免遭误解：一是严格界定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它所意指的一般含义，二是明确界分这种秩序得以从中产生的两种不同方式。

所谓“秩序”，我们将一以贯之地意指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some spatial or temporal part )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

显而易见，就此意义而言，每个社会都必定拥有一种秩序，而且这种秩序也往往是在未经刻意创造的情况下存在的。正如一位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所指出的，“显然，在社会生活中存有某种秩序、某种一致性和某种恒久性。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这样一种有序性的东西，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或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是社会的成员，而且我们大多数需求的满足也都是依赖于同他人的多种形式的合作而得以实现的。据此，如果我们想有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就必须依赖于我们对其他人的行动所做的预期与他们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之间的一致性，因为我们的计划正是以我们对其他人的行动所做的那种预期为基础的。

在那些决定不同个人行动的意图与预期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吻合，正是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显现自己的一种形式；而我们所直接关注的问题，正是这样一种秩序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就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因受拟人化思维习惯的影响而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做出这样一个相当草率的回答，即这种秩序肯定是某个具有思考能力的心智设计出来的。

再者，由于秩序已经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被解释成了这样一种由某人做出的刻意的安排，所以秩序这个概念在大多数主张自由的人士那里蒙遭了冷落，然而却在相当的程度上为一些威权主义者所青睐。根据这一解释，在社会中，秩序必须以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为基础，或者以整个社会的等级结构(a hierarchical structure)为基础；因此，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或等级结构中，优位者的意志，从而最终是某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意志，决定着每个个人所必须做的事情。

然而，秩序概念所具有的这种威权主义的涵义，却完全源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只有系统外的或“源于外部的”( exogenously)力量才能够创造秩序。因此，这一涵义并不能适用于从内部确立起来的或“源于内部的”(endogenously )一种均衡，正如一般市场理论所努力解释的那种均衡。这样一种类型的自生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具有着不同于一种人造的秩序所具有的属性。

秩序的两种渊源

对各种自生自发秩序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理论的特有使命，尽管生物学从其诞生起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称之为有机体的那种特殊类型的自生自发秩序。只是到了晚近一个时期，自然科学才发展出了一种以控制论(cybernetics )为名的专门学科，这门学科也关注那种所谓的自组织系统或自我生成系统( self-organizing orself-generating systems )的秩序。

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有别于另一种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这一区别对于理解社会进程以及对于制定各种社会政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有好几个术语都可以被用来分别指称这两种秩序。

我们把“人造的秩序”称之为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但是这种人造的秩序也可以被称之为一种建构(a construction)或一种人为的秩序，而特别是在我们必须去探讨一种受指导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它甚至还可以被称之为一个组织。

另一方面，我们把“增长的秩序”称之为一种自我生成的或源于内部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最为合适的英语称谓则是自生自发秩序。古希腊人较为幸运，因为他们有独特且不同的单个术语来分别指称这两种秩序，即用taxis(外部秩序)来指称人造的秩序，例如一种战争秩序，而用kosmos(内部秩序 )来指称增长的秩序，其原意是指“一个城邦或一个共同体中的正当秩序”。当然，我们间或也会用这些专门的希腊术语来指称这两种秩序。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理论始于——并且拥有一种对象，只是因为——这样一种发现，即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有序的结构，但它们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在某些领域，这一发现现在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尽管人们曾一度认为，甚至语言和道德也是由过去的某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已认识到它们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而该过程的结果则不是任何人曾预见的或设计的。

然而在其他领域，仍有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样一种主张，即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能够显示出一种并非任何人刻意创造的秩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一些批评者仍在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说法进行不可思议的嘲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乃是依照他那个时代的语言风格，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说法去描述人们是如何被引导去“实现那些并非出于其意图的目的的。”

如果义愤填膺的改革者仍然抱怨经济事态的混乱，以为它毫无秩序可言，那么这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一种并非刻意创造的秩序，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一种秩序所旨在实现的乃是某种具体目的，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见的那样，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所旨在实现的并不是特定的目的。

我们拟在下文讨论预期与计划之间的那种吻合是如何达致的；这种吻合正是市场秩序所具有的特征，也是我们从该秩序中获得的利益的性质所具有的特征。然而，我们眼下所关注的只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要揭示出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并非由人创造的秩序；二是要阐明这个事实之所以较难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

我认为，其间的主要原因是，诸如市场这样的秩序并不会主动进人我们的意识之中，而必须凭靠我们的智力对之进行探索。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看到，也不可能经由直觉而认知到这种由颇具意义的行动构成的秩序，而只能够经由对不同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探索而从心智上对它加以重构。自生自发秩序的这个特征可以被概括为：它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秩序。

注：本文选编自《法律、立法与自由》，转自“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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