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秦晖为什么能做出真学问？

张宏杰新少数派

本文源自：《同舟共进》2018年10期，作者：张宏杰（文史学者）

很多学者的研究目的很多，但只是缺了一项，就是兴趣。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老师的学术道路完全沿着自己的兴趣，走得孤独但是深远。

“非典型"书呆子

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晖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典型的“书呆子”。

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一位学校的行政人员背后嘲笑他，报销的时候经常拿着攒了好久的一堆票据来，各种票据混在一起。告诉他什么应该在什么时限内报，既记不住也不在乎。对别的老师来讲非常容易变通一下的事，他却怎么也不会弄，报不了抱怨一通就完了。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有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喳一下。”

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令人惊讶。

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不知怎么聊到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其中一个同是广东人，做的是“大逃港”研究，秦老师又向他介绍广东哪个镇哪个地区逃港的人多，这个同学虽然已经看了几年资料，以前对这些却从无所知。讲到秦老师的老家广西，他聊起客家的源流、壮族民族内部的划分、土家族的划分，无不讲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他的地理知识。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人给人家讲内蒙，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

当年他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过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

地理如此熟悉，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小时候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

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 (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

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

说“古”，他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周秦之变”，对先秦思想史、秦汉简牍有非常深人的研究。

说 “今”，商品经济、市场理性、国企改革、证券私有化都是他的研究对象，而且出版了多本专著。

说“中外”，他多年思考的一个重点是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长期致力于研究俄国东欧和现代南非。

说“粗”，他对整个中国通史和西方思想史有自己独特的脉络梳理和鸟瞰式把握。

说“细”，他在某些地域史（比如关中、云南等）领域，在秦汉地方治理结构方面，研究得非常细致深人。

之所以能把这么多学术领域打通，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学术兴趣，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所以才能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他的“通”，是建立在“真问题”的基础上，一旦找到了根本，很多问题都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

“做学问一定要有趣”

秦晖老师主观上并没有想要给自己罩上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光环。我认为他是一路追随着自己学术兴趣，由此及彼，不知不觉间做了这样一番知识的壮游。

秦老师曾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激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话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他的女儿秦蓓蓓在《秦老爹的书事》一文中说，他好几次因为看书看得入神，下班铃声没听到，被锁在图书馆、资料室。他看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和知识沾边的他都有兴趣。除了历史类，与此沾边的考古、古文字、古生物、宗教、地理、自然、水利、兵器……他无一不感兴趣。他的知识非常“杂”，“杂”到喜欢“唱国歌”，能唱出50 ~ 60个国家的国歌。

明代大儒王阳明一生中的一个传奇是结婚当天忘了入洞房，秦晖老师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也相去不远：照结婚照的当天忘了去照相馆。当时他与金雁老师约好了到上海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他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茬子事，害得金雁老师做好了头、化了妆，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

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

如果你只认识秦晖老师，你肯定会担心这样一个简直是生活在世界之外的人如何生存。不过如果你见到了他的夫人金雁老师，就会释然了。秦晖、金雁两位老师是我见过的学术界最让人羡慕的学者伉俪，两人都才华横溢，更为罕见的是，金雁老师不光在学术上与秦晖老师相互交集，相互补充，在生活中她又是一个是利落爽快的人，处理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应该远强于秦老师。

因此秦老师可以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他可以不关心房价，不考虑课题，不需要经费，不操心柴米油盐。秦晖老师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学问，兴致勃勃、全神贯注。因此，他的生活就是学术，他的学术就是生活。

他的女儿说：“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 ‘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些卡片后来汇集成了《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南非的启示：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等十几本影响很大的著作。

其实除了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金雁老师说，秦老师还有很多“半部书”。这些半部书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研究兴趣转移的结果，“至少有半部《孙可望评传》，半部《古代社会形态学》、半部《大西军治填》，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工，或者永远也不会完工了。”

这些成品和半成品都来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自广泛的阅读和一刻不停的思考。

偏见和偏好

做了一届秦老师的博士后，我从秦老师身上领悟到的东西，不光是学问本身，还有做学问的方法。

秦晖老师虽然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打假，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是在为人上，其实是非常宽和的。无论和他提到任何其他学者，他从没有讥评之语，总是能持平地指出其长处。对于一些人的违心之语，他也能表示理解。他有一句名言：“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有经有权”。开学第一节课快下课的时候，他总要谈一下他的课堂要求。这个要求显然是自由主义者的：“我并不要求你们必须都来听课，你们是自由的，不来也可以。我不会因为你们不来就给你们不及格。但是，如果你不来听课，但结束时又想得高分，这对总来听课的同学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还是会进行几次必要的考勤。”

有人认为秦老师的研究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批评他有某些学术偏见。秦老师则曾这样向我们辨析学术上的偏见和偏好。他说，先人为主，学术偏好，对所有人来说可能都无法避免。因为一开始做学问时是一张白纸，这是纯粹理想状态，也是从来没有的事。但是，不能避免和不想避免，是两回事。任何人都可能有偏见，但重要的是你能自动审视这种偏见，警惕这种偏见。

与此同时，关于知识生产的过程，本来就有一种说法，叫“片面的深刻性”。只要你很深入，在这个方向上有推进，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学术领域没有上帝，也没有完人。好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世界里，如果有偏见，自有人来纠偏。就如同在一个森林中，本来就会有乔木有灌木有小草，有猛禽也有松鼠，有所谓的“香花”也有所谓的“毒草”，自然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它们相互补充，每一个都是“偏”的，放到一起，就全了。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动和变化之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秦晖老师、葛剑雄老师、戴逸老师这样的人。他们是时代潮流中的“石头”，“江流石不转”，走得远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经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