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为什么“侠义精神”在法治薄弱的地方深受百姓亲睐和期盼？

钱满素，1946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著有《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美国文明》《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论文集《飞出笼子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过《年轻的美利坚》《我有一个梦想》《我，生为女人》《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过不少有关美国历史、文学、政治的论文和文章。

物不平则鸣，社会公正是每个社会和谐的根基，因此也是每个社会最响亮的呼声。社会公正的极端重要性是无人否认的，但社会公正到底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目中的社会公正是不是同一回事呢？一个社会要达到哪些标准才算得上公正？它是否意味着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如童话中所说，人人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公正比仁爱更为可行也更为必须

对于“社会公正”，人们可以见仁见智。对接受这个概念的人来说，在使用“社会公正”时至少有两点应该是共识：

1）社会公正的关键在于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靠的不是个人的美德，而是执行公正的制度和法律。而且，只有社会公正了，个人的美德才能充分而持续地发扬。

2）社会公正不等于慈善或完美，公正只是公正而已，相当于孔子所说的“直”，而非“仁爱”。亚当·斯密也说过：“正义在多数场合只是一种消极品德；它只是阻止我们伤害自己的邻居。”从道义上讲，公正显然逊于仁爱，但它比仁爱更为可行，也更为必须。

《人性论》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休谟在《人性论》中把实验推理的方法应用于精神哲学方面，剖析人性中的“理智”和“情感”，建立了一个关于人性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休谟认为，正义“乃是由于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从本质上说，社会公正是建立在相互性上的，它保障的是所有公民在彼此交往时的利益，只有当社会上人人遵纪守法、无条件服从公正时，社会公正才有可能。以排队为例，如果每个人都循序渐进，队伍就能保持秩序。但只要有个别人插队，整个队伍就会混乱，因为人们甘心排队的前提是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公正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违法乱纪，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么公正的相互性就会遭到破坏，就不能指望其他人继续无条件地保持公正。社会的根基也就因此动摇瓦解，乃至礼崩乐坏，这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必须全力阻止的灾难。

政府垄断了维持社会公正的权力

维持社会公正最主要的方式是法治，其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当人们在组织社会、成立政府时，他们就把惩治违法、维持公正的权力交给了政府。用社会契约论的语言说，也就是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天赋人权交给了政府，以换取政府的保护。这样，公民在受到他人伤害时就不再直接去惩罚施害人，而是求助于法庭来主持正义。政府的公诉人以社会的名义来控告施害人，因为他不仅伤害了受害人，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公正的规则。至于执法人员本身破坏公正和司法腐败，那更是社会公正的大敌。可见，是政府垄断了维持社会公正的权力。人们无条件地服从政府，服从法律，服从公正，并不意味着放弃利益的相互性，政府更不应忘记这一社会公正的基础。

社会公正是维系社会的命脉，它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只有政府依法执政，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只有将违法者及时绳之以法，才不至于危及社会公正。生活在这种法治良序的社会里，人们就会逐渐养成公正的习惯，忘掉公正的相互性起源，毫无条件地遵守公正原则。

“侠义精神”在法治薄弱的地方深受百姓青睐和期盼

社会公正需要个人的配合，但个人公正不能替代社会公正。只有当政府在维持公正和保护公民上无能或不负责任时，才需要求助于公民个人的牺牲来加以弥补，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公民个人既无能力维持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永远无偿放弃自身利益，这种奏效一时之举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本。

明初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多以“好汉”自居，他们爱好武艺而且推崇十分“义气”，这种追求正好与先秦以来“侠”的精神气质相符。

个人即使有可能帮助维护社会公正，至多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自己的安全去换取他人的安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侠义精神和侠义文化在那些法治薄弱、政府维持公正效率很差的地方，就会格外发扬光大，深受百姓青睐和期盼。如果法制健全，天下公道，独行大侠和绿林好汉们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百姓有冤可以上诉，无需他人两肋插刀，代行法庭之职。因为那样做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如同在法律之外又另立了一套正义原则，法律只能更加威信扫地，政府亦无诚信可言。

人类社会难以避免个别不公正的现象

社会公正是永远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它并不允诺天堂，如果以为社会能达到绝对公正，那注定要失望的。一个基本上公正的社会远远不是君子国、理想国，它只是一个良序的法治社会，个别不公正的现象是人类社会难以避免的。可以预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私人间的不公正经常会发生。社会在变革和转型时，也常常会有许多无辜的人付出代价，他们仅仅因为正好处于某种位置或从事某项职业，便成为旧制度或旧技术的殉葬品，其偶然性犹如地震时正好身在某处而遭殃。社会公正只能相对减少他们的痛苦，却不可能使他们毫发无损。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的不公正是历史的积累，如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行业的等等，它们不符合现代人对社会公正的看法，但也不可能立刻改变、消失殆尽。

哈耶克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本身无所谓是否公正

哈耶克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

再说不同意“社会公正”这一提法的人，他们反对的其实是“分配公正”，因为“社会公正”已经越来越被普遍地等同于“分配公正”。哈耶克就属于这一类人，他的观点是：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有的行为规范被逐渐淘汰，有的被逐渐推广，决定这些取舍的因素也许很多，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积累和供养更多的人口，这样一个自然选择过程本身不可能要求它道德、公正。

哈耶克要说的是，进化是各种变数下的产物，本身不可能符合公正，这就如同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无所谓公正或是不公正。但他声明，他的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许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而“文化进化的产生，不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而且通过无数个‘祖先’，向个人传递各种习惯和信息。……文化进化较之生物进化要快得多。……文化进化主要是通过集体选择发挥作用；……”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哈耶克说：“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公正’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可能的状态，我甚至不相信它是个有意义的概念。” 

本文选自《自由的基因》，作者：钱满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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