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面对言论自由的伤害

文：刘擎

来源：友朋说（微信ID youpengshuo）

3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备受关注的“斯奈德诉菲尔普斯案”作出裁决，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诉讼纠纷，也再度引发关于言论自由问题的思考。

马修·斯奈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下士，2006年3月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年仅20岁。亲友们为他送葬，却遇到一群抗议者聚集在墓地附近的公路上，标语牌上写着“美国劫数难逃”“上帝憎恨同性恋者”“你将下地狱”等激烈言辞，干扰了葬礼的肃穆气氛。这些抗议者属于Westboro浸信会，这是由弗雷德·菲尔普斯创办的一个独立家族教会（并不被主流的浸信会所接受），秉持一种特别的信念——美国对同性恋的放任激怒了上帝，而这个国家的不幸灾难（从“9·11”到伊战中的大量伤亡）就是上帝的惩罚。他们热衷于四处奔走（甚至赶赴千里之外），到各地阵亡士兵的葬礼上，为抗议同性恋呐喊。

斯奈德的家人都不是同性恋者，但马修的父亲阿尔伯特仍然感到愤怒，对菲尔普斯等人提出诉讼，要求1000万美元的高额赔偿。2007年地方法院判斯奈德胜诉，但将赔偿金额降至500万美元，菲尔普斯不服提出上诉。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出于保障言论自由的理由，判斯奈德败诉。斯奈德继而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九名大法官以八比一的压倒性多数作出裁决，仍判斯奈德败诉。

在这个案例中，菲尔普斯的教会成员被许多人视为宗教极端分子，他们的“反美”示威并不是出于捍卫常人理解的正义原则，而是依据“同性恋遭天谴”的神秘信条。他们在葬礼上的行为，在许多人看来是冒犯无礼的寻衅。斯奈德则是明显的受害方（他的独子马修还是“为国捐躯”的战士），甚至大法官们都承认斯奈德一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那么，为什么最高法院最终没有站在斯奈德一边？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裁决书中写道：“言论是强有力的，它能刺激人们去行动，能让他们感动，因欢乐或悲伤而流泪，或造成巨大的痛苦——像这里所发生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能够用惩罚言论者的方式来对这种痛苦作出反应”。他指出，评判此案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言论性质：是公共关切还是私人问题？大法官们认为，Westboro教会的许多标语牌的确是在应对“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美国及其公民的政治与道德行为，我们国家的命运，军队中的同性恋”，因而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罗伯茨说，这个国家对言论自由的承诺，要求保护“那些甚至有伤害性的涉关公共问题的言论，以确保我们不会去抑制公共辩论”。也就是说，这个案例在大法官的权衡之中，维护公共辩论的理由压倒了对言论导致伤害的考量。

早在1929年，霍尔姆斯大法官就在一项裁决中指出，宪法原则中最紧要的是“自由思想的原则”——“不是为与己相宜者的自由思想，而是为我们所憎恨之思想的自由”。的确，如果言论自由总是有益无害的，那么人人都会赞同，也就无需任何特别的保护。正是由于自由的言论在许多情况下会损害某一方（政府、集体和个人）的权益，会遭到压抑、抵制与反感，才需要在原则上受到宪法的保障。自由、活跃与强劲的公共讨论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

美国最高法院近百年的判例史表明，多数派的意见倾向于严格维护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他们理解言论自由的种种危险——可能是危及国家安全的“泄密”（如“五角大楼文件案”），可能是诋毁官员名誉的“诽谤”（如“《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可能是煽动族群敌对与纷争的“仇恨言论”（如“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但只有当这些危险足够严重，才有可能压倒保障言论自由的考量。为此，霍尔姆斯在1919年提出“明显且即刻之危险的检测”标准。许多著名判例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标准。

在“斯奈德诉菲尔普斯案”中，惟一表达异议的大法官阿里托则认为，“为了让一个社会能够公开而强劲地辩论公共问题，没有必要允许对无辜受害者的残暴”。这话值得深思，人们也有理由质疑，美国为言论自由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了？

文章摘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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