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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11月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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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生于1953年12月，广西龙胜人。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我们常说，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它是人心所向，但并不见得是大势所趋。在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
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论证现代性诞生于英国，这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有趣的是麦克法兰把这一说法推到了极端，他认为英国在十一、十二世纪，至少是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现代化了。
麦克法兰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我是比较认同的。现代化当然和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富裕程度有关，和产业结构也有关，但是我觉得仅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和GDP的增长不等于现代化，现在很多阿拉伯石油国GDP和产业构成都是很现代的，但是谁也不把他们看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一种制度。甚至在我看来，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结合，结合了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或者是福利制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现代化？现代化在什么意义上是普世的，在什么意义上是随机的？我认为，现代化当然是一个普世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不管这个现代化最早是从哪里产生的，它一旦产生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国人十九世纪之所以接受西方的那一套，以至于中国出现强大的西化潮流，导致“三千年未有之变”，原因就在于觉得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契合于我们儒家的理想。很多当时的中国人跑到西方去以后最吃惊的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所谓的三代盛世就是这个样子。
儒家说三代最好，秦以后就礼崩乐坏，现在西方看我们就跟三代时我们看夷狄差不多。人们发现他们比我大清更“仁义”（当然是指内政），人家的政府对人民要好太多了，这就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很多人都说中国学习西方是因为被强者打败了，打败了我们就说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学谁。
其实汉族人是这样的吗？汉族人在历史上被多少蛮族打败过？羡慕过他们吗？中国近代当然也打了一些败仗，但要比起以前败给蒙古人、满洲人，也还算不上什么。历史上汉族人输得精光，全部领土都被人占领，败到那个程度，但汉族人文化上服气过吗？还是觉得自己的文明程度更高。
这与近代是不同的。总而言之，现代化包含很多普适的东西。这个普适的东西说来也简单，就是人总是希望富裕，希望自由，希望公平，希望“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我另外一个观点是，关于现代性的任何制度安排，任何具体措施的产生，是随机性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结果到了1980年代又兴起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文化决定论”，认为资本主义或者现代化基因天生就在西方（当然具体在哪里说法不一，有人说在古希腊，或者说在“两希”（加上个希伯来），有人说在古罗马，现在麦克法兰又说在英国），故而能够现代化，而我们没有这个基因，天生就不能现代化。这样的规律决定论或者基因决定论能够成立吗？
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可解释的地方，如果仅仅说成是奇迹和偶然，显然很没有意思。我们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去解释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如果不解释历史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所谓因果，是说由于什么什么，导致了什么什么。但是我们要清楚，历史学所谓的因果性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性，它从来就只是一种概率性的因果性，我们可以说由于什么什么，就很可能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决不能说由于什么什么，就必然什么什么。这种概率性的因果，其概率值再大也不可能大于1。而人类历史上的长过程通常都是由一系列的因果链组成的，而这个因果链的总概率是递减的。
讲得简单一点，由A到B的概率如果是0.8，由B到C的概率也是0.8，那由A到C的概率那就只有0.64，如果从C再到D、E、F、G，那这个概率值就越来越小，乃至趋近于零。我觉得，直接的因果关系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一旦把因果链拉长，它的说服力就很成问题，也就是说，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如果我们说产业革命造成了英国现在这个状况，可信程度是比较大的。推断是什么造成了产业革命，这个可信度也会比较高，因果链条还可以往前推，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每一个因果环节可信性都比较大，但是如果把因果链串起来得出一个总的因果说明，其成立的概率值就很低了，我觉得那几乎什么都不能说明。因此，我不同意把解释现代性的因果链条延伸到很长的一个范围内。
解释英国制度的起源，有两个流行的说法，一是贵族起源说，一是市民起源说。有些人认为，英国现代化的动力应该是市民，由于他们反抗贵族，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一切。而贵族起源说注意的是贵族对王权的制约，一个著名的表述是：1215年，由于国王打不过贵族，签了城下之盟，这就是《大宪章》，从此王权受到限制，英国有了宪 政制度的根基；由于有了1215年，于是就有了1688年（光荣革命）。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英国史的书写中一直并存，我们都知道，主张贵族起源说的基本上是托利党人，主张市民起源说的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史学家，马克思就是主张市民起源说的，很多辉格党人也是主张市民起源说的。这两个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单独使用恐怕都难以解释英国的历史进程。
中世纪英国，贵族势力强大，确实对王权有制约，但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市民力量的发展。市民力量的发展其实是在王权强大了以后把贵族势力压制下去以后发生的（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此现象），人们认为，在英国这发生在都铎时代。我们也知道，1215年《大宪章》制定出来以后，后来曾经被重新公布了20多次，原因就是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怎么把《大宪章》太当一回事。
后来的英国，一直没有出现国王完全战胜贵族，或者贵族完全摆脱国王的情况。在这种一会儿王权大，一会儿贵族强的循环中，英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市民一会儿利用王权摆脱贵族的控制，一会又利用贵族摆脱王权的控制，最终变得足够强大，把英国带到了全新的历史阶段。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很难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因果链条。
我们常说，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它是人心所向，但并不见得是大势所趋。在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只是因为凑巧，很多技术都由那些比较文明的民族发明的，靠着这些技术，他们才在二战中战胜了法西斯，战胜了纳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原子弹是纳粹和日本人先发明的，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那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人心所向可能证明了现代性的普适性，但是现代化绝不是大势所趋，在很多情况下它的确是一种偶然现象。当然，人心所向意味着一旦出现了大家都想学，概率就提高了，但仍然不是“必然”的。
其他
秦晖：也许现代化只是一种偶然
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论证现代性诞生于英国，这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有趣的是麦克法兰把这一说法推到了极端，他认为英国在十一、十二世纪，至少是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现代化了。
麦克法兰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我是比较认同的。现代化当然和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富裕程度有关，和产业结构也有关，但是我觉得仅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和GDP的增长不等于现代化，现在很多阿拉伯石油国GDP和产业构成都是很现代的，但是谁也不把他们看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一种制度。甚至在我看来，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结合，结合了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或者是福利制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现代化？现代化在什么意义上是普世的，在什么意义上是随机的？我认为，现代化当然是一个普世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不管这个现代化最早是从哪里产生的，它一旦产生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国人十九世纪之所以接受西方的那一套，以至于中国出现强大的西化潮流，导致“三千年未有之变”，原因就在于觉得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契合于我们儒家的理想。很多当时的中国人跑到西方去以后最吃惊的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所谓的三代盛世就是这个样子。
儒家说三代最好，秦以后就礼崩乐坏，现在西方看我们就跟三代时我们看夷狄差不多。人们发现他们比我大清更“仁义”（当然是指内政），人家的政府对人民要好太多了，这就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很多人都说中国学习西方是因为被强者打败了，打败了我们就说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学谁。
其实汉族人是这样的吗？汉族人在历史上被多少蛮族打败过？羡慕过他们吗？中国近代当然也打了一些败仗，但要比起以前败给蒙古人、满洲人，也还算不上什么。历史上汉族人输得精光，全部领土都被人占领，败到那个程度，但汉族人文化上服气过吗？还是觉得自己的文明程度更高。
这与近代是不同的。总而言之，现代化包含很多普适的东西。这个普适的东西说来也简单，就是人总是希望富裕，希望自由，希望公平，希望“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我另外一个观点是，关于现代性的任何制度安排，任何具体措施的产生，是随机性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结果到了1980年代又兴起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文化决定论”，认为资本主义或者现代化基因天生就在西方（当然具体在哪里说法不一，有人说在古希腊，或者说在“两希”（加上个希伯来），有人说在古罗马，现在麦克法兰又说在英国），故而能够现代化，而我们没有这个基因，天生就不能现代化。这样的规律决定论或者基因决定论能够成立吗？
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可解释的地方，如果仅仅说成是奇迹和偶然，显然很没有意思。我们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去解释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如果不解释历史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所谓因果，是说由于什么什么，导致了什么什么。但是我们要清楚，历史学所谓的因果性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性，它从来就只是一种概率性的因果性，我们可以说由于什么什么，就很可能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决不能说由于什么什么，就必然什么什么。这种概率性的因果，其概率值再大也不可能大于1。而人类历史上的长过程通常都是由一系列的因果链组成的，而这个因果链的总概率是递减的。
讲得简单一点，由A到B的概率如果是0.8，由B到C的概率也是0.8，那由A到C的概率那就只有0.64，如果从C再到D、E、F、G，那这个概率值就越来越小，乃至趋近于零。我觉得，直接的因果关系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一旦把因果链拉长，它的说服力就很成问题，也就是说，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如果我们说产业革命造成了英国现在这个状况，可信程度是比较大的。推断是什么造成了产业革命，这个可信度也会比较高，因果链条还可以往前推，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每一个因果环节可信性都比较大，但是如果把因果链串起来得出一个总的因果说明，其成立的概率值就很低了，我觉得那几乎什么都不能说明。因此，我不同意把解释现代性的因果链条延伸到很长的一个范围内。
解释英国制度的起源，有两个流行的说法，一是贵族起源说，一是市民起源说。有些人认为，英国现代化的动力应该是市民，由于他们反抗贵族，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一切。而贵族起源说注意的是贵族对王权的制约，一个著名的表述是：1215年，由于国王打不过贵族，签了城下之盟，这就是《大宪章》，从此王权受到限制，英国有了宪 政制度的根基；由于有了1215年，于是就有了1688年（光荣革命）。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英国史的书写中一直并存，我们都知道，主张贵族起源说的基本上是托利党人，主张市民起源说的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史学家，马克思就是主张市民起源说的，很多辉格党人也是主张市民起源说的。这两个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单独使用恐怕都难以解释英国的历史进程。
中世纪英国，贵族势力强大，确实对王权有制约，但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市民力量的发展。市民力量的发展其实是在王权强大了以后把贵族势力压制下去以后发生的（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此现象），人们认为，在英国这发生在都铎时代。我们也知道，1215年《大宪章》制定出来以后，后来曾经被重新公布了20多次，原因就是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怎么把《大宪章》太当一回事。
后来的英国，一直没有出现国王完全战胜贵族，或者贵族完全摆脱国王的情况。在这种一会儿王权大，一会儿贵族强的循环中，英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市民一会儿利用王权摆脱贵族的控制，一会又利用贵族摆脱王权的控制，最终变得足够强大，把英国带到了全新的历史阶段。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很难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因果链条。
我们常说，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它是人心所向，但并不见得是大势所趋。在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只是因为凑巧，很多技术都由那些比较文明的民族发明的，靠着这些技术，他们才在二战中战胜了法西斯，战胜了纳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原子弹是纳粹和日本人先发明的，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那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人心所向可能证明了现代性的普适性，但是现代化绝不是大势所趋，在很多情况下它的确是一种偶然现象。当然，人心所向意味着一旦出现了大家都想学，概率就提高了，但仍然不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