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支持干预主义？
卡耐基基金会曾经做过一项针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在主要的文科学校和研究型大学里，70%的教授认为他们是自由派或者温和自由派（是指左翼自由，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下同），只有不到20%的人认为他们是保守派或者温和保守派。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也有63%的教员认为自己是自由派。
我们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赞成安全法规、枪支管制、收入再分配、公立学校和反歧视法案。《南方经济期刊》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1%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收入分配应该再公平一些，81%的人认为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应当承担的立法责任。
为什么那么多大学教授、或者更一般意义上地说是知识分子，赞同干预主义？
哈耶克认为这里面有“样本选择偏见”问题。他说，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才，会到学术机构之外（即商业和职业世界），借助市场去寻找机会以获得职业和财务上的成功。而那些高智商但对市场没有好感的人就更有可能选择学术生涯。由于这个原因，大学从一开始就塞满了那些倾向赞成干预主义的知识分子。
这也导致了一种现象，即学术机构对市场运作知之甚少，因为他们都没有什么市场经验，生活在象牙塔里，拿着补贴，守着学术机构给予终生教职的保护。
哈耶克给出了部分解释，但是并不周全。因为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学术机构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倾向干预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大学教员的政治观点与普通大众差不多。是什么导致了后来的这种变化？
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学术机构从福利国家中获得了许多直接利益，而且这种利益还在不断增加。除了学生的财政资助之外，公立大学还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获得50%的运营基金，这使得他们从学杂费中获得的那18%相形见绌。甚至像斯坦福和哈佛这样的“私立”大学也从联邦补助和合同中获得将近20%的预算资金。加上学生财政补助，这一数字接近50%。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资料，公立四年制大学1/3的学生、私立大学1/2的学生都接受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
最典型的例子是《退伍军人权利法》，它给予学术部分的资助，远远超出了市场能提供的水平。这部法律由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签署，以帮助军人重返校园，1944-1956年花费税收145亿美元，该法案最新一版（2008）预计下个十年的开销为520亿美元。
为了明白政府资助为何对高等教育建设如此重要，我们只需要停下来稍微思考一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里学术机构的作用是什么？事实上，绝大多数学术机构根本就不那么重要。在一个自由社会，学术机构的数量会远远少于今天，它们的公共曝光率无疑会比现在低很多，大多数学术机构都会缺乏收入。尽管一部分人员会致力于学术研究，但绝大部分会是教师，他们的工作是将前辈的智慧传授给下一代。更有可能的是，学生也很少。有些学生可能会选择传统大学，而更多的可能会选择技术职业学校，在那里，老师会教授实用性的知识。
除了学校生涯外，专业学者还可以竞争政府机构有声望的高层职位。美国联邦政府雇佣了至少3000名经济学家——大概是美国经济学会所有成员的15%。美联储自己则雇佣了几百名经济学家。这对于这些学者的益处不仅是财务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正如李（Lee）指出的：
因此，很明显，对学术机构来说，生活在一个高度干预主义的社会里益处多多，学术机构倾向于赞成这种干预也就不足为奇了。
特别是经济学家们，他们作为政府顾问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创造和维持着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福利国家的模式。自然，当政府资助他们的研究时，他们也不可能要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如农业经济和货币经济这些应用领域寻求重大的改革。
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指出：自由市场与有壁垒的市场中的经济学家的职能有很大不同。他问道：“在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上经济学家能干什么？他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这很重要，因为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会认为市场是无秩序的，除此之外，他就干不了什么。”
而且，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并不是一种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源是有限的，选择就意味着机会放弃，我们的行为可能造成意外后果。当政府主张征收进口关税来帮助国内制造业的时候，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保护主义只会损害国内消费者；当政府建议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时，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法规只会伤害它本来想帮助的那些人，迫使他们失去工作。这些都明显不是政府愿意听到的论调。
但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却在极速扩张。部分原因是福利国家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经济专业的需求。这就像高犯罪率的增长就会引起犯罪学家的需求，因此，国家对福利、管制的日益增长就会引起对政策分析人士、反垄断顾问、税收和监管专家以及各种预测人员的需求增长。
如果要选择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单一事件来体现促进经济学家从批判干预向赞成福利国家的转变，那么，我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所得税被常态化和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的进步时代。在大萧条期间，华盛顿第一次开始雇佣大量经济学家加入像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中央计划组织。但是，即使在那些年，一般经济学家也都会赞成自由贸易、低税收和健全货币。
然而，二战是经济学专业化的分水岭。因为这是第一次专业经济学家全部加入了政府规划局的行列。其中的一个工作是控制物价，另一个工作是研究军事采购。
而且，在二战前，英语世界经济学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从那以后，经济学理论就改为晦涩的数学术语来表达了，而经济史变成了应用统计学的一个分支。那些名义上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也从中央计划模式中尝到了甜头，并且使得这种原则性的方向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长期来看，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危机可能是一件好事，它迫使我们去反思教育和知识的目标和目的，并夺走这种制度设置带给它们的权力。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看到学术和教育真正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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