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人是惟一会“嘲笑”的动物
关于人有许多定义,其中一个说,人是会笑的动物。这个定义被20世纪孜孜不倦的科学家动摇了,据他们的研究,另一些灵长类动物也有笑的表情。我则发现,猫也会笑。所以更可靠的说法可能是,人是惟一会“嘲笑”的动物。
处在“嘲笑链”底层的是“乡下人”。北京的小学生鲜衣怒马地下乡“同吃同住”,回来后最长久的话题是乡下孩子的种种“好玩”举止。
但一般而言,城里人来到乡下,一来是客,二是原本就是要欣赏更“低”的东西,所以并不怎么嘲笑,不但不嘲笑,还赞美兼以鼓励;可如果陈奂生进城,便像入侵一般,立即成为城里人嘲笑的对象。
我不知道民工之类的人受到过多少伤害,以我的想象,他们会一边在回乡后,嘲笑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一边怀恨在心,另外准备奋斗,获得这一种更高的嘲笑资格。
这种奋斗可能难有尽头,因为在城里,人们还是一级一级地嘲笑着;而且不同的城市的人们,也彼此嘲笑,石家庄人嘲笑保定人,北京人嘲笑石家庄人,上海人嘲笑北京人,全国人共同嘲笑上海人,因为上海人几乎处在“嘲笑链”的顶层,不如此不能对付他们。
不过,如果说广东的土财主,深圳的资本家,尚不足以动摇上海人的信心,香港之认祖归宗,可有点让上海人坐不稳了,——不过还不至于从椅子上跌下来,因为他们发现“香港人没文化”。
高级人士一到西方,又马上处于不妙境地。
不论在满清,还是在21世纪,出国考察的官员成为许多笑话的主角。在中国为文化先锋者,负笈西洋,第一件事就是发现自己还得重新奋斗,不仅仅是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还在“格调”上。
当然怀抱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不会缺少反击的法宝,自己人在一起时,少不得嘲笑“老外”的各种不聪明,但聚会一散,各自泄气,还得去研读“中产阶级入门”。
受了这种鸟气,一个不可低估的补偿是,回国时,口气便可以完全不同了。
有一种稳固的嘲笑链是反向的,学者会说,那是对阶层感的一种调整。不过,嘲笑归嘲笑,脚下仍要赶紧。不能说人嘲笑什么,就都渴望什么,但不少时候确实如此。愿意不愿意冒做可笑人物的风险,与是否“成功”大有关系。
在《儒林外史》里,匡超人从乡下上杭州,遇见景兰江,请教“开的什么宝店”,为什么开店还要看书,景兰江劈头盖脸地说:“你道这书单是戴头巾做秀才的才看吗?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进八股的。”匡超人又是惭愧,又是景仰,连夜便看“诗法入门”。后来听一位潘三说“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见识”自又长了一层。等到他中了举,待选内廷教习,再见到景兰江时,连茶楼也不愿去,非要到酒楼上,才说:
“不然!不然!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公座、朱墨、笔砚,摆得停当,我早上进去,升了公座,那学生送书上来,我只把那日子用朱笔一点,他就下去了,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面前磕头。像这国子监的祭酒,是我的老师,他就是现任中堂的儿子,中堂是太老师。前日太老师有病,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单只请我进去,坐在床沿上,谈了一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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