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反向乌托邦也配拥有发达文明吗？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Author 禅心云起
文：Ryan Miller 编译：瑞秋的春天
来源：经济教育基金会，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尽管这类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世界远非理想，但其中虚构出来的科技发展进步本身，反映出了大多数人至少是被动地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错谬的观念。
安兰德小说《一个人》才是反向乌托邦的真实写照。
赫胥黎名著《美丽新世界》改编而成的美剧处在热播之中。从剧情来看，美剧《美丽新世界》的社会具备了反向乌托邦的许多共同之处：
❶ 财产公共所有；
❷ “彼此拥有彼此”的集体生活；
❸“种姓”、等级或身份社会；
❹ 一个人的角色和职业都是预先分配和固定好的；
❺ 一个“中枢机构”对社会无微不至的控制；
❻ 对儿童的斯巴达式教育；
❼ 个人没有隐私可言，甚至取消了“个人”这一概念。
这部美剧的背景设定在未来（公元2540年）的“新伦敦”（位置就在现代英国），片中有大量的科幻元素。《美丽新世界》的整个社会看起来富足而文明：这个世界只有欢笑，没有眼泪，只有阳光，没有乌云，社会和谐、稳定和富裕，免于痛苦、匮乏和恐惧。
在“新伦敦”，婚姻、家庭、隐私和财产都成了过去式，不存在天长地久的爱情和稳定的男女关系，如果你有了个人隐私或者长期只和一名异性保持交往，会受到官员“善意”的训诫，必要时会被送去接受改造。与之相对的是“蛮荒之地”——现代美国所在的位置，保留了传统的婚姻、家庭和生活习俗，看过去灰暗、贫穷和落后。
这一幕让我不禁联想起了安兰德的中篇小说《一个人》（英文原著名：Anthem）。这部小说讲述了“平等7-2521”（后改称“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主人公生活在一个让“个人”概念黯然失色的集体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像“我”和“我的”这样的词汇已经不复存在了。安兰德描述了普罗米修斯发现了（作为个体的）自己以及世界原貌的人生历程。
在《一个人》的社会里，婴儿会被直接从他们的“父母”（所谓父母也仅仅是为了繁殖而由优生委员会指派）身边带走，先是在“婴儿之家”养大，然后进入“学生之家”接受教育，最终在十五岁时，由职业委员会给他们分配终身职业。一切行事都要为了所谓“手足兄弟”的利益，不许有选择偏好，不许有超群能力，辛苦劳作会因其本身而不是作为改善自己或人类状况的一种方式而受到赞扬。
但和《美丽新世界》不同，安兰德这一故事的惊人之处就是：它准确地描绘了在这种扼杀生命活力的条件下，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举个例子，“学者之家”因最近（100年前）才（重新）发明了蜡烛和玻璃之类的奇迹而受到称赞。
和发现“伟大真理”（也即“所有人皆为一体，没有别的意志，只有共同意志”）并实现“伟大复兴”之前的时代相比，人类实际上失去了几千年的进步，回到了连油灯或钟表这些基本设施都没有的赤贫时代。
安兰德的天才之处在于能够敏锐地指出了，如果上述“伟大真理”得到了发现并真正付诸行动，什么才会是这个世界真正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是典型的反向乌托邦故事对这一类社会的表述方式。我们知道，《美丽新世界》、《1984》、《赐予者》、《分歧者》、《均衡》以及其他许多类似文艺作品，都喜欢在完全或近乎完全压迫、对个人实施控制以及对强制执行一致的背景下，展现某种科技超级发达的世界。
尽管个人意志、激励和创造力几乎遭到了完全摧毁（经常是药物所致），这些社会的技术能力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水平。就《美丽新世界》而言，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新的高度：
❶ 父母不再参与繁殖后代，取消了胎生概念，婴儿在培育中心进行自动化生产；
❷ 人类从试管受精开始，就被划分为五个等级：α、β、γ、δ、ε，并在出生后接受相应教育；
❸ 女性利用药物和先进器材避孕；
❹ 没有明显副作用的神经药物“唆麻”（Soma）让每个人克服负面情绪，永远顺从和快乐；
❺ 拥有风驰电骋的无人驾驶飞机、高速列车；
❻ 利用火箭进行长途洲际旅行，十几分钟内就能从新伦敦抵达北美的蛮荒之地；
❼ 在《1984年》中有种叫“电幕”的神奇监控系统（包括电视屏幕、微型麦克风、摄相机和语音识别设备），安置在各种场所甚至家里监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美剧《美丽新世界》中也有类似技术，但更先进：一种不仅能见你所见、还能读取你记忆的神经隐性眼镜。
在其他类似故事中，技术先进到足可以控制天气（《赐予者》），给孩子进行血清诱导的心理能力测试（《分歧者》），完全抑制情绪（《均衡》）。除此之外，在以上这些故事以及反向乌托邦未来流派的其他许多故事当中，还有无数类似的高科技发明。
然而，我们需要问的是，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来发明的呢？这些非凡的壮举，在故事中常被用来达到某些阴暗的目的。但它们实际上都隐含着令人敬畏的或者至少是高度复杂的发明或创新。这些新概念需要多年的思考、试错、失败和修修补补，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这一切需要个人的聪明才智、创造力，以及由个人尊严和利益所带来的激励。
历史上每一项重大突破，都是由一些对特定领域事务的一反常规或悖离传统的怪人所取得的。如果都按照一贯方式行事，他们就永远不会有能力跳出思维定式，发现或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发明家和创新者需要有奇思妙想、怪异举止、拙于社交或者对抗现有秩序的意愿和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必要从这个主意中获得利益。
但所有这些故事当中建立起来的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摧毁了我们的差异，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激情，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的能力以及我们从事创造活动的激励（哪怕我们有能力去创造）。
所以，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先进的社会是从何而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他们也许可以享用之前社会创造的财富，但这只能是极其短暂的。前人创造的财富最终会干涸。如果没有一代代新的——雄心勃勃的、有聪明才智的梦想家、发明家、创造者——第一个跳出思维定式的人，就没人能够维持和再造这些财富。这就是安兰德在《一个人》中创造的世界：没有“个人”的绝望世界。
在许多反向乌托邦影视作品中对未来发达社会的塑造，提醒着我们注意这种习惯思维存在的误区，即认为事情“就这样发生”——无论环境和条件如何，创新、发明和进步都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尽管这类作品中所描绘的世界远非理想，但其中虚构出来的科技发展进步本身，反映出了大多数人至少是被动地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一种错谬的观念。
正如《美丽新世界》一书所讲述：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而《美丽新世界》是与《1984》齐名的反乌托邦书籍。但，如果要说《1984》描述的是过去与现在，而赫胥黎描述的则是未来。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 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奥威尔与赫胥黎，最后都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极权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个人的灾难，更是对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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