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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发表《形而上学》，他认为，万物皆在运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不动的原动者”，那就是存在于物质形式之外的理念,这一思辨后来被命名为“第一推动力”。牛顿认为，“第一推动力”是上帝；而霍金认为，“第一推动力”根本不存在；不过，大部分人认为，世界的“第一推动力”是科学，正如那句无人不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人观念中的“科学”，来源于日本学者的翻译，因此有诸多误解，最常见的三大误解就是：“科”“技”不分，将“科学”与“宗教”对立，将“科学方法论”用于社会治理。吴国盛老师在《什么是科学》中写道，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别非常大，西方思考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实用性，而中国人思考的出发点则截然相反。中国人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几乎都在解决实用性问题——如何丈量田地，怎么算粮价等等。西方的《几何原本》，则全部都是数学概念的推导与延伸，没有丝毫实际用处；西方数学史上的一些经典问题，比如四色问题——画任何一个复杂的地图，用四种颜色能把国家区分开即可。但是，在发现这个现象后，西方人偏偏要追问，这是为什么？比如，哥德堡七桥问题——哥德堡这个城市有好多河流，这个城市里面有七座桥，如何才能不走任何一次冤枉路，一次性通过七座桥？西方人在智力游戏上的执著，让中国人非常费解，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别，让我们在理解“科学”这一西方舶来品时，总是“科技不分”——但凡提及“科学”，就很容易和“科技”混为一谈，而在谈“科学”时，又往往指向“技术”。清晰、正确的概念是一切思考的前提。混乱的概念表述，阻碍了我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我们先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含义——“科学”指的是一个抽象的逻辑模型，例如牛顿三大定律，乍一看，几乎没有任何实用性。“技术”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实际应用。比如，中国四大发明，今天的5G技术，AI技术等。西方倾向于先抽象出一个思维模型，再用实践去检验可靠性，最后以此为指导，发展应用技术。中国仅仅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直接根据经验发展实际可用的技术。“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大分流？其中一种解释，角度非常独特：作为西方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希腊，当地土地贫瘠，地貌多山石，当地农业产量完全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这迫使他们必须把商品做得极精巧，前往埃及、两河流域经商换回粮食。地中海是欧亚非之间的内湖，风平浪静，希腊人只要用一叶扁舟就能横跨地中海，进行充分交流，商贸活动才得以全面展开。环地中海地区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拼音文字的诞生——在充分交流的环境中，各个民族不得不丢弃各自的象形文字，用音标把语音标注下来。商贸枢纽腓尼基，最早形成了完备的拼音文字体系。拼音文字一旦发生，拼音的符号就会把原有具象的概念丢失。比如“太阳”一词，在象形文字中就是一副具象的画，所有人就能识别，而在拼音文字中只是一个符号“sun”，这个抽象的符号必须被赋予一个命题，比如“sun”是太阳，“sun”是太阳神的居所，才能被人理解。在拼音文字体系中，任何一个名词都必须通过一个逻辑语法结构才能被赋予意义。一个复杂的抽象体系由此建立。使用这种文字的人，说每句话、做每件事，都必须在逻辑架构上运行。它奠定了西方人分分秒秒训练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并由此衍生出了西方文明庞杂的哲学思辨体系和科学理论体系。
起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明则完全相反。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北方是西伯利来苦寒地带，西北方是天山山脉，西南方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向东向南是汪洋的大海，地理上与其它文明的隔绝，造成了封闭的、缺乏交流的文明状态。而且，作为人类三大原始农耕基地之一（另两块是尼罗河、两河流域，东亚唯一的农耕基地），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不同，不需要也没有条件发展对外贸易。于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体系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中国人则用这些字符完整地缔造了中华文明。象形文字在感官上的具象类比，基本上排斥了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中国早期的文字语言体系，没有精密的语法逻辑结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在具象思维的长期浸染下，中国人长于具体的技术应用，而短于抽象的逻辑思维。![]()
以天文学为例。罗马帝国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地心说”，为了证明这个概念的正确性，他先是构造了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再通过实践观察加以验证。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仅仅是依靠逻辑推演就指出了托勒密论证中的谬误之处，而实证证据则要到哥白尼去世后80年才发现。通过实证检验之后，“日心说”的地位得以确认。可见，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是精密的逻辑推演，缜密而具有延展性。那些抽象的、看似无用的理论，将会源源不断产生具象的、有价值的实用技术。中国具象的思维方式，虽然更容易应用，但却没有拓展性。这导致了诞生时领先世界的技术，却很难更新拓展，比如四大发明。思维方式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在技术上长期领先于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后，在科学上成为迟到者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前，一名法国男子在火车上看到一位老人正在读经赞扬上帝，就上去说：“虽然你岁数大了，但是观念也不能太落伍，都现代社会了，还信仰什么上帝，你也得懂点科学。”老人问：“你懂科学？”年轻人说：“对啊，我懂，要不我借几本书给你看看？”老人说：“可以啊，我也想去学点科学，你帮我把书寄到这儿。”年轻人接过名片后傻了，老人是当时世界最知名学府巴黎科学院院长巴斯德先生。科学与宗教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科学与宗教是尖锐对立的——科学讲究的是怀疑，实证精神，而宗教要求的是纯粹的信仰，不允许怀疑。历史课上 “哥白尼因‘日心说’被迫害”、“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伽利略因宣扬‘日心说’被判刑”等故事更是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认知。在很多人眼里，宗教往往同迷信划上了等号，但实际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拥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神学思想之高深，堪称是人类文明中最精致的思想体系。而它们往往反对的就是迷信，诸如巫术，作法，算命等等。要真正理解世界三大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可参阅《人的宗教》一书。在人们的观念中，常常把宗教和迷信划上等号，进而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但是，与科学对立的，是迷信，而非宗教。宗教迫害科学的谬误，最常被提及的，是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事实上，布鲁诺是宗教系统里的异端，他宣称耶稣和摩西都是大巫师，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从古埃及偷来的，只有古埃及的“太阳神”才是真正的主。可见，当时复杂的宗教冲突，才是布鲁诺遭受火刑的根本原因。诚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理性化，不断把原始巫术的成分不断剔除，宗教不断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 科学与宗教互相滋养
但实际上，过去300年最有影响力的300名科学家中，只有20多人不信仰上帝。他们普遍认为，上帝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就是宇宙万物。崇拜上帝有两大途径——阅读《圣经》和探索上帝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的规律。西方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科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发现上帝所遗留下的规律，无论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牛顿的“三大定律”、还是诸如水在正常气压下，100度就烧开，0度就结冰等自然规律，都是上帝所谱写的华丽篇章，上帝才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例如，电学之父法拉第就是教堂的神职人员；电报的发明人摩尔斯在人类第一则电报上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电报的奇迹是上帝创造的；牛顿在发现了“三大定律”后说，没有上帝，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基督教是科学的接生婆。”可见，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死敌”，而是一种水乳交融，血脉相连的关系。苏联曾流传过这样一个冷幽默：在大学的公共政治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乌托邦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一位学生站起来回答说：“乌托邦主义肯定不是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的话，应该像巴甫洛夫先生那样，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这位学生的回答虽然很“科学”——先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的话再推广到人类。然而，却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管理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这一问题，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认为，科学方法论只能作为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参考维度，但是如果将科学方法论——“精确控制，完美管理，建立模型，准确预测”用于指导、规划社会运行，就变成了滥用理性的“唯科学主义”。牛顿力学的诞生掀起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将大英帝国推到了巅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再次引发了一场科学崇拜的狂潮；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让经济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19世纪30年代，社会学界的孔德与圣西门开始使用统计物理（又称统计力学）、数学工具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摒弃“古典经济学”纯思辨式的经济研究模式，开始把数学模型纳入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宗师萨缪尔森将数学模型与经济学思想融为一体，奠定了今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尽管科学方法论与工具在各个学科大放异彩，带来了空前的创新与革命，但是，人们却高估了理性，低估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结果是理性被滥用之殇——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让人们对自由市场丧失了信心。“唯科学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不期而遇，在“构建一个人间天堂”的口号中，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铺就了一条条通往奴役之路......对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科学的研究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科学的前提。然而，人文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是不可观测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唯科学主义者”，恰恰忽略了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因此是对“科学的反革命”。这是导致20世纪文明倒退、经济匮乏、社会混乱与人道灾难的根本原因。![]()
诚如哈耶克所言，我们深信理性逻辑的威力，但也不敢低估它的局限性，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一切涉及人类社会的研究，绝不可能是数学或者物理学所代表的那种“永恒真理”，它必然更像生物学逻辑。生物学的研究范式不是靠严谨的数学公式体现其深邃的价值，而是依赖大量物种进化的细节展示其统一逻辑的强大威力。而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千百万人观念的定式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不参考经济史所提供的丰富内容，纯粹的数学模型永远走不出自娱自乐的泥沼。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巨大价值将会伴随文明的始终。”如今，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远超20世纪，遗憾的是，人类对科学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滥用，绝不逊色于20世纪——区块链、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随时监控万物的走向，于是有人提出，物联网加人工智能，可以复活“计划经济”。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让人类进化速度提速。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强大，不断有人提出，“AI”将颠覆现有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整体的精确把控，从而达到“完美状态”。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科学”曾是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口号。百年之后，单看科学，中国已经可以研发并突破“5G”等重大技术。
然而， 一次次由科学或技术引发的舆论交锋告诉我们：科学素养固然亟需提升，但更要警惕科学被滥用，因为前者最多导致落后，而后者却可能让我们失去仅有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价值显然被长期低估。曾与诺奖得主科斯合著《变革中国》的经济学家王宁说：“我到美国买的第一部书就是《科学的反革命》，本书对理性滥用的批判，事关经济学走哪条路的核心问题。”但显然，《科学的反革命》关乎的，绝不只是经济学走那条路，而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那条路。
本书曾一度绝版，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携手译林出版社与译者冯克利老师，有幸复活本书，点击下图，可独家收藏。（还可选购哈耶克其他作品，以及本文推荐的“科学三书”）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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