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天朝体系的最后崩溃

雷颐新少数派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

《尚书·禹贡》把天下分为五个同心而具有阶级性的地区，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它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它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已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代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即颁发敕文（诏敕）承认其地位。据《明会典》所列，朝贡国超过100个。其中关系密切、定期朝贡的国家有几十个。如规定朝鲜一年三贡，由辽阳、广宁入山海关入贡；琉球二年一贡，由福建闽县入贡；安南三年一贡，由广西凭祥入贡；日本十年一贡，由浙江宁波府入贡……

1644年，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开始进入“华夏”、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在乾隆、嘉庆两朝《会典》，包括葡萄牙、意大利、英国在内的“西洋”，也被列入朝贡国家。虽然这些“西洋”国家并未向中国进贡，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其实，就在满清入关四年后，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于1648年在欧洲形成。1618至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残酷的30年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开始和谈，到1648年10月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建立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随着欧洲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

当然，几百年间国际关系的“实际”是弱肉强食的“实力决定”，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原则又一直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式形成。在此条约诞生之前，对欧洲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早已在意大利发生，新大陆、新航线已经“发现”，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开始、欧洲已经开始其全球性扩张……这些，都预示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迟早会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华夷秩序”发生冲突。

鸦片战争以暴力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天朝”开始了缓缓崩溃的过程。面对这种“华夏中心”天朝体系的崩溃，清政府当然心有不甘，一直在痛苦地抵抗。“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体现。由于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传统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

但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与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

宁波，五口通商的城市，甬海关所在地

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但这毕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认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在1858年6月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列强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仍反映清政府不愿承认与狄夷有政治关系。

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实际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一些外交谈判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原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北洋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

对外交涉由南、北洋大臣负责，核心之处是“列强”也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尽量维护中国是“天朝上国”传统的“天朝”体制。

但清廷最反对的还是破坏“天朝”体制的外国公使进京。为避免外国公使到北京换约，清政府提出在上海换约。但是，西方列强坚持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一定要公使在北京换约，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列强最终决定用武力达到目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下旬，奕䜣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

一个缺口被打开，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有外国驻华使节，他们觐见皇帝之礼迟早会提出来。清政府一直坚持外国驻华使节晋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下跪行礼，显示中国仍是“天朝上国”。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递交国书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根本性的“礼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这一次，各国使节采取公使团联衔照会总理衙门的方法，提出同治皇帝亲政之时，如果他们不代表本国亲见皇帝、递交国书，就是失职。而且，按国际惯例，一国使臣进入某国后，如该国元首不予接见并接受国书，显系不友好的表示。他们还专门提到《万国公法》：“兹在泰西各国，向为例准，应有优待之处。觐见之礼，最为崇巨，准否施行，有汉译之《万国公法》一书可稽。”《万国公法》是一本翻译著作，由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译自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同治三年（1864年）京师同文馆刊行。此书出版，使清政府对当时的“国际法”有最基本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要求清政府接受“万国公法”，亦即迫使清政府屈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对此要求，清政府反复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中外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陈了列强的强硬态度，同时一再说明自己据理力争：“告以惟拜跪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不过，通观他的奏折，他的基本态度其实是知道此事只能按国际惯例办，委婉主张朝廷通融折衷。所以，他对列强照会提出的行鞠躬之礼做出了颇有意思的解释：“所谓鞠躬，即彼国府首立地而叩之礼。”而且，国际惯例是三鞠躬，总理街门要求五鞠躬作为妥协。

由于事关重大，在这四个月之中，清政府各路官员也纷纷发表意见，激烈争论。综合内外各情考虑之后，清政府终于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并行西洋鞠躬礼，而列强驻华使臣也同意“五鞠躬”而不是国际惯例的“三鞠躬”。但是，此时中国对传统的进贡国日本仍有“天朝上国”心态，恭亲王奕䜣事先会见日本使臣时曾提出，日本使臣见中国皇帝时仍应按惯例行中国的跪拜之礼。结果，被日本使臣厉声拒绝。

1873年6月29日，日、俄、美、英、法、荷等国使节在紫光阁顺序觐见清同治皇帝，未行跪礼，总共约半个小时。有必要一提的是，日本使臣只行了三揖之礼，其他使节则行五鞠躬之礼。虽只短短半小时，但这见皇上/天子不下跪的半小时却是划时代时刻，是“天朝”崩溃的重要标志。

“藩属”的脱离，是天朝体系崩溃另一个重要方面。早在鸦片战争前，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展，东南亚渐渐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向“天朝”进贡的国家越来越少。终于，鸦片战争后，原本与中国密切的进贡国也渐渐停贡。1853年，南掌（今老挝）因太平天国阻碍贡道，由此停止进贡；1869年，暹罗（今泰国）正式停止进贡；1875年后，已被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再未向中国进贡；1879年，琉球被日本正式吞并；1884年法国迫使越南与之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越南主权丧失殆尽而且规定越南与中国脱离宗藩关系，1885年法国又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正式放弃了对越的宗主国地位。这样，1885年后唯一实质性的“进贡国”只剩朝鲜。

允许外国在中国建立使馆，突破了天朝体制。允许外国使节晋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突破了天朝礼仪。除朝鲜外，全部“藩属”都已脱离。因此，天朝的体制、礼仪已经破坏，藩属只剩朝鲜，成为“天朝”唯一一块基石。

但是，这唯一的一块基石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立即出现“征韩论”，吞并朝鲜成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署《江华条约》，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了几个港口通商，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日本人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这是近代朝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朝鲜仍奉中国为宗主国，按期遣使向中国朝贡，对带有“皇”、“敕”等字样的日本国书拒不接受。

清政府意识到朝鲜的地位已经危险，在“以夷制夷”政策主导下，催促甚至直接参与了朝鲜先后与美、英、德、俄、法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企图在朝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上写明朝鲜为中国属国，以确保列强承认自身的宗主国地位。但清政府这种努力并未成功，只是由朝鲜政府在签约后单方面发表明确中朝宗藩关系的照全，意义委实有限。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和日本先后积极介入。事后，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进一步对日本开放，日本在朝鲜享有更多特权，重要的一点是允许日本使馆驻兵。

《仁川条约》签订后，日本侵朝野心已昭然若揭，朝鲜危机进一步加深。如何制定朝鲜政策，清政府内部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张謇、袁世凯等人为代表，主张东征日本，为朝毁约，然后将朝鲜废藩置省，直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设立监国，派人直接管理朝鲜内政外交。第二种意见是朝鲜独立，各国共保。具体说就是让朝鲜“自主”，与中国脱离传统的“宗藩关系”。第三种意见是保持传统宗藩关系，加强对朝鲜的干预、控制。经过反复讨论权衡，清政府最后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

1887年，在列强压力下，朝鲜政府决定向日、美、英、德、俄、意、法派遣驻外使节。清政府表示反对，迫使朝鲜向管理藩属的礼部呈递咨文，先征得清政府同意。随后，李鸿章亲自拟定了清朝与朝鲜驻外使节体制的《应行三端》，主要内容是：一，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中国公使协同赴所驻国外交部。第二，遇有外交宴会，应随中国公使之后。第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应先密商中国公使核示。此皆“属邦”分内应行体制，与各国无关，各国不能过问。不久，清政府迫使朝鲜政府将不遵守《应行三端》的驻美公使召回免职。通过加强对朝鲜驻外公使的控制权，企图迫令列强各国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

今天看来，清政府要朝鲜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但又要求朝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上写明朝鲜为中国属国，清政府为朝鲜制定的《应行三端》，都是荒谬之举。但历史地看，这种“荒谬”恰是“天朝”体系被动地、不得不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过渡的反映。

《马关条约》签约现场

1894年，日本终于利用朝鲜问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中国惨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一款确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天朝体系，最终崩溃。

天朝体系的最后崩溃，是东亚地区中日实力此消彼长，新兴的日本挑起侵略战争的结果。直到20世纪前半叶，当新的力量崛起，地区旧有平衡被打破时，多是以战争的方式重新“定格”，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当新的力量崛起，地区旧有平衡被打破时，人类应有智慧不再以战争的方式为之重新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