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与哈耶克穿越时空的对话

文 | 杜益民 童科

曼德维尔（1670－1733）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毕业于莱顿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生平事迹语焉不详。主要著作《蜜蜂的寓言》(以下简称《寓言》)的雏形是1705年出版的《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作老实人》，为讽刺性散文诗体，初衷在于嘲笑同代人对人类的自负。1714年，作者加进“道德的起源”和一些注释，改名为《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出版，未引起学界重视，但他的思想已经变得清晰起来了。1723年，又加进《论社会本质之研究》等论文再版时，突然引起广泛关注。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和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728年又增加第二卷，包括六个对话。曼德维尔还著有《关于宗教、教会和国家幸福的自由思考》、《为公共烦恼的中肯辩护》、《关于荣誉起源的研究》等。在世界思想史上，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会制度结构自发生长的经典模式。

哈耶克（1899—1992）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先后获法律和政治科学学士学位。在60余年的著述生涯中，哈耶克留给世人20余部著作和大量论文，主要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感觉的秩序》、《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等。1974年，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当年的经济学奖授予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哈耶克的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并且把这诸多领域中的深邃理论和前沿探索融汇到自己思想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影响了世界各国思想家对人类社会运行基本法则和原理的认识。自生自发秩序（在其晚年演变成为“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理论，是哈耶克一生经济社会思想的主轴。

2014年初夏，哈耶克见到了曼德维尔。在温暖阳光照射下，他们洋溢着久别重逢的笑脸。他们只是淡淡地握了一下手，但是两人的心却在紧紧地拥抱。他知道，他定会懂得自己的思考，亦如自己能读懂他页页行行不倦的求索。

曼德维尔：我曾模拟了无数种的对话，只为等待与您见面的那一刻。

哈耶克：您就是曾经打动我心弦、引起共鸣的那个人，我也无数次地想象着会见的场景。

曼德维尔：谢谢您一直惦念着我。1966年，您在英国国家学术院作了题为《曼德维尔大夫》的演讲。前不久，我拿来认真看了一遍，掩卷深思，良久感喟。

哈耶克：我在演讲中用了10节的篇幅，客观评价了您这位启蒙思想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抹去了历史的尘埃，让您的思想发出一线光芒。我在多部著作中提及过您，引用您的重要思想，并抱怨您在经济学史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我并不想把您说成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您是亚当·斯密经济自由观点的先驱，这是应该得到的公认地位。

曼德维尔：我在《寓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私人的罪恶产生公共利益。我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只巨大蜂巢，把人比喻成蜂巢中的蜜蜂，“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现了人类的一切行为”。人生来就是一种自私、难以驾驭的动物，不论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抑或是为个人荣誉感而产生的善举，人类行为的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这种自利本性。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但我并不认为一切恶都是公众利益之源，也要经过正义的“修剪、约束”。我首先确定一条原则，在一切社会中，为善乃是每个成员的责任，美德应该鼓励，恶行应遭谴责，法律应当遵守，违法当受惩罚。然后我要说，考察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并看一看世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便会看到，人的本性自从亚当堕落以来始终如一，其优点和弱点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显而易见，并不因为年代、气候和信仰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寓言》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被人骂为“邪恶”，出第三版时一家地方法院专门立案，判定此书是在“扰乱社会秩序”，作为一种社会“公害”而予以查禁。那时，我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令道德哲学家感到恐慌的名字。

《蜜蜂的寓言》

哈耶克：实际上，在这些批判者中，没有哪一个说出的道理比您更多更深刻。尽管引来一致批判，但当时《寓言》几乎无人不读，且鲜有人能免受感染，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影响经久不衰。您的努力使经济的观点摆脱了传统的道德评判，这是向科学的解释迈出的巨大进步，也是留给后世学者的宝贵遗产的一部分。马克思曾经写道：“只有曼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在您的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休谟认识到，市场使人们有可能“为他人服务却并不表示真正的善意”，甚至根本不认识服务对象；市场还使人有可能“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尽管其他人并不抱有这种目的”。既然哈奇森博士不攻击《寓言》连课都讲不下去，那么我们当可相信，他的学生斯密很快也会展卷捧读。斯密吸收了您关于私人之恶带来公众之善的观点，认为“诉诸于每人的利己之心，正是我们说服他人做我们所期望于他们的事的最好途径”，“看不见的手”引导着自私的个体促进社会公益。200多年后，凯恩斯也从中得到启示。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根据《寓言》提出“节俭悖论”，认为缩减消费的心理与行为会导致收入继续下降，社会的不景气与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加剧。当然，“节俭悖论”是依据国民收入理论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只是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存在，而且是一种短期现象（编注：有误，哈耶克对“节俭悖论”完全持否定态度，可参见《老虎的尾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认为，“利己的润滑油将使经济齿轮几乎以奇迹般方式来运转”。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我倾向于使用“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识去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不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

曼德维尔：史称的“曼德维尔”悖论与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含义上一致，但我在表述上则不无欠缺，导致了美德与商业社会的动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刚才，您的解释就很柔润。您还曾经写道，“自爱或自利这些词并不是指狭义的自我中心，而是指某个具体人的比较直接的需求”，“‘自我’实际上是指一个人要关心照顾的对象”。同时，您从知识分工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更广泛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人是利己的，相当深刻。由于人只能了解整个社会的极小一部分，能促使他行动的，就是他的行动对他所熟悉的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他熟悉的领域”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家庭、朋友之类的东西，而绝不仅仅是指狭隘的“自己”。

哈耶克：我非常乐意把您作为一名真正伟大的心理学家加以称赞，尽管这个名称可能不足以用来称呼一位伟大的人性研究者。您大学毕业后即行医，专治“歇斯底里”病，而立之年时开始在伦敦作为一名神经和肠胃病专家及精神病学家开展工作，持续了37年之久，并写了一本论述精神病学的著作《论忧郁情绪和歇斯底里情绪》。我注意到了您出色的心理学见解，尤其是对受情绪引导的行为事后加以合理化的现代观念，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令人感兴趣的认识，以及对出生时失明后来又获得视力的人学会判断距离的方式所作的观察。您对贪婪、骄傲、羞怯、恐惧、虚伪、愤怒、嫉妒、自爱等心理现象在意识层面作了交代，带给人们无穷回味的心理学解释。我发现，斯密在论述人类天性的和谐时对仁慈、骄傲、自爱、野心等心理现象的分析，明显带有曼德维尔式风格。

我同您一样，对生物学、心理学很喜欢。上学后除了生物学之外，我对别的课程一概提不起兴趣。14岁那年，由于拉丁语、希腊文和数学不及格，不得不留级一年。上大学头一年，我最热衷的是心理学，曾经探究过大脑神经纤维束，后来写过《感觉秩序》这部心理学著作。我一直认定心理学研究是自己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是许多学术研究的灵感来源。

回来说一说您的劳动分工理论。我那次在学术院的演讲中公开声明，“我们应把‘劳动分工’一词，以及对这种现象更清晰的认识，归功于他。”在书中，您生动描述了制造一块红布的遍布全球的所有行为，它对斯密显然起了启发作用，并成为第二卷中准确介绍劳动分工的基础。窥视讨论的背后，您明显已经有了一种对市场产生自发秩序的意识。请把这一段再念一念。

曼德维尔：尊重您的提议。那段描写是这样的，“在世界的一些地方，需要多少忙碌、多少行业的能工巧匠才能做出一块上好的大红或深红的布料！这需要羊毛梳理工、纺纱工、织布工、织机工、洗布工、染布工、安装工、制图工和包装工的大量劳动。不仅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劳动，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与此距离更远、可能被看做毫不相干的劳动……”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的种种需要刺激一切艺术、科学、贸易、手工业和各行各业发展；每个人在其中劳作皆是为了自己，无论他看上去是如何在为他人劳作；贸易和制造业的种类愈多，从业者愈是勤勉，各个行业的分支愈多，社会中包含的人口愈多，人们的谋生之道愈是千差万别，该社会就愈容易成为一个富裕、强盛和繁荣的国家。

哈耶克：科学的经济学始于1681年，此年配弟对伦敦城迅速发展的原因着了迷。在一篇题为《人类的成长、增加和成倍增长》的论文里，他解释了为何更大的人口密度会引起更广泛的劳动分工。这个影响深远的观点，显然经由您传给了斯密。

某些专业分工和交换行为，在完全被成员的一致意见所支配的早期小社会里可能就已出现。原始人追踪动物的迁徙路线，当他们遇到另一些人或群体，有可能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贸易，但这十分罕见。无论交换的是什么东西，贸易肯定出现得极早。远距离的贸易，以及交易商不知其来源的那些物品的贸易，肯定比相距遥远的群体之间现在能够发现的任何其他交往更古老。现代考古学证实，贸易要早于农业或其他正常的生产活动。在欧洲，甚至存在着至少3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远距离贸易的证据。

由于只有个人而不是他的群体，能够获准和平地进入外邦人的领地，因此他获得了自己的同胞所不具备的知识。贸易不能建立在集体知识上，只能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知识上。同时，要想使这种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利用，只有越来越多地承认分立的财产。米塞斯和我反对计划经济的观点，也可以看成是您、斯密等关于劳动分工之洞见的深化与拓展。

曼德维尔：我读过您的《致命的自负》，其中第三章第二节对贸易启动的演化过程的分析很出彩，部分细节非常有趣又比较可靠。知识问题与财产问题，在《寓言》中多有涉及。我将无知称做社会结构的必要部分。人天生就是无知的，但又渴求知识。我们迄今所探知的事物，无论是偶然探知的还是通过勤奋钻研探知的，与我们不知道的、更重大的事物的广阔疆域相比，其数量与价值都很微不足道。“知道”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您见到一把小提琴时知道它是小提琴，这与您知道如何演奏它可大不相同。作为大脑获得的丰富意象的知识，与作为需要时找出那些意象、使之随时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知识或技能，两者是不同的。

哈耶克：看来当时您就已经对知识特性做了令人瞩目的论证，并与200年以后赖尔“知道如何”与“知道那个”的知识二分法一致，同时是博兰尼在《个人知识》这一名著中所提出的关于“默会知识”理论的思想来源。我在国家学术院的演讲没有涉及您在知识理论上的贡献，实为憾事，今天拟作为一个重点讨论。

您在书中援引了一个实例，就是儿童即使根本不懂几何学或数学，也能完成一些堪称高难技巧的动作。我也采用过相似例子，讲的是小孩以符合语法规则和习惯语的方式运用语言的能力，然而这些语法规则和习惯语则是他们所完全不意识的。科学家倾向于强调我们确知的东西，这可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是在社会领域中，却往往是那些并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更具有重要意义。知识的分立特性当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亦即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知识在传统上一直是以标示人之理性的力量的方式而加以讨论的，而这一点在17世纪以笛卡尔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唯理主义哲学中获得了最为充分的表达。正是这样一个以科学主义为标榜的“理性时代”，通过掩盖无知的重要作用而误导了此后数代的社会科学思想家，并且导致了政治上和知识上的两重不幸。

曼德维尔：我思考问题有一个坚实的出发点，在《关于荣誉起源的研究》中写道，“我们坚信人之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稍加思考即可断定，它疆域狭窄，受着很大的限制”，因此，“人的智慧乃时间之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缺乏进化观念，认为人类事务的秩序是某个高明的头脑设计的产物。我秉承了苏格兰传统，坚持认定人之理性的局限性，最具有“理性”的，并非是个人，而毋宁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过程。人类是一种后验的动物，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根据事实之外的东西推理乃是轻率之举。我们错误地把一切结果良好的运作都归功于我们自己，头脑中对人类、对人类卓越之处的思想实在是太多了，没有闲暇去严肃思考地球上万物的安排。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讲，这种观念属建构论的唯理主义。

哈耶克：我反对的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坚持的是进化论的唯理主义。我不认为理性毫无作用，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历经数代人的实验和尝试而达致的传统或成就，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如果存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范式的话，那就是关于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编注：存疑）。

由个人拥有的默会知识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知识，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个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不仅仅在于利用现有的知识，还在于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而分散权力，是通过个人自由和分立的财产做到的。请注意，我一般情况下喜欢用更精确的“分立的财产”来指称私有财产。

在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流动群体中，财产观念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发现某个食物来源或藏身之地的人，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的伙伴。就某些物品而言，个人财产的观念肯定很早就出现了，第一件手工制作的工具大概是个恰当的例子。一件独特而十分有用的工具或武器，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把它转移给别人从心理上说是很困难的，这件工具必定会一直伴随他走进坟墓，此时就出现了发明者和“正当的所有者”的结合，以及相伴而生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贵重物品所有权的分化，有可能是在群体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个人开始为譬如家庭等更有限的群体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我据此猜想，很可能是让一份有效益的财产保持原状的必要性，逐渐导致了土地集体所有向个人所有的转变。正如这些事例所示，财产观念的扩展和完善，肯定是个渐进的过程，甚至迄今仍未完成。总之，分立的财产制度并不是自私的制度，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把财主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而“发明”出来的。相反，它的好处是普遍的。因为它把生产的支配权，从少数不管如何自负、知识毕竟有限的个人那儿，转移给了一个过程即扩展秩序，使所有人的知识得到了最大限度利用。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如何演进的，《寓言》中“人的所有欲望愈是扩大，人们就愈可能不得不组成数量繁多的大型社会”这句话带来了重要启示。

曼德维尔：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对了，您的著作中频繁使用“小型社会”、“大型社会”这些我很熟悉的词汇。

您刚才讲的贸易问题固然重要，但并非增加国家财富的唯一必需。我在《寓言》中连续用“5个必须”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即必须保证meum et tvvm，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是“你的和我的”的意思，意为尊重各自的财产，还有必须惩治犯罪，必须明智地制定保证合法管理的其他有关法律并严格施行，必须明智地处理外交事务，必须懂得敬畏大众，不允许任何人的良心遭到强制。这几个“必须”，就是使国家在世间称雄的艺术。凡遭毁灭者，其主要祸根无一不是统治者的劣政、疏忽或治理不善。

哈耶克：在《寓言》里，我已经发现了使各个国家伟大富强所需的一切基础工作。在您看来，政府的适当职能“就是通过创设聪明的法律架构，建立游戏规则”，您要寻求一种“使政府权力的任意行使最小化”的制度。

我在著述中也很喜欢用拉丁语“您的和我的”来指称财产权。财产权是人类面对如何在实现个人自由的同时又不致互相冲突这个问题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种解决方法。只有通过对每个人确受保障的领域加以界定的方式，法律才能够确定它所需调整的那些“涉他人的行动”，而且法律对“损害他人”的行动所设定的一般性禁令也才能够获得一种确切的含义。

曼德维尔：您刚才讲的有关政府的两句话就是本人思想的现代表述。在《寓言》第一卷里，我就主张，“每个行业的成员都会发现这种和谐，在没有任何人对它插手干预时，它才会得到最好的维护”。第二卷最后一个对话中，我谈到，使好人握有全部权利尽管是可取的，然而“最佳状态若是做不到，我们也可退而求其次，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在可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所有方法中，无论它们看重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聪明的法律保护和巩固政体，并建立起这样的行政机构，当大臣们的能力和诚实与我们的希望相比有所欠缺时，国民的利益也不至于因为他们缺少正直或求知欲而受到重大伤害”。在第二卷的结尾处，我又指出，“那些剥夺了我们幸福的人，可能有着良好的愿望，但他们又是多么眼光短浅。这样的幸福，如果没有人改变或中止其活动，是会从每一个大社会的本性中自动产生的”。

哈耶克：沿着这一思路，您的兴趣日益转向了使人们的不同利益相互协调的制度如何生成这个问题。有关法律不是由某个聪明的立法者设计，而是在漫长的试错过程中成长的理论，大概是您对制度进化的描述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它们包含在《寓言》第二卷之中，使这本书堪称一部杰作。

曼德维尔：支持该中心论点的理据，在我们前面讨论理性问题时已有涉及。第二卷里面我以法律为例作了发挥：“某个人或某代人的成果非常之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若干代人共同劳作的产物……我这里所说的思考，并非来自精妙的理解力或紧张的思考，而是出自从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观察中获得的可靠而周密的判断力。从这种智慧和漫长的岁月中产生的法律，使得治理大国易如织袜。”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以技艺和人类智慧所能做到的近乎完美的程度产生出来，整个这架机器可以做到运转自如，所需技巧不比给钟表上弦更多”。一言以蔽之，一个国家借以形成最好的法律制度的方法，要靠实践经验，采取渐渐改进的方式，让普通民众都对这种制度的确立作出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自己当时仍然在得势的专断的理性主义观点和自己新的进化论观点之间徘徊不定，但与黑尔爵士相比，我把进化论观点应用于整个社会，使它进入了一些新的主题，尽力摆脱建构主义的先入之见。我的论证的要点始终是，社会的大多数制度既然都不是设计的结果，那么“一个最精巧的上层结构，又是如何在脆弱而腐败的基础——即人们各自追求私利——上形成的”，“秩序、经济以及市民社会的存在，如何能够完全建立在我们的各种欲望之上……使人们之间的相互服务形成了这个上层结构。”

哈耶克：在回答社会经济理论的具体政策方面，您没有过多的深入，但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揭示出了在这个领域存在的一个理论目标。虽然还谈不上准确告诉世人一种秩序如何无需设计而自发地形成，但是您已清楚地说明它确实形成了，这是一个首先由社会科学、后来由生物学的理论分析加以说明的问题。您的思考，标志着秩序的进化及自发形成这两个孪生观念在近代的一次明确突破。对此，您本人大概就是很好的注脚，因为您很可能从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要发现所在。

曼德维尔：关于追逐私利促进公益、劳动分工的理念，当时已比较流行，我只不过是利用它们说明了一些影响更为广泛的想法而已。《寓言》的主要主张十分简单，就是在复杂社会秩序中，人们的行为结果同他们所设想的非常不同，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无论是出于自私还是利他，都会产生一些他们并未预料甚至一无所知的对他人有用的结果。我的观点是不是人之善，而是制度，会使坏人也可为大众的福祉服务；制约自私行为肆意妄为的大多数制度是在人类实践中自然生成的；它们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并非人类有意识设计的产物。制度不仅仅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的生成，它们本身就是某种自发的秩序。正是在构思这个更具普遍性的论点时，我完整地提出了包括法律、宗教、道德、市场、货币、语言以及技术知识等有序社会制度结构自发生长的经典模式。尽管自发秩序传统的思想源流在16世纪经院派学者中就可见端倪，但却被随后的理性主义潮流淹没了。可以说，第一个系统地明确说明自发秩序的经济学家是我。

哈耶克：对我们所关注的上述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因人们普遍接受古希腊所提出的一种极具误导性的二分观而受到了阻碍。这就是对“自然的”与“人为的”现象所作的界分。最早用以描述这些现象的希腊术语分别是physei，意指“依本性”或“发乎自然”，以及nomo或thesei，意指“据约定”和“据审慎刻意的决定”。用两个含义不尽相同的术语来表示二分观中的“人为的”部分，实际上埋下了自那时以来就一直困扰这一讨论的混乱之根。希腊智者所指的这种界分，既可以指独立存在之物与人之行动之结果的东西之间的界分，亦可以指独立于人之设计的东西与人之设计之结果的东西之间的界分。不能对这两种含义做出明确的界分，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即论者可以因某一种特定现象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把它视作是人为的现象，而另一论者则也可以因这个同样的现象而把它描述成是自然的现象。直到18世纪，经过您的努力，终于展示了一条解脱之路。您明确指出，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范畴的现象，即一种独特的第三类现象，即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是那种需要提出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加以解释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前述的二分观中不是被划入“自然的”范畴就是被归为“人为的”范畴，取决于论者在上述两种定义中所遵循的是哪一个定义。

曼德维尔：宗教的产生就是一个重要案例，它是逐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可怖而未知的事物，都能使古人心中产生恐惧。酷热严寒、暴雨洪水、雷霆闪电、黑暗中的声音，以及子女生病且没有伤口等，这些事故最初并未引起本人的注意，或者仅仅使能力很差的头脑受到了惊吓，而在一定时期内并没有引起他的思考。然而由于这些事故屡屡发生，他必定开始怀疑到某种无形的起因。随着经验的增长，他的怀疑便逐渐得到了证实，悟出一些起因，并加剧轻信倾向。若这个人的推理能力尚可，并且有闲暇进行思考，那种恐惧便会造就许多奇形怪状的妖魔和臆想。在任何一定数量的人群里，若没有人故意说些关于无形力量的谎言，若没有人自称曾耳闻目睹过它，我们就几乎无法想象这些人能够长期交往。

我对礼貌起源的叙述，也比较真切确凿。一切动物，至少是那些最完善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用于自我保护的自爱。但是任何动物都不会去爱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因此，每个动物的自赏都必然胜过对其他一切的喜爱。在同一类动物当中，愈有活力、愈在自己那个物种中出类拔萃的，就愈热衷表现自赏。在大多数鸟类中，尤其是在那些能展示格外华丽羽毛的鸟类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猫洗洗脸，狗把自己舔得干干净净，这都是在其所能范围内的自我打扮。野蛮人表现自赏的诱因和机会比文明人少不知多少，但倘若上百个男性野蛮人都无拘无束地聚在一起，那么，为使自己超群出众，用不了半个钟点，不少人还是便会表现出我们这里所说的自赏。这些人若没有受过教化，那些自赏表现便会酿成竞争，彼此憎恨。他们若把自己的感觉宣之于口，那就会使他们彼此无法忍受。自赏必然激起的烦恼与不安，无论以何种艰辛而无效的努力来补救，最终都势必造就出我们所说的良好风度和文雅礼貌，以约束自己的行为。

哈耶克：我认为您的解释再合理不过了。您最出色的应用实例是语言的进化，真正是前无古人，分析得非常精彩。在您稍早之前，洛克还以为词语是被随意“发明”出来的。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对语言发展的丰富思考，您的思想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来源。

曼德维尔：语言的产生也要经历缓慢的发展，经过漫长的时间。我相信，大自然造化动物的时候，已经使同类动物互相沟通时能够彼此理解了，沟通的范围限于维持动物本身及其物种生存繁衍必须涉及的内容。在一切动物中，人的这种能力最强。未开化的人用手势表达自己，同时依靠眼睛语言的帮助。野蛮人没有其他任何用来沟通的工具，目光和眼睛动作的含义想来必定非常清晰，这可从语言能力发展迟缓的儿童身上观察到。等到野蛮人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之后，在交流最频繁的事情上，他们完全可能发现一些声音，可以使对方想到此类不在眼前的事情。于是，他们会把这些声音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们共同生活得愈久，此类声音便愈多样，那些声音所代表的动作和事物也愈多样。这必定就是语言的来源。不仅如此，我还相信，语言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时，甚至即使到了人们能用确切的单词表示生活中的每一种动作和接触到的每一种事物时，表情和姿势仍然会和语言长期并存，因为它们和语言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说服别人。语言和动作相辅相成，比单用其一留给我们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如演说家一般会给其精心的雄辩辅以恰当的手势。

哈耶克：动作不但比语言更自然，而且更古老。这段描述，对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来说至关重要。斯密在认同您的观点的基础上，对语言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部分，用单独一段论述了语言“希望被人相信，希望说服、指导与指挥别人”这一工具性。《国富论》在讲述语言重要性后，紧接着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各种社会规范、商业惯例、法律和制度约束，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

曼德维尔：人们通常认为，擅长沉思冥想者最善于做出各种发明创造，但这是个误解。制造肥皂、织物染色以及其他行业和奇妙工艺，全都经历过从粗糙低劣的开端到无比完善的发展过程。但是，在对它们的许多改进中，至今仍能被记住的，一般地说都要归功于一些人，他们或自幼研习一行，或长期从事并精通一行，而并不精通化学或其他学问。

哈耶克：您指出了经由学习的文化遗传在适应性进化中的重要性，这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我们拥有一种其他动物没有的特权，即支配时间，使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智慧。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洛克的那句话是对的，“头脑亦如身体一样，是实践才使它成了现在的样子”。人脑是一个能够使我们吸收文化而不是设计文化的器官，当存在着一个文化传统可供人们吸收的时候，人脑或心智的繁复精细结构便会发挥极大作用。人类必须放下架子来，承认人类交往的传统规则就像语言、法律、市场和货币一样，起源于进化。

曼德维尔：您更充分地解释了我的观点。

哈耶克：我不想对您作其他评价，只想说，您使休谟成为可能！我对休谟的评价是，在近代所有研究精神与社会的人中间，他大概是最伟大的一位。休谟是您的直接继承者，休谟的发展起点就是您的作品。正是通过休谟，您才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您把自己的一些主要观念传给休谟，已无愧于思想大师的称号。

大卫·休谟

您想知道自己做出了多大贡献，只须看看那些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即可。休谟是接过它们并认真加以思考的第一人，也是最伟大的一人。期间，当然包括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那些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尤其是斯密和弗格森，后者以“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设计的结果”这句话，不但对您的中心论题作了最出色的概括，而且为所有社会理论的任务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定义。同时，尽管您对达尔文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在我看来，达尔文完成了由您开始的事业。

曼德维尔：自己的思考能给后来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启示，这使我非常高兴。

哈耶克：您已经十分耐心地与我做了上面这番讨论，也该歇息一下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曼德维尔：我欣然从命。没有您，我会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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