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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小说中的那本字典，整个大洋国的语言，被腐蚀成了一本薄薄的字典。
在生活中，我们很不幸地也在经历语言的变乱。比如“知识分子”这个词，它曾经有固有的含义，却在近年来被人扭曲、变乱，甚至成为骂人的话。而那些完全不符合“知识分子”定义的东西，却窃据了知识分子原本的含义，而事实上它们只是某些人的“玩物”。根据一般的定义，知识分子指从事思想、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职业为主的人士，因其才能获得某种话语权，并能够以这种话语权影响公众和其它事物。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知识分子特指儒家学者。他们是实效主义者，主张承认现实政治，并通过参与而从内部改变它。他们相信，自我的努力可以让人性完善，人类社会中具有天然固有的美德。而绝大多数儒家学者都对手握权力的人抱持批评态度。对于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别称“士”。
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作为根本依据。他们不论穷达都以道为依归，久而久之就发展出一种尊严感，不为权势所屈。如果卑躬屈膝为权势者用，就会被人唾弃，无论如何不可被归类为士。
在欧洲，intellectual即知识分子的说法出现较晚，一般认为是法国总理科雷蒙梭于1898年首次使用intellectual一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说法出现较晚，在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在较远的古代，通常由一些思想卓著的贵族承担教化社会、批评掌权者的功能，他们往往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例如卡西乌斯·迪奥、西塞罗、塔西陀等，这一点上他们与著《春秋》的孔子并没有什么区别。进入中世纪之后，欧洲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以僧侣的面貌出现，他们垄断着对社会的教化权力，并与当权者合为一体。虽然教会拥有加冕、废黜国王的权力，但是教会本身更像是一个不可挑战的权威，教会之下的僧侣本身并不具备自我思想。
此时教会的思想与现实也是脱节的，教会知识阶层的工作更多是努力把他们武断的思想系统化，比如常说的经院哲学。此时欧洲才真正出现了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具备任何垄断的社会影响力，出身于各色各样的社会阶层，在思想领域进行公平的自由竞争。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孕育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我们看到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这些卓越的艺术家即使为教廷工作，也充分保持了自我的独立和个性。这种独立性、自我性在启蒙时期达到鼎盛，产生了孟德斯鸠、休谟、罗素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不仅有哲学家，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在从事自身专业领域工作的同时，也能够扩展自己的思想，对社会公众开展启蒙和教化。对比古代中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有不畏权势的特点，坚持自我的思想和理性，高于世俗权力。第一个不同点在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具备自我的独立性，他们的思想高度从属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思想。而欧洲知识分子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自我性，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各不相同，在思想界开展自由竞争。第二个不同点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存在于官员群体当中，其知识结构也主要是儒家哲学，呈现出职业和学术的单一性；而欧洲知识分子来自各种不同职业和学术专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做官。随着中国社会也步入近现代，传统秩序瓦解，也一度出现过类似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他们的传统性，真正做到独立。五四时代，对传统的批判演变为集体批判，所有人都以“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为价值标准，演变为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本质上这与古代知识分子集体归依儒家伦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理高于势这一点，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到了。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必备的要素主要有：创造思想、自我性、责任感。知识分子必须是能够创造思想的人，他们频繁利用抽象的符号去表达对人生、社会、自然的理解。![]()
这种创造表现为一体两面，一面是他们利用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提升社会在专业领域的运行效能；一面是他们具备对公共问题的关怀，不囿于自身的专业知识而思考公共领域的问题。但通常这两面也可能是矛盾的，往往知识分子在专业领域的分工越细，对社会问题的关怀就越浅。一旦彻底丧失公共关怀，也就退出知识分子的行列，但仅有公众关怀也是不行的，他就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基础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样也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具备足够的自我意识，以抵抗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依托。
西方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建立了自我群体意识，即使他们当中有人也供职于政府机构、教会，但他们并不以所供职的职业群体自居，更多坚持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具备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之后，才得以展开他们独有的公共关怀。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有独立性。独立性的表现一方面是不受权势的干涉，保持自身固有的价值判断，类似于古代的理尊于势。另一方面是不受其他知识分子乃至于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干涉，不人云亦云，维持自身的独立思想体系。没有人有义务深入思考公共问题，每个人都只要把自己赖以谋生的工作做好就可以，知识分子思考公共问题完全是出于其社会责任感。具备责任感也就成了知识分子必备的要素。这种责任感完全是出于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非某一种职业、某一种角色、某一个岗位的责任。一个国家，当它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时，都会凸显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引人思考知识分子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独立地参与政治，不过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参与性是很难进行量化判断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无往不在各种枷锁之中，囿于政治权力、社会影响、个人利益，绝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并且，由于知识分子对世界抱有兴趣，影响世界的责任感又十分强烈，他们反而可能会误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解释一切、掌握世界的方法，在物理学上就有人提出探索是否存在大统一理论。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可能倾向于提出一种对社会全面掌控的想法，并且总是基于冠冕堂皇的理由。有人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知识分子的出卖”，甚至还发生了社会中的反知识分子思潮。在哈维尔的捷克，反知识分子思潮是因为知识分子倾向于全面控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反知识分子思潮是因为知识分子倾向于放松控制，这与社会权力结构有关。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应该坚持的责任不应当是改造社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去改变社会、影响社会，一旦他掌握了改变的能力，很可能走火入魔而让社会走上歪路。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去构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认识世界的复杂和神秘，承认世界的现状，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会，坚持自我的价值判断，启迪社会中的每个人去思考。如果看到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
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知识分子应该是注重德操，献身真理。但现在很多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经常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更可怕的是，他们因为无须承担责任而固执己见，而灾难的受害者——普通人，依然对他们顶礼膜拜。
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在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投喂时，做到守脑如玉。就像识别食品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对那些充斥着完美化构想的有毒知识，和巧舌如簧的知识分子保持时刻警惕。
而当代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他的这本书并非只是为批判这些乐观的激进知识分子而著，更是为了提醒被乌托邦理想冲昏头脑的人们，反思过去，认清现实。
而且，索维尔对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的点评，有助于我们建立了一份“思想黑名单”。没有人能够掌握人类的所有思想，所以我们总要借助一些优秀的大脑来筛选优质思想。
对此，先知书店独家诚荐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索维尔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全凭他健壮的常识、道德坚守和一份“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成为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
这本书流畅的文笔、无懈可击的逻辑、渊博的知识，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初学者都是一种享受。本书中译本早已绝版，因价值极大，先知书店特少量复活，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
注：本文转载自循迹晓讲，因编辑需要，经删改。感谢原作者付出。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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