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繁荣三大因素
繁荣三大因素
最近在上海所作的报告里，我承接了一九八〇年到中国访问时所谈过的有关市场运作的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讨论。我的报告特别强调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容许下，广泛地使用自由私有的市场。
「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单单使用「市场」并不足够：任何国家，不论富庶或贫穷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场」也是不足够的，例如：印度虽然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私有市场，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同样地，一般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使用私有市场，但它们非常落后贫穷。
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在历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在没有「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的环境下，能够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场而言，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着政府与私人的活动，而那些在经济上有卓越成就的国家，竞争性的私有活动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这里，让我讨论一下对中国目前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价格制度。无论从历史或个人的经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胀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控制通胀似乎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控制通胀。很多国家以为控制通胀就要控制某些价格。这个方法用了一次又一次，但从未成功过。一千六百年前的罗马帝国，以及近代的巴西、阿根廷等，都先后采用过这方法，但都难逃失败的厄运。通过控制某些价格来控制通胀就等于夹着气球的某一边，这只能迫使空气走向另一边罢了。同样地，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只能迫使其它商品的价格承受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分辨整体的价格与相对的个别价格。
在任何地方，通货膨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通常是由过多货币流通量所造成的。对中国的情况来说，通胀是因为钞票过多。由于中国的经济不断地发展，银行存款与支票使用已逐渐通行。因此，在中国「货币」这个概念将来会有所改变；但在目前，货币一般还是指钞票。然而，指出通胀是印制钞票过多的后果，仅仅是这个问题答案的序幕。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钞票发行？而又应该怎样控制钞票的流通量？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钞票过多，是由下述两个因素造成的：用印制钞票去填补大部分的赤字；人民银行和属下分行贷放过多的款项给国营企业。为了控制通胀，首先要限制用印制钞票来填补赤字，以及限制给国营企业的贷款。问题不在于过多的投资而在于过多的货币。
如果中国的利率能容许在市场里自由浮动，使之高于通胀率，这对解决问题会有莫大的帮助。据我所知，现在付给储蓄者的利率是远低于通胀率的，那就是实际上人民要倒贴才能享有存款的权利。这当然会阻碍储蓄的意向。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够在低于通胀的利率下借钱，这就会鼓励浪费投资的资源。
放宽价格本身并不会引起通胀的问题。由于放宽而导致个别价格的上升并非通胀；正相反，它却能帮助控制通胀。我们必须分辨统计学家所制造的数字和真正的事实。如果某些价格是人为的偏低，而有关的物品我们又不能买得到的话，这不是真正的便宜；如果某些价格是过于偏低，但要排上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得到的话，这也不是真正的便宜。另一方面，如果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格而我又能买得到的，这才算是真价——即使价格比统计出来的报告为高。
我有两个外国的例子，对今天的中国特别有启发性。其一，是日本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经验。通胀率和货币增长率同是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三年，政府决定大幅度削减货币增长率，但并没有控制物价和工资。不出几年，通胀率不但大大下降，也为日本过去十五年的超卓发展打好了基础。
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一九四七年，德国由英、美、法盟军统治；物价和工资因管制而偏低。结果是店铺的货品被人抢购一空，求过于供，这样，发行过多的钞票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钞票变得不值钱，烟酒便成了钞票的代替品。一九四八年的一个星期日，当放宽价格和工资的宣布从收音机传出后，这消息果然生效，为德国带来奇迹般的转变。商店再度照常营业，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胀也因货币管制而销声匿了。
这些例子同时带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双轨价格。众所周知，在中国，同一商品往往会有不同的价格。在我来看，这个问题与外汇有莫大的关系。双轨价格对贪污舞弊和低效率，似乎是一份公开的「邀请」（或诱惑）。我这种想法是始于三十多年前我当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给意见往往比接受意见来得容易。当时，我向印度的财政部长提议放宽外汇管制并容许汇率在公开的外汇市场浮动。但很可惜，他们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实施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制度，是导致印度普遍的贪污，和民生四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
在任何一个有外汇管制的国家，无论是印度、阿根廷，还是巴西、墨西哥，最快捷的致富办法，莫过于从政府那里拿到外汇许可证。这是很有效的途径——它使财富集中于一小撮人身上而令大多数人捱穷。外汇管制往往导致灰市、黑市、黄市的涌现。除此之外，外汇管制更会剥削了国家对外的竞争力。有些商品的汇率过高而有些商品的汇率过低。这对什么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应该进口，什么不应该进口都造成了错误的讯息。
我记得有一次参观印度的一家纺织厂，那里装置了最先进的机器；但对于印度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来说，劳工密集的生产方式似乎更为合理。我问厂主：为什么要用那么昂贵、先进的机器？他的回答是，因为他能拿到进口许可证和极低的汇率，所以那批机器可说是「价廉物美」！对他来说，的确是「便宜」，但国家所付的代价却相当大了。
双轨价格制度若套用在其它商品上，后果也是同样不堪设想的。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曾告诉我，他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币二百元，而他只不过花四块钱在租金上。一个面积相当的居住单位，人民币四元是惊人的便宜。无可否认，倘若他的收入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而租金又能升至市场价格的话，情况会好一点，起码会减少通胀的问题。这也是我强调你们必须把通胀问题与个别价格问题分辨清楚的缘故。通过提高效率、增加生产、放宽价格的办法，不但不会导致通胀，还会帮助解决通胀的问题。
最后，让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在各方面都迈向更大的市场？在俄国大革命之前七十五年，甚至中国解放之前四十年，任何一个才智之士，都可能相信中央统一的制度要比一个看来毫无秩序的市场制度事半功倍。但是今天，这种想法已很难被人民所接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央经济计划的道路上获得繁荣的果实。这些国家也许能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就，但在改善人民生活那方面，比起那些依赖自由竞争市场的国家，却望尘莫及。这解释了为什么当今世界各地卷起了提倡以市场运作取代中央控制的学术热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英国，甚至波兰、匈牙利都不断地转变。无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私有产权的蔓延。
一位复旦大学的学生曾经问过我以下的问题：一个像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也许容纳得起大量私有企业，但一个贫穷的国家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吗？我告诉他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十九世纪初期，美国的水平类似目前中国的水平时，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府；当时无论联邦政府，州立政府，或地区政府，它们各自的总支出都不超过国民收入的一成——这种情况，除世界大战期间外，一直维持至一九二九年。十九世纪的英国如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亦如是。一个国家要真正富有之后才能负担得起政府的挥霍。
我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在十九世纪初期时就开始搞大政府，开始挥霍，它可能是中国的翻版。中国很幸运，因为有香港、新加坡、台湾、南韩以及日本等随手可得的例子以作参考。这些国家、地区能够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达到西方花二百年的功夫才能获得的成就。它们懂得利用西方所发展的科技、工业、通讯设施和管理方法，因而大大地缩短了发展的时间。中国如今有这样的好机会去仿效这些成功例子，我衷心祝福你们成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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