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区别：从身份到契约

文：那兰

我们常说现代文明这个概念，它和古代文明的区别是什么？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将此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6个字的概括看似简单，却内涵丰富，我们从四个方面解读。

▍个人自由

在现代语境下，自由意味着个人只受法律约束，而无需担心因某个人或一群人的专断，而使得个人的自由受限制。

现代人的个人自由具体体现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选择以及从事某一职业的权利，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而迁徙的权利，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

法学有句谚语：一人自由的终点，是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是个人自由之限度的经典表达，在此限度之内，个人对自己的权利拥有充分自主权。

但同样是“自由”这个词，古代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在考察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时发现，即便在雅典那样的文明城邦，自由也仅仅意味政治上的自由，要以私人领域的自由被剥夺为代价。

贡斯当这样总结：

“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

换言之，古代人其实并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人仅仅是机器，它的齿轮与传动装置由法律来规制。个人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市所吞没。

贡斯当的观点与梅因遥相呼应。古代社会都是身份社会，个人不享有独立的权利，那些貌似“权利”的东西，实际上是集体的某种外延，在古代文明中，个人只是工具性的存在。

▍财产权

现代社会，独立的财产权不仅是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的保障。只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社会利益才能趋于多元和分散，制约权力的力量才能获得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古代社会虽然也有财产权，但往往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集体。这种集体有时表现为家庭，有时表现为宗族，有时表现为村落，但共同特征都是财产共有，不可分割。

梅因教授考察了原始印度村落传统后发现，尽管古代社会存在财产交易，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个人所属的团体为主体。集体共同财产的转移，往往需经过全部成员认可，因此财产让与往往伴随多种多样的象征性仪式，为的就是使整个交易，能够深刻印在每个集体成员脑海中。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即便集体或宗族的财产，也随时面临被抄没的风险。君主专制之下，个人命运浮沉，系与专制君主一念之间。因此，国王以外的每个人，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财产权的存在，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进步。但是，对财产权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解和不足。

比如，很多人会把把财富等同于财产权，以为保护财产权，就是保护富人利益，侵害穷人利益；或者认为保有财产权等同于“财富平等”；还有的人认为，先有了法律，才有的财产权；财产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政府或者一个强大国家的产物；财产权意味......

这些看法都忽略，或者根本不知道财产权的本质。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说：“人是天生的财产所有者，因为他天生地需要维持自己生命的必需品，天生地具有满足这些需要而必须的器官和能力。能力是人自身的延伸，财产权是这些能力的延伸。”也就是说，财产权是人自身的延伸，无法与人分割开来。财产权等于，甚至重于人的生命权。

因此，法律、制度、政府、议会、国家等不是赋予人财产权的形式或组织，它们是为了保护财产权才出现的。

从这个根本的层面出发，奥地利经济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霍普将财产权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不同于过去经济学家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对财产权的论证，霍普的理论把财产权前置于人类所有活动，成为具有统领地位的第一性原则。

霍普说：“认知与探寻真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正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质疑私有财产，都会陷入自相矛盾。因此，《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这本书，是对于理解与捍卫权财产权，最深刻、最前沿的总结，能够帮助我们读懂现代文明的精髓。

▍商业

古代文明几乎是农业文明的同义词。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扩大规模是增产的最主要手段，因而土地争夺十分激烈。这就必然导致尚武精神和好战主张的流行，每个民族无休止地攻击邻国或被邻国攻击。所有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安全、独立及存在本身。

但这一局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协作的扩展逐渐被打破，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进步，让交易费用变得越来越低，一个文明有机会与遥远的另一个文明进行贸易交换。大家逐渐发现，商业所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战争。这为现代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商业发展必然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而商业发展的动力，必然是每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从本质上说，商业的价值就是对个人需求的满足，没有个人自由的拓展，也就不可能有商业的繁荣。

商业在没有权威干预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满足了人们的欲望，也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

在满足个人需求方面，权威的干预总是陷入一种窘境：每一次集体权力希望代替个人思考时，它便侵扰思考者。每一次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都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更昂贵。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在书中，斯密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在斯密看来，人的利己心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

他说：“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目的。”

因此，商业足够繁荣的文明让权威没有插足个人领域的缝隙，这是商业保障个人自由的另一种体现。反过来，个人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和驱动力又能进一步推动商业文明的发展。

《国富论》给现代商业文明划定了最基本的原则，奠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基调，因此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但是，《国富论》的意义不止于此。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国富论》出版200年之际感叹，虽然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成熟，分析也越来越复杂，但是在经济体系运行方面，仍然鲜有超越亚当·斯密的高明洞见。

▍法治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国还是小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都在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将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融合成一个更大的、陌生人大规模协作的大共同体。与其说这是历史的使命，不如说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既是商业发展的原因，也是商业发展的结果。

在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中国是第一个拿出完整解决方案的古代文明。办法是，以宗法结构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中央集权系统，让皇帝凌驾于一切，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所有人对皇帝效忠。

这套系统的好处，是建立起超稳定的社会机构，为中国带来几个“盛世”，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除了皇帝本人，没有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获得真正的安定和有尊严的生活，最终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丧失了创造性，民间也未能生长出有活力的商业制度。

西方人比起我们来说要“后知后觉”得多，在中国称雄东方时，西方在混乱中摸索了千年之久。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虽未能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体系，却无意中触及了另一种文明模式。

这种新式文明在身份关系解体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它假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互相之间通过一套确定的规则体系、契约体系进行协作和交往，逐渐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拉进同一个协作网络。

西方模式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生长出了个人权利，也生长出了制约王权的力量。以商业繁荣带来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个人权利与制约王权的力量相生相伴，逐渐成长为我们所熟悉的法治。

“法治”两个字看起来很平常，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古代社会也有法，但往往是国王之下的法，更直白说，是管老百姓的法。百姓有服从的义务，却没有受保障的权利。从以“权力”为核心到以“权利”为核心，是现代法治区别于古代法最重要的标志。

“权力”仅仅让出核心的地位还不够，现代法治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将“权力”限制在契约的笼子里。“法无禁止即可为”在这里就变成了“法无授权不可为”，两者合起来，才是现代法治完整的内涵。

因此，王建勋老师在《驯化利维坦》一书中指出：“‘法治’的核心在于用规则约束所有人的行为，包括掌握权力者，为其行动划定边界。这不仅要求规则经由正当的程序事先颁行，而且还要求规则得以有效执行，以及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公证的裁判。”

即便如此，法治还是会受到强权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变成“恶法之治”。为此，人类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提出有限政府理念，以此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赋予法治多一层保障。

法治不是任何人和组织意志的体现，而是共同体全部成员的“基本共识”；法治不是富国强兵或者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法治有且只有唯一的目的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哈耶克说：“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自由不会自动到来，也不能一劳永逸，因此需要我们对侵犯自由之举保持高度警惕。

现代文明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中一路走来，个人自由、财产权、商业以及法治结伴而行，环环相扣，越发彰显其竞争力。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不仅关乎现代国家的发展，更关乎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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