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法论坛》主编。在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后，王人博开始了法律研究的道路，尤其专注于宪政理论和宪政史的研究。王人博的著作《法治论》、《法的中国性》、《权利论》等法治书籍多次获得各方评选的“年度十大好书”和“影响中国法治图书” 。

Q：最近在读的是哪本书？

A：最近在读《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读这类书的想法有点复杂，用一两句话不好概括。这样说吧：根据自己的年纪和阅历，我对“思想”的关注度明显下降，而热情转向对“行动”的思考和阅读。中国不缺乏思想者，晚清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个现成的老师——西方摆在那里。把西方的某种思想借取到中国，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也不稀缺。

为什么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做事”或者做成一件事，更需要智慧、技艺和勇气。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要作为一个好的行动者，他需要动用各种知识和能力，包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智慧和技巧。与上打交道是一回事，与同事打交道以及与下打交道是另外一回事。

就拿戊戌变法这个事件来说，研究张之洞就比研究康有为重要。康有为主要是“想”，而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封疆大吏如何“做”，更值得去研究。因为再好的思想要发挥实效就必须落实到行动层面。行动者往往有丰富的经验，有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更明了现实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比其他任何国家处理起来都要难。臣子跟皇上如何说话就是一个大学问，包括奏折。人有激进、保守、持重之分，如何与他们相处做成事情也是一门大学问。之所以转向“行动者”阅读，还是受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影响。他说过，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他积四十多年的官场经验的呕心之作。这句话打动了我。没有实践的经验得失，是决计写不出不温不火的《劝学篇》的。

张之洞（中）

另一个来源是重读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在这个文本中，使用的每一章的标题都可以看作是“思想之名”，包括这个文本的序章。“正传”本身就是中国“思想之名”的一个反讽。然后再根据每个“思想之名”去写“阿Q”这个行动者如何行动，包括“他”的所思所做。思想是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而阿Q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成了一个反讽式的行动者。所有一切既定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在内，在阿Q那里都统统失效。思想真是做了孽，它许下了愿，却为了要人的命。

来源：新京报书刊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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