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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变局时代，唐德刚先生的 “历史三峡”论，被频频提及。
唐先生将中国历史分作两大转型期，其一为“封建转帝制”，从先秦到秦汉，历时三百多年；其二就是近代史“从帝制转民治”，这要经过一番“惊涛骇浪”的古今大变，这个艰难的变革期就是“历史三峡”。
唐先生说：“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
然而， 能否在2040年前后跨过“历史三峡”，从此“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唐先生并没有给出定论，但是他相信“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一日”。
唐先生一生见证中国转型阵痛和苦难，“历史三峡”既是他的卓越“史识”见地，也是他的阅世心得。
已从历史三峡中航行过的，有文化名人，诸如“小册子作家”胡适；有政界大佬，比如“唯一代总统”李宗仁、“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等；还有那些被贴上标签的风云人物，如“窃国大盗”袁世凯、“卖国阴谋家”段祺瑞。唐先生通过这些人的经历，再联系自身体悟，生动再现了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勾勒了不一样的中国现代转型图景。
如今，唐先生已身故十年，先知书店特推送青年学者羽戈的文章《一生为历史招魂》，以此悼念先生，并期盼唐先生的“历史三峡”，能早日被跨越。 先生已逝，历史三峡未过：
唐德刚逝世十年祭
作者：羽戈 编辑：Kuange
依我狭隘的历史学阅读经验，有数本著作构成了冲决网罗的转折点。最早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梦初醒：原来历史书可以这样写；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陡然惊觉：原来历史学可以这样研究；读唐德刚《袁氏当国》，悔恨不已：原来袁世凯的历史肖像竟然如此丰富多彩，而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我们青春期的心灵荼毒之深，令我一旦听到袁世凯的名字，便不由自主贴上“窃国大盗”的黑色标签。
此前我只知唐德刚其人，直到2004年底阅读《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才识其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将以前错过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从晚晴到民国》、《书缘与人缘》等统统纳入帐下，像发了横财的小地主，喝一碗豆浆，旁边还要放一碗豆浆，于是我有了两个版本的《胡适杂忆》（华东师大版与广西师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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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
摄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鸡蛋吃多了，便忍不住去打量生蛋的母鸡。其实，在唐德刚回忆胡适先生的时候，即将自己前半生的红尘往事断断续续“捆绑销售”。
唐德刚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成长于烽火连天、花果飘零的乱世，青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与胡适既是同乡，亦是校友。其成就多端，荦荦大者，在于史学，尤其是口述史一域，他可谓其中不可撼动的巨擘。胡适、李宗仁、张学良、顾维钧等人遥不可及的历史声音，皆由唐德刚一字一句铭记于卷，传诵后世。我们隔代相闻，不能不感激他当年所下的苦功夫。
令我惊异的一点是，黄仁宇与唐德刚乃是一代人，前者大二岁，读黄氏回忆录《黄河青山》，其笔法华美流丽之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乃至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可这却掩饰不了黄仁宇流落异国、独立寒秋的无尽苍凉之感，发霉的怨气像疾风扫过书本的每一个暗角。想来唐德刚在美国的打拼，也许比黄仁宇好运气，可所吃的苦头哪里少了呢。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他们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当选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却因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而差点被调包……种种困苦，可以开列一火车皮，但经唐德刚通达、幽默的笔调娓娓道来，散尽了伤春悲秋的愁滋味，生出一种拨云见日的苦中作乐之情怀——从这一点上讲，唐德刚还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门下“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夫人江冬秀语）。由此我想见唐先生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他的照片亦让我作如是观。只可惜，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在天气转凉、天色将明未明之际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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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因其冷冰冰的价值中立，极尽客观叙事，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
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氏“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因作者的情感涉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伤历史的可信度呢？
周策纵继曰：“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
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老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晚清七十年》大陆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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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可称之为“哲学化”，企望从历史学的千年重重迷雾之中开出一条历史转型与进化的规律，并依此规律而推动现时代的行进。
其二可称之为“考据化”，像清朝汉学家那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一考订历史细节的正误，尽最大力量寻觅、还原往昔的真相。
这二者时有交合，时有敌对。大多数史学家都梦想合二为一，唐德刚概莫能外。他的路数更近于后者，口述史即融记录与考据于一身。但写作《从晚清到民国》，发明“转型论”等，却可见唐德刚的雄心壮志不止于考据，仍在于为其历经劫难的祖国找寻一条穿越“历史三峡”的光明航线。不过，在我看来，历史并无什么哲学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只是野心家们对无法主掌的历史之神无力的意淫，他们口中的历史哲学何异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基于此，我以为唐先生为“历史三峡论”所做的理论诠释恐怕难以生发对现实进程的影响力。与其看他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洪秀全）天王的性变态”。
或者说，“历史三峡”仅仅是一个形象的譬喻，不必当作体系性的理论顶礼膜拜。唐德刚的大智慧在细节，而非整体。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便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
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直接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唐先生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
如钱穆所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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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著史，常会陷入两大误区：要么是八股式的官方史学，个中滋味，想必都深有体会；要么是春秋笔法太多，以演义为主，却少了几分对历史的尊重。
唐德刚先生不同，他的历史真、活、有趣，但是又有史家“敬惜字纸”的责任担当。先生一生颠沛，却又波澜壮阔。他出生于乱世中，整个青年经历与故国兴亡紧密相连，见证了军阀混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时，他又与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一代历史缔造者密切相交。因此，唐德刚先生的史观融合了他对生命的感受。正如历史学者傅国涌所评价的：“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呼吸和心跳。”当历史融于骨血，叙述才能真情流入，论述才能纵横自如，语言自然也就鲜活有趣了。读历史，“史识”的价值，要大于事实。《袁氏当国》里的“宋教仁案”，《段祺瑞政权》里的“护国运动”，《李宗仁回忆录》里的“北伐战争”……这些都是每个人中学必修的历史课业。但是，就是在这些简单的历史事件中，随处都能显露先生机敏的“史识”。 这种“史识”，源于唐德刚先生深厚的学养。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友领域，还有口述史的专业训练，锻造了唐先生独有的“读史”技能，也提升了他的历史悟性，但另一方面，唐先生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使得他能够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迅速捕捉重大历史症结。此外，唐德刚曾师从胡适，继承了史家“敬惜字纸”的严谨态度。他撰写的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的口述史历时多年，反复与当事人交谈、讨论、修订。这样保留下来的内容，对于专业人士，是专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普通读者，从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中，能够找回在快餐化阅读时代丧失已久的文字尊严。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然而，唐德刚先生的作品散落在不同出版社，并且部分作品曾一度绝版。一次性收齐非常困难。先知书店经过努力，汇集了唐德刚先生六部历史作品（经典版本），包括《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上下）《胡适杂忆》《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点击下图，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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