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历史是对抗当代自大的解药。它谦逊地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看起来很新颖很有可能的肤浅假设，事实上都曾经被历史检验过。这种检验发生过不止一次，可能发生在数不清的各种情形下。人们为这些检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果是人们发现这些假设根本就是错误的。——保罗·约翰逊历史并不能为当前的困境提供现成的答案，因为在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变量。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它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定义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它能够最终打破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些理论可能在特定狭隘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很像是真的。历史是现实海洋里的船锚，帮助我们抵御时代思潮的修辞之风。比如，在对世界上的多个种族和民族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一些群体在不同的职业、行业、收入水平和教育机构里所获得的“代表性”往往存在着统计学上的偏离。这种偏离并非特例，而是我们生活其上的地球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很多这样的偏离往往持续多代人甚至多个世纪。
本书描述的历史并非唯一讲述这种无处不在的差别化的文化特点和经济成就的例子。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的《文明史》（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这个现象：“各个地区和各个人群都均衡发展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1900年的奥地利帝国为例，文盲率从波西米亚的3%到达尔马提亚的73%不等。同一时代，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3倍左右。在1926年的尼日利亚，小学生只有10%来自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虽然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部分都在北部地区。随后在20世纪一项针对国际化军队和警察的调查发现，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里，这两个权力机构的人口构成都不能代表该国家的人口构成。另外一项针对多民族社会的全球性调查发现，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能够大致获得和总人口构成类似的人口构成的社会即便有，也非常少。
曾经拥有或者管理一个或一些特定国家特定行业一半以上活动的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或少数人群，不仅仅包括本书描述的六个群体，还有西非的黎巴嫩人、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阿根廷的不列颠人、俄国的比利时人和智利的西班牙人。用布罗代尔的话说，移民才是“创建现代巴西、现代阿根廷和现代智利”的人。在地区层面，少数人垄断特定行业或特定职业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19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叙利亚人控制着超过一半的报业。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亚美尼亚人拥有阿斯特拉罕省250家棉服厂的209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悉尼大多数地下电缆的安装工人都是爱尔兰人。20世纪9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甜甜圈店铺有4/5都归有柬埔寨血统的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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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并非某个特定的种族、民族，或者来自某个特定国家的人垄断了一个行业或一种职业，而是外来人口整体上垄断了这个行业或职业。进而将这个国家人口的多数变成各个经济部门的少数群体或完全不存在的群体。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秘鲁、马来西亚、阿根廷、瑞士、俄国、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中东、东南亚等地的多数群体都遇到过这种状况。事实上，这是一种全球化现象。不但在欠发达国家非常常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时有发生。
城市在人口统计学或经济上被一个特定的民族垄断，而周围的乡村被另外一个民族占据，这几乎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过去漫长的几个世纪里，布拉格、克拉科夫和里加都被德国人占据，而周围的人群分别是捷克人、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在世界的另一边，华人占据了金边、西贡和新加坡，而周围的人群分别是柬埔寨人、越南人和马来人。印度人也一度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和缅甸故都仰光占据多数。
在与军事相关的事务上也是如此，在一些国家，外国人曾经在各个层面上不成比例地成为代表。15世纪到17世纪，葡萄牙战船上的士兵要么是佛兰德人，要么是德意志人。20世纪，据估计马来西亚空军飞行员大约50%是华人。在奥斯曼帝国，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加泰罗尼亚人遍布海军舰队，德意志人遍布炮兵部队。土耳其帝国的精英步兵部队耶尼切里军团（苏丹亲兵）也有很多非土耳其人。在军事技术领域，外国人将加农炮技术带到中国、西班牙、俄国和其他国家。同样，外国人帮助美国建造了第一个核武器。
这些世界范围内跨越历史时期的惊人规律的背后，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技能从来都不是均匀或随机地分布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区或文明里的。德国人发展了高度现代化的光学技术。这不但体现在老牌德国光学企业蔡司、施耐德和福伦达上，也体现在德国移民和由他们的后代所引领的美国光学行业上。美国领先的照相机企业伊士曼柯达公司生产的第一台照相机使用的镜头就是美国领先的光学企业博士伦生产的，而博士伦是德国移民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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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前以及战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柯达公司质量最好、价格最高的一些产品也是在德国生产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雷汀娜。20世纪中期，柯达公司有一款质量非常高的胶卷照相机——金奖。这款照相机最早是在二战期间生产的。虽然这个时期柯达没有办法接近德国的光学行业，但是金奖的镜头是之前德国设计的一款镜头的改版。20世纪中期的一些美国新闻照相机和反光照相机都使用了美国生产的万伦莎镜头，而万伦莎这个名字正是源于建立这家生产镜头和其他照相设备的企业的德国移民。20世纪晚期，领先的瑞典照相机企业哈苏公司就使用了德国蔡司公司生产的镜头。
德国人在高质量镜头领域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在20世纪中期被崛起的日本企业打破。这些日本企业成了领先的照相机镜头制造商。同一时期，能够和这两个国家的镜头制造商相匹敌的对手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早一点儿的年代里，虽然美国人设计和生产了一些高质量的镜头，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要么是由德国血统的美国人生产的，要么是德国镜头的变种。事实上，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光学技术的领军者在其他国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并非某个国家或种族能一直拥有最先进的光学技术，这些技术从来都不是随机或均匀分布的。相反，这些技术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只是在不同的世纪里可能会集中在不同的地方。同样，光学技术在这方面也不是一个特例。光学技术的例子描述了这样一种存在于很多其他领域的常规特点。……
我们在二十多个国家调查了十几个人群，但是这只能代表在几个世纪里跨越我们所生活的星球进行移民的广大群体的一小部分。我们通过这个调查所描绘的文化历史，让我们能够瞥见文化传承的巨大作用和它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文化覆盖了人类所思所想的广泛领域，浅到人们的穿着样式，深到一个人愿意为什么献身。一些人对文化或“高雅文化”的理解仅限于艺术、音乐和文学。但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涵盖是包括技能、价值观、传统，以及思维和行动的不可言表的习惯的巨大图谱，而这些“高雅文化”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文化不仅仅是能够引发人们情绪依赖的习俗，也不仅仅是让人们可以捶胸顿足的“身份”徽章，文化是完成基本生活活动的方式。这些基本生活活动可能包括物种的繁衍，知识的传递，对变化和死亡冲击的消化吸收，等等。文化的重要性在时间、噪声、安全、清洁、暴力、节俭、知识、性和艺术等不同领域各不相同。而这些不同反过来体现为社会选择、经济效率和政治稳定性的不同。虽然文化跨越种族，但是显然，特定的文化往往和特定的种族或民族相关联。不论地理怎么说，澳大利亚人都是欧洲人。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语言和外貌特征，还因为他们的生育模式、技术、哲学、社会习俗和政府结构。这些特点让他们成为存在于1万英里以外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他们的邻居巴布亚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区别开。当文化不仅仅被看作人群之间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就能更好地把它们当作人力资本的巨大集合来欣赏了。西欧在罗马帝国崩塌之后怎样退化，花了多少个世纪才恢复到罗马时代的经济水平、物理基础，社会与政治是否存在一致性，要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看清一代人或一个种族是怎样沦落到一种令人惭愧的程度的。在罗马帝国崩塌之后，西欧的种族还是以前的种族，但是文化机构的解体让这些人能取得的物质和文化资源比他们的祖先要少得多。城市和城镇萎缩了，一些甚至消失了，工业消失了，法律和秩序崩溃了。在一些地方，文盲甚至成为常态，即便在贵族中也是如此。中世纪的欧洲为我们展现出一幅阴冷的图景。一千年前，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森林覆盖着。野生动物遍布整个森林。根据当时人的想象，森林里还有精灵、矮人和邪恶的灵魂。森林中有无数的沼泽向四处蔓延。在南部虐蚊创造出一种令人压抑的痛苦和死亡的氛围。零零星星的城镇散落在古罗马帝国的领土范围内，它们看起来更像是村庄而不是城镇。而其他地方连城镇都没有，只有屈指可数的狭小肮脏的村庄。
欧洲内部从未属于罗马帝国一部分的区域，甚至更落后。中世纪东欧的城镇比西欧的更少。在中世纪涌入中欧东部和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不但是文盲，而且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根本就不存在识字的基础。从一些文化层面来说，欧洲从罗马帝国的崩塌中恢复过来花费了几个世纪。但是从另外一些层面来说，这个过程花费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直到19世纪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欧洲没有哪个城市的供水系统像罗马时代那样可靠。这种大规模悲剧性的倒退是一个清醒的提示，告诉我们一种文明的文化资本有多么重要，个人的“能力”甚至一整代人的努力和才华与此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毋庸置疑，个人的头脑容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大，降生在欧洲最黑暗时代有潜力的天才和降生在取得伟大成就时代的天才一样多。人们缺乏的只是“利用国家和时代这个大银行和大资本的可能性”——柏克在另外一种情景下做了这样的描述。随着罗马社会的崩塌，这样的文化传播机构随之消失了。反过来讲，文化资本的快速积累同样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快速积累只能通过借鉴其他文化来获取，至少刚开始是这样的。苏格兰人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欧洲文明的落后位置。但是在现代社会，苏格兰人迅速崛起，在18世纪的很多领域里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力量。这同样为我们阐述了文化进步的力量。日本同样在仅仅一个世纪里平地崛起，冲到经济和技术的前沿。这说明即便是在一个缺乏自发发生现代化所需的大多数自然资源的国家里，人们也能够通过获取一种新的文化资本获得巨大的力量。这种历史性的进步能够让我们从心底感受到人类隐藏的能力。但是不论我们的感受多么强烈，我们都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即这种能力可能会隐藏相当长的时间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可以说文化只是不同，在任何角度上都没有优劣之分，只是观察角度和个人喜好不同，这听起来很高尚。但是这种论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认为一种看待文化差异的方式比其他看待文化差异的方式好。换言之，这种论调认为当代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喜好的文化相对论比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喜好的文化观点要好。说文化不同无关紧要，这几乎就是说因果关系无关紧要。瘟疫从远古时代就纠缠着人类。想要躲避疾病带来的绝望，人们必须要么自己具备现代医学科学的文化资本，要么能够找到具备这种文化资本的其他人。当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已经通过接种疫苗将天花控制住之后，东欧和巴尔干的人还在继续忍受天花的肆虐。因为疫苗接种技术就是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所具备的文化资本中的一种，而这种文化资本对东欧和巴尔干人来说，是姗姗来迟的。当欧洲的穷人也能获得现代药物时，同样的疾病继续折磨着远离西方医药成就中心的穷人。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角度和个人喜好的问题。文化资本数量和种类的广泛差异让不同人群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别在事实上不可避免。从政治的角度看，人们往往会忽略历史造就的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而在当前社会的失败中寻找造成这种经济和社会差别的原因。比如，美国主要黑人民权运动组织的领袖在1994年这样说：“大约有一半非洲裔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许多黑人社区的婴儿死亡率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相当。住房、犯罪和教育的统计学数据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悲惨的陈述，让我们看到绝望和不平等。与此同时，在一些调查中，超过60%的白人说黑人现在有平等的机会了。”
这些差异很有可能是由影响行为和态度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也很有可能是由带到工作场所的人力资本造成的，而不是当前的社会行为造成的。但是不论是在这个演讲中，还是在媒体或学术世界的文章中，这种可能性基本上都没有得到什么关注。更何况，有大学学位的美国黑人夫妇的收入水平其实和有大学学位的美国白人夫妇是一样的。甚至在25年前，在有图书和图书馆借阅卡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黑人男性的收入也已经和在有类似优势和类似教育背景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白人男性相同了。
虽然从总体上讲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白人婴儿要高，但是完整黑人家庭婴儿的死亡率事实上要低于白人单亲母亲家庭，哪怕这个白人母亲的教育程度比和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的黑人母亲高。简而言之，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对社会不幸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人们在考虑这些社会不幸时并不总是考虑这些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这些问题远远超越了责怪一个群体，或者将罪过归咎于社会的水平。未来的改善取决于当前的努力有多少被用于开发一个人群的内部资源，又有多少被用于寻求周围社会的政治变革。文化发展和文化差异不仅影响不同人群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也影响着经济发展过程所牵扯的种族和种族主义。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一下这些问题。一个国家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移民群体可能快速地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转变削弱了一种观念，那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持久性的社会阶层将人们冻结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事实上，我们前面几个章节回顾的历史提示我们，更加有意义的二分法是“做事情的人”和“不做事情的人”。多数人群和国家都曾经在其历史的不同时期扮演过不同的角色，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人群和国家创造了额外的财富，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不能，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考虑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另外一些考虑财富分配的知识和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里，财富的创造就好像被视为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物，就好像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不均匀分布只是因为邪恶的力量或险恶的阴谋。创造财富的内在先决条件一旦确定了，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不均匀既不令人讶异，也不存在内在的可疑性。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期待这些先决条件会均匀分布，我们不能以种族、阶级、性别或其他社群这些强加的影响因素取代学术标准、雇佣标准和其他标准。虽然文化之间相互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会导致不同文化产品产生输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拥有不再发挥作用的文化产品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必将成为失败者。事实刚好相反，很多时候这些人主动欣赏和拥抱更加广阔的文化，并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个过程不但表现出观察者的价值观，而且通过该人群的行为揭示了他们的偏好。因为他们放弃了他们传统的做事方式，选择了在其他文化中发现的新方式。这也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特殊行为，在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中就存在着广泛的彼此借鉴。在基督诞生的几千年之前，中东的冶金技术扩散到中亚的大草原。中亚发展出来的骑马技术和乐器传播到中国。在几个世纪里，火药、造纸、印刷、瓷器、丝绸、运河水闸、手推车、大小船只上的方向舵和纸牌等产品和工具从中国流向欧洲。与此相对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风格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古代朝鲜的文化基本上都源于中国。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化交流都有快乐的结局。一些群体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文化，在好几代甚至好几个世纪里以各种方式遭受着压迫。这是犹太人在欧洲和中亚的命运，不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都是如此。我们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评估是不是多数的文化竞争都有快乐或不快乐的结局，相反，我们讨论的目的是想说明文化的竞争既发生在不同社会之间，也发生在同一个社会之内。
文化竞争发生在不同的水平上。最明显的竞争形式就是战争，征服战争的结果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双方的后人说什么样的语言，运用什么样的思维逻辑，用什么样的价值观管理他们的道德世界。西半球成了欧洲文明的前哨站，因为欧洲人在世界的这个区域赢得了征服战争。今天，即便是西半球痛恨欧洲文明的人，也要用欧洲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愤恨，并且用欧洲的道德观来阐述欧洲文明的不道德。他们所提议的其他解决方案往往也遵从欧洲的观念。比如，泛非主义并不是一种非洲观点，而是一种用来阐述非洲问题的欧洲观点。同样的观念还有泛斯拉夫主义和泛德意志主义，但是这两种观念和非洲强烈的地区和部落忠诚比较起来，其共性要差很多。后独立时代的一代非洲领导人大都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他们都宣扬泛非主义，试图将因部落竞争造成社会撕裂的国家统一在一起。战争只是文化竞争的一种形式。更持久也更普遍存在的竞争存在于为人类服务的实用的文化领域，比如食物的种植和对星球运动轨迹的理解。农业技术和天文学是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进而对全世界造成影响的多种事物中的两个。哪怕一种文化比另外一种文化高级，这种文化也很难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满意。所以，为被抛弃的文化丢失的美好面而悲痛惋惜既常见也非常值得理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愁绪而否定历史，或者利用公共财富复活已经被摒弃的文化，更没有必要强求他人出于义务欣赏那些被摒弃的文化。归根结底，我们没有必要鼓励那些通过文化借鉴取得进步的人退化到他们本来文化的角落里。外界广阔的世界早就已经成了人类、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文化源泉，我们没有必要让这些人承受巨大的压力，考验他们在与世隔绝的文化条件下能够取得多大的进步。
移民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群间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机会，还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后果。这些消极的后果既包括社会隔阂，也包括疾病传播，甚至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哪怕移民群体能够为他们到达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生活也往往含有犯罪因素。他们对法律执行机构的毁坏和腐化会影响周围更大的社会。海外华人的堂会和意大利移民的黑手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隐藏在欧洲和美国的穆斯林移民中的国际恐怖分子则是近期的例子。……移民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彼此交错，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特长、不同戒律和不同行事规则的人形成了社会的不同层面。移民可能在很多方面和他们现在生活的国家的人们存在不同，从他们看待彼此的方式的不同到他们对噪声的反应的不同，或者他们丢垃圾的方式的不同。一个足够连贯的外来移民群体可能会给他们定居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性带来挑战。19世纪早期，定居在墨西哥的一个地区的美国人同意接受墨西哥的法律、语言、宗教信仰和国籍。但是事实上，后来他们开始反叛和脱离墨西哥，最终加入美国。在古代，野蛮人和平地在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定居下来。但是这为他们后来攻击罗马帝国并让后者毁于一旦奏响了序曲。现代以色列的建立完全出于之前几个世纪大规模迁移到中东这部分地区的人的要求和起义。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评判这些特定的事件是好事还是坏事，而是想说移民可能会显著地影响一个社会的构造，甚至最终消融那些将一个国家绑定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即便没有领土要求的移民也可能会造成国家的割裂和冲突。事实上，提出要求的可能并非移民本身。比如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本地人中“多元文化”的倡导者提出一系列项目来保存外来人口的文化和语言，其中多多少少都带有对本国机构和传统的仇恨。在美国，许多移民都在法律上有权利通过“平权法案”享受优惠待遇。这些“平权法案”从表面上看建立的初衷是补偿发生在当代移民之前的历史性错误。不论是多元文化还是“平权法案”，都增大了消化移民所需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限于增加了本地人对外来移民的仇恨。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从总体上讲让移民消化吸收的代价更高，而且这些政策还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移民，或者减少移民的选择性。政府如果不提供帮助或者提供很少的帮助，其中的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动机或野心进行移民。西欧和美国的福利社会都生发出一种反对移民的感情和运动。不幸的是，对于将提倡移民作为一种标志性行为的意识形态狂热者来说，来自大众的憎恨只是让他们更加确定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他们并不把这些憎恨当作一种社会警告，告诉他们宽松的移民法、来自福利社会的优待和让外来人口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这些行为正酝酿着一种可能爆发的冲突。迫害和武装冲突在世界各地造成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四处寻求避难所，却发现这样的避难所越来越难找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发生社会冲突将尤其悲惨。当绝望的难民在国境线上被拒绝时，当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对移民本身的反对，还来自对意识形态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和政治福利的反对时，这样的人间惨剧将会加倍惨痛。这些被反对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将移民当作他们对自己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的反抗。
就像移民事件同时包含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样，移民全体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晚期到达美国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因为福利移民的不到5%，但是在越南移民中这个比例超过1/4，而在柬埔寨移民中这个比例接近一半。国内的意识形态特点可能会让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的选择性难以实现，因此这些移民输入国要么失去了对边境的控制，要么总体上对移民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政策。移民在历史性上起到了将技能、技术和人力从资源相对充沛的地区转移到稀缺地区的作用，并且带来里程碑式的结果。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仅是通过肉体的转移实现的。知识、技能和技术的转移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工业以及即时电子通信的发展，知识、技能和技术的转移越来越不依赖于肉体的转移。但是时间和工业以及通信的发展又使得肉体的转移变得如此便宜，因而使更大规模、更大跨度的移民成为可能，也使移民越来越没有选择性。移民事实上是不是更加没有选择性这件事情很难确定，特别是在野心和毅力这些选择性因素不可量化而教育这样的选择性因素又很模糊的情况下。以20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的移民为例，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在增长，但是和美国人接受教育的时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因为这个时期，美国教育的发展更快。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人力资本等同起来，我们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很多将整个国家带往现代化的商业世界的移民刚刚到达时都没有或很少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比如西非的黎巴嫩人和东南亚的中国人。反过来说，很多学校教育并不能培育技能。虽然有时这些教育会抬高预期甚至增加政治不稳定性，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如此。在一些特定国家的特定时间段里，移民的质量可能有一些经验性的事实。无论如何，肉体的转移和人力资本的扩散变得越来越可分割。所以移民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职责在未来可能不再存在。那些能够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最多人力资本的国家的对外移民数量将越来越小。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和20世纪晚期日本移民和德国移民相匹敌的大规模移民。像过去的犹太人或胡格诺派那样具有宝贵的人力成本的难民移民仅仅是为了躲避迫害，因此他们会让奥斯曼帝国、瑞士、英格兰或美国这样的移民输入国受益。但是很多其他难民并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本，20世纪晚期到达美国的很多难民依赖于社会福利的时间通常比美国公民或其他移民长得多。简而言之，国际移民从转移人力资本的角度讲，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没有效率的手段。尤其是在和其他正在兴起或正在变得重要的手段相比时。在世界范围内共享人力资本的一个方式就是国际贸易，以及在彼此的国家设立企业。以日本为例，这个国家事实上几乎是不允许移民的，但是它成了世界上最领先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其方式就是在全世界不同国家建立日本企业，推出用日本的方法生产的日本产品。以1992年为例，丰田汽车在美国生产了超过34.5万辆汽车，本田生产了超过45万辆。同时，通用汽车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轿车只有一半左右是在美国生产的。不论是技术类还是管理类的人力资本，都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扩散。即便是在过去的一些世纪中，旅居者也可以在不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情况下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当英国是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时，英国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19世纪早期将英国的技术带到德国和美国，并在19世纪晚期将这些技术带到日本。技术转移为这些国家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让它们成为主导工业力量，并最终遮盖了英国的光芒。在其他国家也一样，英国的铁路和英国的纺织机在印度、非洲和南美洲都成为行业标准。来自各个国家的旅居者都来到英国吸取人力资本，用以推动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之后的时代里，这些旅居者也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家从事类似的学习。这种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技术知识，而且包括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并在经济上可行的企业中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科学知识和组织管理技能。正是这些科学知识将技术转变成产品，并在经济上可运转的企业里生产了这些产品。足够的人力资本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转移到另外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就可以培训其他人，从而在国际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历史上通过移民传递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旅居者在更加发达的社会里学习了知识、技术和态度之后返乡。但是相比允许移民自由进入的移民输入国，这对允许移民自由离开的移民输出国更加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转移人力资本的方式变得更重要。20世纪晚期，在美国的大学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人的比例在很多领域都有提高，尤其是在数学和工程领域。1993年，美国公民只获得了美国颁发的工程博士学位的39%。除了通过教育传播技术，专业书籍和杂志、跨国公司、国际计算机网络、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都在人力资本的国际转移中发挥了促进作用，而这些方式都不牵扯永久性的迁移。以各种形式发生的移民历史是人类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移民输入国来说，大规模移民本身不再是一个紧迫的需求，因为出现了越来越多更加节省资源且更利于避免社会冲突的转移人力资本的方式。即便如此，移民的原因和结果不论对现在还是未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移民起于贫贱并终获富足，他们提高了他们周围社会的经济水平。当很多人都在担心财富的分配时，移民的历史将人们的关注点重新聚焦于创造财富的重要性。这些移民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而且为我们带来了人类的灵感。
本文节选自新书《移民与文化》，托马斯·索维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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