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知识分子的责任

Václav Havel 新少数派

这是哈维尔1995年3月31日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演讲的文本

哈维尔：知识分子的责任

黄灿然译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隔一阵子，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普尔。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模式。

一

波普尔深刻的批评——得到他丰富证据支持的批评——的一个目标，是一个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普尔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模式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在极权制度下生活过数十年的个人经验，我可以证实波普尔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一种据称是有关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论导致一个乌托邦的崛起，该乌托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地球上的天堂，最终却产生了古拉格群岛，以及导致很多民族遭受无尽的痛苦，人类遭受无尽的践踏。任何事物以任何方式反对它的世界观——也即质疑它或实际上证明它是错的——都被无情地压碎。不用说，有着无比多样性和不可预知性的生命是无法塞入这个粗暴的樊笼的。樊笼的守卫者们只能压制和摧毁他们无法使之屈就的事物。最后，他们只好向生命本身及其最内在的本质宣战。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具体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这不仅仅是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普尔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通过不断与经验保持联系和不断使经验得到充实，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是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知晓一切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极权制度下的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可能，人都应该完全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当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普尔在那些自认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服务于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认为社会无非是一部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以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并且我绝不赞成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些特定领域的局部改善，即使他们总要等待看是否适合作出改变，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全面的实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的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朋友这席话迫使我就我所说的话甚至波普尔所写的书作出补充。确实，社会、世界、宇宙——存在本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互相联系维持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意识到一切活动都互相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这种互相联系则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普尔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念，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普尔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全球性的互相关系，同时心中应该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关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超越鼠目寸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看清我们暂时性或集团性利益以外更广阔的互相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互相联系的全部真相。恰恰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互相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一部分原因是对“知识分子"这个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姑且让我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总的来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脉络。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绝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绝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泛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个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异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由于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便往往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常见原因。就此而言，难道纳粹意识形态的先驱们和极权意识形态的创始者们不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吗？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从德国以前的赤旅到波尔布特——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没有制造或推行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未能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背叛”这句话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总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对人类很危险的物种这一看法的根源。

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断然排斥社会主义计划走向排斥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认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荒谬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个更广泛的脉络，用更全球性的眼光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们认同人类、人类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促进人权，并主张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知名国家的人民遭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对未来世代能否过上可忍受的生活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

我的看法很简单：见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诱人召唤。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更不要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怀着谦虚看待世界并且怀着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是明显不过的，我们却不能以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为借口而禁止他们进入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实际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而不是一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位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互相联系着的全球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任的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译自《纽约书评》1995年6月22日

原载《人与散文1：宿命的召唤》，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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