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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两套叙事:“老美国”vs.“新美国”

新少数派 2021-03-1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保守主义评论 Author 万吉庆 译


按:本文初次发表于2017年2月9日,今天读来似仍能给人启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1942- ) ,英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撒切尔夫人的演讲撰写人。1988-1997年间,曾担任美国保守派期刊《国家评论》的编辑,目前是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主席,也是国家评论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评论》,英文标题“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a Nation”。转自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


当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你只能在两种对立的叙事中选其一。

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多次精明而不失敏感地指出,两个美国——不是富人的美国与穷人的美国,而是老美国和新美国——正在争夺主导权。不过,据我所知,这是杜塔特第一次预言:新美国将取代老美国,并将自己树立成真实的美国。不过,取代过程以何种方式呈现,以及此过程是否会伴随暴力,杜塔特表示一无所知。

点评杜塔特的文章并非易事,因为它们篇幅甚大,不适合整段引用。为此,笔者把杜塔特对两个美国以及两套对立叙事的描述,重新做了编排。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04/opinion/who-are-we.html

不久之前,老美国依然无可争议,诚如杜塔特所言,至今它依然是数百万计的美国人所理解的那个美国:

他们自视为定居者而非移民,他们认同清教徒先辈和建国先贤,认同刘易斯与克拉克(Lewis and Clark),认同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认同萝拉·英格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他们接受围绕南北战争形成的伊利亚特神话,赞同“(种族)大熔炉”而非文化多元主义,他们认为犹太—基督教是公民宗教,区别于那种“有信仰但不信教”之人。

译注: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杰斐逊任总统期间,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不久之后,杰斐逊授命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队,对西部新获得的领土做测绘工作,探险活动从1804年持续至1806年;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国19世纪的民间英雄、西部拓荒者、士兵、政治家;萝拉·英格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美国女作家,代表作是《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讲述了西部拓荒生活。


而新美国则拒斥上述传统:

它(新美国)接受了左翼的叙事,认为美国的过去是种族主义的、厌女的(misogynist)、强盗贵族的历史,同时也接纳了主流自由派的叙事,这种叙事在林-曼纽·米兰达的《汉密尔顿》歌剧,在艾玛·拉撒路(Emma Lazarus)那里展现地淋漓尽致。尽管,其他美国人未必接受这种叙事。

译注:林-曼纽·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1980~),美国演员、剧作家,知名代表作为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和《在高处》(In the Heights)。艾玛·拉撒路(Emma Lazarus,1849~1887),美国犹太裔女诗人,代表作是十四行诗《新巨人像》(The New Colossus),后来被镌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


正如杜塔特所言,两大政党及其党政精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老美国将逐渐让位于新美国,一个全新的美国将会出现,尽管该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不过最终,各主要社团将会实现大体的宽容。

因此,两党认为有责任确保美国国家认同的渐进转型,确保其免于暴力和不必要的冲突。为什么不会(产生暴力)?难道不是必然的吗?所以,这要求两大政党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合谋”,比如不能强硬地反对“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不能发动民间力量反对大规模移民,以及在这上述议题上,不对选民兑现竞选承诺。

这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川普出场,把这些(心照不宣的)议题抛到台前。据我个人推测,川普可能无意中撞到了这些议题,结果竞选初期,在选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川普在之后的党内竞选时,强力推销这些议题。此举引发三大后果:其一,川普力挫群雄,当选为美国总统;其次,他激发了老美国的自我意识,现在老美国人决意捍卫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传统——一句话,捍卫老美国的认同。第三个效果,它激怒和吓坏了美国认同转型中的受益者,如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群体等等,更主要的是,吓坏了(转型的)发起者和主导者,这批美国精英把任何表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共同体自豪感、宗教信仰或禁欲的观点,统统解读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

现在,两个美国认同之间的冲突已经公开化(在伯克利及其他地方引起骚乱),哪一方将获胜?哪一方应该获胜?

对二者是否能够达成和解,杜塔特并不确定。在其专栏文章的最后一段,杜塔特颇为感伤地承认:

这两套叙事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两套叙事——一方是英雄的国父—拓荒者叙事,一方是黑人和印第安人信奉的真理——之间的鸿沟,很可能无法弥合。

其次,他断言,在一个民权革命的时代,在国家身份仅仅沦为一项“主张”的时代,在大规模移民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时代,川普主义者关于老美国的“排他主义”和“复辟主义”叙事,不可能战胜新美国的“普遍主义”叙事。不过,如果近距离考察这两套叙事,我们会发现,未来的图景可能更扑朔迷离。

由于其缺陷在大选期间暴露无遗,新美国的“普遍主义”观念(尽管主导了美国的文化机构)日益削弱。举例说来,在它眼中,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历史黯淡无光,尽管在此后的历史潮流中,这种观念并未占到主流地位。而且它还逐渐地把美国初期的英雄请下神坛,导致其能引以为傲的美国英雄只有马丁·路德·金。

白人、西班牙裔以及亚裔固然仰慕马丁·路德·金,不过,作为一个英雄,他远没有达到林肯之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程度。他很可能承担不起维持整个国家认同的重任。按照新美国的观念,贝拉克·奥巴马可能算第二号英雄——他强烈呼吁建立一个包括白人在内的“彩虹联盟”——但是他的统治,派性十足,很难被视作成功的总统。诚然,他的个人魅力有助于解释其经久不衰的声望,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以及远离政坛,其魅力将无可避免地消褪。

新美国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支持性力量“彩虹联盟”,由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歧,注定无法持久。从理念上讲,穆斯林和女权主义者,西班牙裔和亚裔,同性恋和黑人基督徒本应该团结一致,但现实中,它们龃龉不断,而且随着彼此的熟悉,这种分歧会愈发明显。

举例说来,如果奴隶制的记忆依然是这一联盟的黏合剂的话,那么,非洲裔美国人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即穆斯林参与奴隶贸易的时间比欧洲人和美国人更久(在穆斯林文化内部,遇到的阻力更小)。其次,亚裔在“平权行动”上,和西班牙裔、非洲裔以及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分歧愈发明显,这对其配额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长期看来,马丁·路德·金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其在同性恋群体、女权主义者和咄咄逼人的(各种族的)世俗自由派那里,成了一个“问题”英雄。

从某种角度上看,团结这些少数团体的唯一理由,便是对美国白人的共同仇视。

第三点缺陷:在这套“普遍主义”叙事里,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男子没有立足地,除了对1968年之前的美国历史悔罪。在“平权行动”之下,他们是唯一需要做出牺牲的群体,而且随着移民持续涌入,这种牺牲变得愈发沉重。此外,在种族玩笑上,只能拿白人(男子)开涮。人们在学术课程上,时不时得要求他们为“白人特权”忏悔。此外,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接受了这种简单的、无条件反白人的种族主义(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接受了反美主义),那么你会发现理论和现实是脱节的。

这种反白人的情绪,事实上从两个方面削弱了新美国的观念。

首先,它遭遇到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许多被界定为少数族裔的美国人,尤其是西班牙裔,自认为是白人,而且他们的邻居也这么认为。许多人,特别是亚裔,已经融入到白人/西班牙裔/亚裔/非洲裔种族混血的主流,种族和民族差异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那么明显。尽管官方、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权威,仍然在重提这种差异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手了;但是族际通婚和柔性的社会融合,已经克服这些压力,结果导致“白人”在美国人口中虽仍占多数,但比例逐渐下滑,由此,很难再对白人妖魔化或是很难再将其排除出“普遍主义”叙事。

其次,这种美国观将白人标签化为环境掠夺者、种族压迫者、资本主义的食利者,或者是受虐狂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观点不仅在历史上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悖,也和普通美国人对其邻居的感受格格不入。这个新美国,除非为最初定居者(译注:即清教徒)的后裔提供一席之地,否则它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得诉诸于变本加厉的恐吓、反向歧视乃至无止境的宣传——他们去年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在全国引起巨大争议——来达到目的,尽管这样越来越难做。

老美国的观念更有可能胜出。因为,它崇敬“那批白人—男子—清教徒—欧洲裔主人公,尽管他们犯下过罪行,但瑕不掩瑜,我们亏欠他们甚多”,但是并没有因此赋予其排他性或特权地位。今天最富裕的美国人,不是白人清教徒,而是亚裔以及亚裔/白人混血的家庭。

这种观念更有包容性,因为它囊括了一系列种族和宗教团体(贵格会、天主教和摩门教),尽管这些团体一开始遭到反对,但后来,他们凭借端正的品行和经济成就(他们是否接受了美国宪法和自由?)均被认可、接纳。

这种现实主义的观念,没有将美国历史上的族群划分为“英雄和恶棍”,而是一些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如何不得不通过改变,使自己和美国取得成功。

这是一种进步的观念,人们(不论是拓荒者先驱还是后来的移民)都曾经历过艰难险阻,但是,他们——被赋予了机遇和机遇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人。

在我看来,较之于新美国观——过多的基于不满(grievance),老美国观更适合充当友谊的基础。川普将其重新带回政治议题,这一点值得称赞,不过他的脾性和技巧似乎不足以团结国人。我们——或者说我本人——最终面对着这样一个矛盾。数百万计的美国人生活在这种老式的美国梦中;他们相信它;践行它。但是,有哪些人愿意站出来进一步支持它?




2020年的大选,似乎进一步印证了约翰·奥沙利文的担忧,两种认同之争并未结束。另外,关于美国的认同问题,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值得推荐阅读,可点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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